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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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您自己就能回答：我要付房租，要去市場購物，買些漂亮衣服穿，一句話，為了生活。
” “别的工種有的是嘛。
” “是嗎？羅伯特，您知道什麼是生活嗎？您生長在一個良好的、有父母庇護的家庭……您父親是幹什麼的？” “處長。
” “您瞧，您從未吃過苦，挨過餓，沒有難題，沒有繼父的打擾，沒有對你動手動腳的老闆，也不會因為拒絕他們而被解雇……” “難道這兒就沒有人動您？”他停頓了一下，“就像您現在這副模樣？” “這是我的事。
羅伯特，您喝完就走，好不好？” “我還想再要一杯雞尾酒。
” “我不會給您的。
” “那我向别的小姐要。
” “好吧。
”她歎了口氣，拿起喝空了的杯子，“但隻有您保證喝完就走，我才給您。
” “我保證。
” 酒吧裡人越來越多，有幾對男女走到隔牆後面去了，羅伯特沒有在意，他坐在吧凳上看烏麗克怎麼招待其他客人，有個顯然喝醉了的男人把一張50馬克的鈔票塞進烏麗克的胸口。
他很惱火，心想怎能這麼對待一個女人，尤其是烏麗克。
可是她居然還笑！她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她的工作，一種髒活！ 他喝了兩杯雞尾酒，自己付了錢，到快11點時烏麗克對他說：“您真的該走了，羅伯特。
”他服從了。
他點點頭，烏麗克如釋重負。
羅伯特問：“明天能在遊泳池見到您嗎？” “我不知道。
” “要是見不到，我明天晚上再來。
” “這簡直是訛詐……” “這隻是我的願望。
”他同她握手，拉着她的手的時間比一般握手的時間要長。
“您是我的球面三角學。
” “我是什麼？” “我今天本來應該去複習球面三角形的邊和角的關系，學數學！可是您的雞尾酒更好，對我更重要，明天再見……” 他放開她的手，沖着有點不知所措的她笑了笑，離開了酒台。
在前廳他又碰上被烏麗克稱為博羅的看門人。
那家夥狠狠地看着他。
博羅為他開門的時候，羅伯特說：“這下你認識我了吧，下次就少-嗦……” 博羅拉開門說：“等着瞧吧，快走，呼吸點新鮮空氣有好處……” 羅伯特剛一離開酒吧，就有一個人從陰暗的角落走到酒台。
他是個南歐人，長着黑頭發，薄薄的小胡子，他靠在酒台邊上，等烏麗克打發完一個客人。
“剛才那人是誰？”他說話帶意大利口音。
“你說誰？”烏麗克反問。
“烏拉，别裝蒜啦！剛走的那個年輕人。
” “一位客人。
” “你幾乎是在為他一人服務。
” “我看不出來。
” “你現在喜歡年輕小夥子了？” “去你的，他是頭一回來這兒。
” “博羅說，你認識他。
” “博羅是個白癡！” “烏拉，你要小心，跟這麼個年輕人不值得……他經過頭一個回合就會掉下床來，但是他什麼都看在眼裡。
看在聖母瑪利亞的分上，千萬别冒險，盡管你喜歡他。
” 烏麗克怒喝一聲：“你來試試！” “隻要你樂意，我薩爾瓦多随時奉陪。
” 他哈哈大笑，接着又消失在酒吧的陰暗角落裡，倚着牆觀察着客人。
他叫薩爾瓦多-布魯内裡，來自西西裡山區的聖馬可村，他的職業是電工。
他無疑是個值得注意的人。
“我們接到一個重要的舉報：有20公斤純海洛因，正從越南經過波蘭運往慕尼黑。
”匿名舉報人沒有說更多的情況，沒有接頭地點，沒有時間，隻提供了一個信息：“有東西來”。
對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賴伯探長來說，這個舉報就意味着他們要進入一級戒備狀态，他認定這情報屬實，而不是開玩笑，開玩笑的事他也經常遇到，對匿名舉報電話先要搞清虛實。
他在科長辦公室裡緊急召集了這次會議。
賴伯探長遺憾地聳聳肩說：“舉報人有東歐口音，可惜我們沒有錄下來——不可能每個電話都錄音，他很可能是個波蘭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蘭人聯手，為什麼波蘭人會舉報這筆能賺好幾百萬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現的。
這個新團夥的手段極其毒辣。
換句話說，在慕尼黑形成了一個新的戰場，有我們幹的了。
” “除電話以外，沒有别的情況嗎？”科長問。
“沒有，隻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經上路。
” “這就是說，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 “那舉報就沒意思了。
” “基本上沒意思。
這筆生意沒有地點，沒有時間，我們怎麼辦？” “應當要求立即加強監視波蘭邊界。
” 賴伯說是這麼說，可他知道，這個建議隻是一廂情願。
波德邊界漏洞之多就像一個篩子，加強監視從技術上和人力上說是根本不可能的。
科長的話同賴伯是一個意思： “那我們就得沿着波蘭邊界修一道‘柏林牆’。
說正經的，我們怎麼辦？” “沒辦法！”賴伯說得這麼直截了當，有幾位同事吓了一跳。
“沒辦法”這個說法在警界是個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詞兒。
