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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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盛頓，維克多-亨利被另派到作戰計劃處去了。
他什麼指示也沒從羅斯福那裡得到。
人們說，總統是不可思議的，那位海軍上校從親身體驗中也開始相信這一點。
但是他并沒由于這項任命而感到不安，盡管他好久以來一直渴望着并且以為可以得到一個海上的職務。
他現在已經安于坐辦公室，這比什麼——比他的雙鬓終于開始花白，比他的前額和嘴巴周圍的皺紋更加顯眼，比他在網球場上更加安詳的步子——都更表明維克多-亨利正在起着變化。
在倫敦和柏林呆過之後，一九四一年一月的華盛頓使他感到隻不過是一幅充滿了争辯、宴會、縱酒、混亂、麻木不仁和揮金似土的令人沮喪的圖景，不祥地酷似淪陷之前的巴黎。
經過好長時間他才習慣于這裡的燈火輝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車，精緻——過于豐富的食品，以及對戰争的愚昧和漠不關心。
帕格每次同軍人和他們的妻子交談，發現他們隻讨論遠處的戰争可能對他們自己渺小的生活帶來的些許好處。
海軍學校畢業出來的象他那樣才具的同學，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級的海上主要指揮崗位。
他知道人們都把他看作一個倒楣鬼，一個由于官運不濟而沉下去的新人。
他關心過戰争，關心過在他看來頗為黯淡的美國前途。
可是現在他幾乎不再關心什麼了。
海軍仍舊象往常那樣全神貫注在日本方面。
每逢總統作出一項加強大西洋艦隊的決定，就必然在海軍部和陸海軍俱樂部裡引起一片憤怒的怨聲和狡黠的搖頭。
他試着談論德國人，他的朋友們就都對他側目而視。
他們打趣的神情幾乎在說：他是個沒人理睬的持荒謬成見的人，在就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務上大事誇張，以便吹噓他自己的重要性。
國會裡和報紙上關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鬧的辯論在他看來既不合邏輯，又文不對題。
希特勒當時不對美國宣戰隻是為了适應他自己的計劃，僅此而已。
對美國人民來說，更配他們胃口的顯然是僞裝中立，同時開始緩慢地、斤斤計較地幫英國的忙——每朝這個方向邁一步，都要經過一番争辯。
這是兩個簡單的事實，但在唇槍舌劍中它們都被遺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呆在作戰計劃處，因為在這裡，他是在另一個世界工作，一個秘密的、很小的、隻講現實不動感情的世界。
一月初，他和軍事計劃處的其他幾個軍官一道開始跟英國軍事人員“對話”。
在理論上，勃納-沃克勳爵和他所率領的代表團在華盛頓是為了視察或采購之類的暧昧使命。
表面上，談判隻限于低級的初步探讨，對任何一方都不具約束力，總統、陸軍參謀長和海軍作戰部長對這些談判也不聞不問。
實際上，三月一日，通過這些次會商就正在完成一個書面的全球作戰計劃。
這個計劃估計到日本遲早要發現進攻，但是這個協定中關鍵性的決定立足于四個字：“德國第一”。
使維克多-亨利振奮的是美國陸軍航空兵團及空軍的計劃人員都同意了這一點，同時相當出他意料之外并使他高興的是，本 登将軍和另外兩位以為戰争快結束了的海軍同僚也同意了——而海軍的其他人員卻仍舊按部就班地以“桔子”（日本的代号）為假想敵人在進行老式操練和演習。
在帕格-亨利看來，很清楚，日本倘若參戰，以它那每年隻有幾百萬噸的鋼産量，一旦德國打敗了，它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然而如果德國人把英國打垮，把英國的艦隊拿到手，他們就可以征服一個一個的大陸，越打越強大，日本怎麼樣 都無關緊要。
從他在陸海軍俱樂部的交談中，他知道這個“德國第一”的決定要是洩漏出去，是會引起一場難以想象的風波的。
從總統算起，他是極少數（也許不到二十個）知道這一機密的美國人。
也許這是治理國家大事的一種奇特方式，可是使他驚訝的是——他的驚訝從來不曾完全消失過——事情就是這樣進行着的。
參與這個左右全局的默默無聞的工作使他感到滿足。
他的生活是極為離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報紙或者從廣播上聽完頭天國會裡關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辯論之後，早晨就來到舊海軍部大樓幾間處在遠僻一角的單調的小辦公室裡，坐下來跟英國人開始另一天關于全球作戰計劃的工作。