“沒辦法”意味着對犯罪活動束手無策，人們不得不眼睜睜看着國際犯罪日益泛濫，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國變成他們理想的活動場所。
寬松的德國法律是各種犯罪滋長的沃土。
波恩政治家們頑固地禁止監聽電話，向犯罪分子打開了德國的市場。
賴伯探長曾在小範圍内一針見血地說過： “團夥作案隻判四年，而一個人偷稅漏稅卻判五年。
一個殺人犯隻要請個好律師，律師提出犯人在童年時曾受過心理損害，就隻能判10年。
在這10年裡，犯人乖乖地參加監牢教堂合唱團，在牢房裡畫聖母像，六年之後就被認為可以‘重返社會’而獲釋。
我們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嗎？請大家回想一下發生在德國北部的一個案件：一個女人在牢裡表現良好被提前釋放。
可是，幾個月以後，她搶劫另一個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傷。
她又被捕受審，案情很明白。
但檢察院什麼反應呢？把她放了！據說她有可以證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沒有理由監禁她！這算什麼事兒呢？再舉個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後用啤酒杯把你的腦袋砸碎了。
怎麼辦？沒事兒。
我可以證明，我幾年以前出過車禍，得了腦外傷。
精神病專家可以證明，我在行兇時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時沖動，而最重要的是‘一時’這個詞……法院決不會判我謀殺罪，至多判我誤殺罪，加上我當時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肯定從輕發落。
而實際上，我就是要殺死你，是冷酷的謀殺！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們的司法實在大有問題。
” 這會兒賴伯在會上接着說：“我們隻有憑運氣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們打進去的偵察員給我們通風報信。
不過那時候海洛因早已運到港口了。
” “我們有人打進越南人的圈子嗎？” “沒有，但我們打進了波蘭人的圈子。
” 科長說：“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波蘭人參與了，那為什麼會有波蘭人向我們舉報呢？” 賴伯一時語塞，覺
” “别的工種有的是嘛。
” “是嗎？羅伯特，您知道什麼是生活嗎？您生長在一個良好的、有父母庇護的家庭……您父親是幹什麼的？” “處長。
” “您瞧，您從未吃過苦，挨過餓，沒有難題，沒有繼父的打擾，沒有對你動手動腳的老闆，也不會因為拒絕他們而被解雇……” “難道這兒就沒有人動您？”他停頓了一下，“就像您現在這副模樣？” “這是我的事。
羅伯特，您喝完就走，好不好？” “我還想再要一杯雞尾酒。
” “我不會給您的。
” “那我向别的小姐要。
” “好吧。
”她歎了口氣，拿起喝空了的杯子，“但隻有您保證喝完就走，我才給您。
” “我保證。
” 酒吧裡人越來越多，有幾對男女走到隔牆後面去了，羅伯特沒有在意，他坐在吧凳上看烏麗克怎麼招待其他客人，有個顯然喝醉了的男人把一張50馬克的鈔票塞進烏麗克的胸口。
他很惱火，心想怎能這麼對待一個女人，尤其是烏麗克。
可是她居然還笑！她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她的工作，一種髒活！ 他喝了兩杯雞尾酒，自己付了錢，到快11點時烏麗克對他說：“您真的該走了，羅伯特。
”他服從了。
他點點頭，烏麗克如釋重負。
羅伯特問：“明天能在遊泳池見到您嗎？” “我不知道。
” “要是見不到，我明天晚上再來。
” “這簡直是訛詐……” “這隻是我的願望。
”他同她握手，拉着她的手的時間比一般握手的時間要長。
“您是我的球面三角學。
” “我是什麼？” “我今天本來應該去複習球面三角形的邊和角的關系，學數學！可是您的雞尾酒更好，對我更重要，明天再見……” 他放開她的手，沖着有點不知所措的她笑了笑，離開了酒台。
在前廳他又碰上被烏麗克稱為博羅的看門人。
那家夥狠狠地看着他。
博羅為他開門的時候，羅伯特說：“這下你認識我了吧，下次就少-嗦……” 博羅拉開門說：“等着瞧吧，快走，呼吸點新鮮空氣有好處……” 羅伯特剛一離開酒吧，就有一個人從陰暗的角落走到酒台。
他是個南歐人，長着黑頭發，薄薄的小胡子，他靠在酒台邊上，等烏麗克打發完一個客人。
“剛才那人是誰？”他說話帶意大利口音。
“你說誰？”烏麗克反問。
“烏拉，别裝蒜啦！剛走的那個年輕人。
” “一位客人。
” “你幾乎是在為他一人服務。
” “我看不出來。
” “你現在喜歡年輕小夥子了？” “去你的，他是頭一回來這兒。
” “博羅說，你認識他。
” “博羅是個白癡！” “烏拉，你要小心，跟這麼個年輕人不值得……他經過頭一個回合就會掉下床來，但是他什麼都看在眼裡。
看在聖母瑪利亞的分上，千萬别冒險，盡管你喜歡他。
” 烏麗克怒喝一聲：“你來試試！” “隻要你樂意，我薩爾瓦多随時奉陪。
” 他哈哈大笑，接着又消失在酒吧的陰暗角落裡，倚着牆觀察着客人。
他叫薩爾瓦多-布魯内裡，來自西西裡山區的聖馬可村，他的職業是電工。
他無疑是個值得注意的人。
“我們接到一個重要的舉報：有20公斤純海洛因，正從越南經過波蘭運往慕尼黑。
”匿名舉報人沒有說更多的情況，沒有接頭地點，沒有時間，隻提供了一個信息：“有東西來”。
對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賴伯探長來說，這個舉報就意味着他們要進入一級戒備狀态，他認定這情報屬實，而不是開玩笑，開玩笑的事他也經常遇到，對匿名舉報電話先要搞清虛實。
他在科長辦公室裡緊急召集了這次會議。
賴伯探長遺憾地聳聳肩說：“舉報人有東歐口音，可惜我們沒有錄下來——不可能每個電話都錄音，他很可能是個波蘭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蘭人聯手，為什麼波蘭人會舉報這筆能賺好幾百萬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現的。
這個新團夥的手段極其毒辣。
換句話說，在慕尼黑形成了一個新的戰場，有我們幹的了。
” “除電話以外，沒有别的情況嗎？”科長問。
“沒有，隻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經上路。
” “這就是說，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 “那舉報就沒意思了。
” “基本上沒意思。
這筆生意沒有地點，沒有時間，我們怎麼辦？” “應當要求立即加強監視波蘭邊界。
” 賴伯說是這麼說，可他知道，這個建議隻是一廂情願。
波德邊界漏洞之多就像一個篩子，加強監視從技術上和人力上說是根本不可能的。
科長的話同賴伯是一個意思： “那我們就得沿着波蘭邊界修一道‘柏林牆’。
說正經的，我們怎麼辦？” “沒辦法！”賴伯說得這麼直截了當，有幾位同事吓了一跳。
“沒辦法”這個說法在警界是個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詞兒。
“沒辦法”意味着對犯罪活動束手無策，人們不得不眼睜睜看着國際犯罪日益泛濫，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國變成他們理想的活動場所。
寬松的德國法律是各種犯罪滋長的沃土。
波恩政治家們頑固地禁止監聽電話，向犯罪分子打開了德國的市場。
賴伯探長曾在小範圍内一針見血地說過： “團夥作案隻判四年，而一個人偷稅漏稅卻判五年。
一個殺人犯隻要請個好律師，律師提出犯人在童年時曾受過心理損害，就隻能判10年。
在這10年裡，犯人乖乖地參加監牢教堂合唱團，在牢房裡畫聖母像，六年之後就被認為可以‘重返社會’而獲釋。
我們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嗎？請大家回想一下發生在德國北部的一個案件：一個女人在牢裡表現良好被提前釋放。
可是，幾個月以後，她搶劫另一個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傷。
她又被捕受審，案情很明白。
但檢察院什麼反應呢？把她放了！據說她有可以證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沒有理由監禁她！這算什麼事兒呢？再舉個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後用啤酒杯把你的腦袋砸碎了。
怎麼辦？沒事兒。
我可以證明，我幾年以前出過車禍，得了腦外傷。
精神病專家可以證明，我在行兇時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時沖動，而最重要的是‘一時’這個詞……法院決不會判我謀殺罪，至多判我誤殺罪，加上我當時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肯定從輕發落。
而實際上，我就是要殺死你，是冷酷的謀殺！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們的司法實在大有問題。
” 這會兒賴伯在會上接着說：“我們隻有憑運氣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們打進去的偵察員給我們通風報信。
不過那時候海洛因早已運到港口了。
” “我們有人打進越南人的圈子嗎？” “沒有，但我們打進了波蘭人的圈子。
” 科長說：“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波蘭人參與了，那為什麼會有波蘭人向我們舉報呢？” 賴伯一時語塞，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