幾個知道“對話”内情的高級官員竟能一點不動聲色地掩蓋一切，這給帕格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對這樣一個需要長官如此弄虛作假、需要用種種甜言蜜語哄騙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動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
有一回這些計劃人員經過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隻穿着襯衫圍着收音機坐下來聽馬歇爾将軍向參儀院的一個委員會作證。
他們聽到這位陸軍參謀 長（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聯想到喬治-華盛頓）向參議員們保證美國并無參戰的意向，目前也沒有大規模擴軍的必要。
當時計劃人員正以美國軍隊到一九四三年擴充到五百萬人為基礎讨論着一個分配方案——這一方案馬歇爾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對勃納-沃克說，“也許隻有在一點上你能替民主辯護，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壞。
” “壞在哪裡？”這是那位空軍準将尖刻的回答。
“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戰争，旁的優點就都不算數啦。
” 勃納-沃克已經充分地掌握了“登陸艇”這個問題，帕格同他合作得很好。
在計劃人員中間，已精心制造出一個關于亨利上校的女友“艾爾西”的笑話在傳播，這個笑話其實隻是在“登陸艇”這個詞上做文字遊戲①。
他不斷地強調在一切戰場上，登陸艇對作戰都起着制約作用。
帕格在制定作戰公式時，曾把越海登陸部隊的行動統統按登陸艇的型号和數量來計算，從而給許多意圖宏偉、貌似可行的計劃潑了冷水。
往往有人會說：“帕格的女友艾爾西又在作怪啦。
”他堅持把住這一關，勃納-沃克總是支持他。
①原文“登陸艇”的縮寫“LC”與女性名字“艾爾西”（Elsie）同音。
亨利輕易遇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
她是作為這位空軍準将的打字員兼助手到美國來的，被塞在英國采購團的一間辦公室裡，顯然累得要命，臉上總是憔悴不堪。
他第一次見到帕米拉，通身都有一種驚喜交集的感覺。
當時她站在勃納-沃克身旁，用熾熱的眼光望着他。
她沒寫信告訴他說要來。
他們隻約會喝過一次酒。
帕格在信裡不厭其詳地談到他和台德-伽拉德見面的經過。
他覺得她年輕極了。
他參加那次轟炸任務之後曾對這個姑娘迷戀了一陣，這會兒在華盛頓熙熙攘攘的維拉德酒吧間回想起來，仿佛是個遙遠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插曲。
可是，和她相處的那一個小時，他感到溫暖而愉快。
自那以後，每逢見到了她，就是他可喜的一天。
他隻憑偶然機會跟她相遇，沒給她打電話，也沒要求再度跟她見面。
她雖然見到他時總顯得很高興，但也沒采取行動使他們見面的次數更多一些。
就象一個大學青年渴望着成名、一個流亡者渴望着回到故鄉一樣，這位四十九歲的海軍上校有時也冥想着跟這個年輕的英國女人搞一次戀愛将是什麼滋味。
然而這僅僅是他的幻想而已。
按照他的方式，他對他的妻子依舊是忠實的。
他 回來的時候，羅達帶着一種撲朔迷離的複雜心情迎接丈夫——一下子顯得恩愛備至，甚至情欲大發，一下子又陷入深沉的憂郁、冷漠，大發脾氣，抱怨不該從紐約搬到華盛頓來。
最後她穩定在一種低溫的、不即不離的狀态，成天為“援英募集運動”和她以前的那個音樂委員會奔忙着，時而以這樣 那樣的理由去趟紐約。
有時她漫不經心地提到巴穆-柯比——如今是“援英募集運動”的主席之一。
羅達完全象往常一樣跟帕格一道進教堂，唱聖詩，傳遞關于海軍妻子不安于室的流言蜚語。
當帕格沒能得到一個海上指揮職務而回到作戰計劃處時，她顯然很失望。
但他們又過起以前那樣的日常生活來，帕格也忙得顧不及去怎麼擔心羅達那一直也不平衡的情緒了。
有時聽到孩子們的消息，間或使他們接近一下。
拜倫那封關于他在裡斯本匆忙結婚、寫得潦潦草草的信使他們大為震驚。
這件事他們交談了好幾天。
先是着急、苦惱、相互寬慰，最後隻好安于接受這個事實。
華倫送來的照例是好消息。
他的妻子正要回華盛頓來分娩，他已經提升為中尉了。
三月初的一個星期天，帕格滿五十歲了。
他在教堂裡挨着他妻子坐着，傾聽唱詩班唱着“聖哉，聖哉，聖哉”，盡量想擺脫那種認為一生中的好機會都錯過了的感覺。
他計算着自己的幸福：他妻子仍然很漂亮，還頗懂情趣；如果她有什麼不足之處，哪個女人沒有呢？他的兩個兒子都是海軍軍官，女兒經濟上也已經獨立了，而且很聰明。
也許他在事業上遇到了挫折，但他還是在一個職位上做着有益的工作。
他實在沒什麼可抱怨的。
羅達坐在他身旁，主要在想：自從她丈夫從海外歸來，不久就要第一次和巴穆-柯比面對面地會晤了。
羅達舉行宴會的那個晚上，暴風雪把首都堵塞了。
七點一刻光景，她的客人們——包括柯比，零零落落地都到了，撣着身上的雪，跺着腳上的雪。
可是宴會仍沒能開始。
帕格還蹤迹不明。
特拉西巷這所小巧精緻、帶家具的房子是從一位擁有百萬家資的單身漢（如今是駐巴西的大使）手裡租到的。
這時羅達正在那窄小的、熱氣騰騰的廚房裡作最後的檢查，看到一切都準備得很妥善：湯是熱的，鴨子很嫩，蔬菜正開着鍋，廚師正在為了到時候不開飯而發着脾氣。
經過走廊時她對着穿衣鏡皺了皺眉頭，整理了一下發式，然後趕快又去招待客人們了。
羅達穿的是一件非常合她身腰的銀色禮服。
她面色紅潤，眼睛帶着亢奮，閃閃發光。
在起居室裡，柯比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正坐在大躺椅上交談，梅德琳和傑妮絲在一個角落裡交頭接耳。
在燃着木柴的壁爐前面，埃裡斯特-塔茨伯利和勃納-沃克勳爵正跟新近當選的拉古秋參議員和他妻子分别坐在兩張相對的長椅上閑聊。
宴會的客人是雜湊起來的。
但是既然這不過是為“援英募集運動”義演的音樂會前的一次宴會，她也就不在乎這些了。
她心裡主要考慮的是帕格和柯比之間的會晤。
“咱們再等十分鐘，”羅達在科學家身旁坐了下來。
“再不來的話，咱們隻好吃了。
我是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 “亨利上校在哪兒呢？”帕米拉鎮定地問。
她那件淡紫色
他什麼指示也沒從羅斯福那裡得到。
人們說，總統是不可思議的，那位海軍上校從親身體驗中也開始相信這一點。
但是他并沒由于這項任命而感到不安，盡管他好久以來一直渴望着并且以為可以得到一個海上的職務。
他現在已經安于坐辦公室，這比什麼——比他的雙鬓終于開始花白，比他的前額和嘴巴周圍的皺紋更加顯眼，比他在網球場上更加安詳的步子——都更表明維克多-亨利正在起着變化。
在倫敦和柏林呆過之後，一九四一年一月的華盛頓使他感到隻不過是一幅充滿了争辯、宴會、縱酒、混亂、麻木不仁和揮金似土的令人沮喪的圖景，不祥地酷似淪陷之前的巴黎。
經過好長時間他才習慣于這裡的燈火輝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車，精緻——過于豐富的食品，以及對戰争的愚昧和漠不關心。
帕格每次同軍人和他們的妻子交談，發現他們隻讨論遠處的戰争可能對他們自己渺小的生活帶來的些許好處。
海軍學校畢業出來的象他那樣才具的同學，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級的海上主要指揮崗位。
他知道人們都把他看作一個倒楣鬼，一個由于官運不濟而沉下去的新人。
他關心過戰争，關心過在他看來頗為黯淡的美國前途。
可是現在他幾乎不再關心什麼了。
海軍仍舊象往常那樣全神貫注在日本方面。
每逢總統作出一項加強大西洋艦隊的決定，就必然在海軍部和陸海軍俱樂部裡引起一片憤怒的怨聲和狡黠的搖頭。
他試着談論德國人，他的朋友們就都對他側目而視。
他們打趣的神情幾乎在說：他是個沒人理睬的持荒謬成見的人，在就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務上大事誇張，以便吹噓他自己的重要性。
國會裡和報紙上關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鬧的辯論在他看來既不合邏輯，又文不對題。
希特勒當時不對美國宣戰隻是為了适應他自己的計劃，僅此而已。
對美國人民來說，更配他們胃口的顯然是僞裝中立，同時開始緩慢地、斤斤計較地幫英國的忙——每朝這個方向邁一步，都要經過一番争辯。
這是兩個簡單的事實，但在唇槍舌劍中它們都被遺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呆在作戰計劃處，因為在這裡，他是在另一個世界工作，一個秘密的、很小的、隻講現實不動感情的世界。
一月初，他和軍事計劃處的其他幾個軍官一道開始跟英國軍事人員“對話”。
在理論上，勃納-沃克勳爵和他所率領的代表團在華盛頓是為了視察或采購之類的暧昧使命。
表面上，談判隻限于低級的初步探讨，對任何一方都不具約束力，總統、陸軍參謀長和海軍作戰部長對這些談判也不聞不問。
實際上，三月一日，通過這些次會商就正在完成一個書面的全球作戰計劃。
這個計劃估計到日本遲早要發現進攻，但是這個協定中關鍵性的決定立足于四個字：“德國第一”。
使維克多-亨利振奮的是美國陸軍航空兵團及空軍的計劃人員都同意了這一點，同時相當出他意料之外并使他高興的是，本 登将軍和另外兩位以為戰争快結束了的海軍同僚也同意了——而海軍的其他人員卻仍舊按部就班地以“桔子”（日本的代号）為假想敵人在進行老式操練和演習。
在帕格-亨利看來，很清楚，日本倘若參戰，以它那每年隻有幾百萬噸的鋼産量，一旦德國打敗了，它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然而如果德國人把英國打垮，把英國的艦隊拿到手，他們就可以征服一個一個的大陸，越打越強大，日本怎麼樣 都無關緊要。
從他在陸海軍俱樂部的交談中，他知道這個“德國第一”的決定要是洩漏出去，是會引起一場難以想象的風波的。
從總統算起，他是極少數（也許不到二十個）知道這一機密的美國人。
也許這是治理國家大事的一種奇特方式，可是使他驚訝的是——他的驚訝從來不曾完全消失過——事情就是這樣進行着的。
參與這個左右全局的默默無聞的工作使他感到滿足。
他的生活是極為離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報紙或者從廣播上聽完頭天國會裡關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辯論之後，早晨就來到舊海軍部大樓幾間處在遠僻一角的單調的小辦公室裡，坐下來跟英國人開始另一天關于全球作戰計劃的工作。
幾個知道“對話”内情的高級官員竟能一點不動聲色地掩蓋一切，這給帕格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對這樣一個需要長官如此弄虛作假、需要用種種甜言蜜語哄騙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動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
有一回這些計劃人員經過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隻穿着襯衫圍着收音機坐下來聽馬歇爾将軍向參儀院的一個委員會作證。
他們聽到這位陸軍參謀 長（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聯想到喬治-華盛頓）向參議員們保證美國并無參戰的意向，目前也沒有大規模擴軍的必要。
當時計劃人員正以美國軍隊到一九四三年擴充到五百萬人為基礎讨論着一個分配方案——這一方案馬歇爾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對勃納-沃克說，“也許隻有在一點上你能替民主辯護，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壞。
” “壞在哪裡？”這是那位空軍準将尖刻的回答。
“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戰争，旁的優點就都不算數啦。
” 勃納-沃克已經充分地掌握了“登陸艇”這個問題，帕格同他合作得很好。
在計劃人員中間，已精心制造出一個關于亨利上校的女友“艾爾西”的笑話在傳播，這個笑話其實隻是在“登陸艇”這個詞上做文字遊戲①。
他不斷地強調在一切戰場上，登陸艇對作戰都起着制約作用。
帕格在制定作戰公式時，曾把越海登陸部隊的行動統統按登陸艇的型号和數量來計算，從而給許多意圖宏偉、貌似可行的計劃潑了冷水。
往往有人會說：“帕格的女友艾爾西又在作怪啦。
”他堅持把住這一關，勃納-沃克總是支持他。
①原文“登陸艇”的縮寫“LC”與女性名字“艾爾西”（Elsie）同音。
亨利輕易遇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
她是作為這位空軍準将的打字員兼助手到美國來的，被塞在英國采購團的一間辦公室裡，顯然累得要命，臉上總是憔悴不堪。
他第一次見到帕米拉，通身都有一種驚喜交集的感覺。
當時她站在勃納-沃克身旁，用熾熱的眼光望着他。
她沒寫信告訴他說要來。
他們隻約會喝過一次酒。
帕格在信裡不厭其詳地談到他和台德-伽拉德見面的經過。
他覺得她年輕極了。
他參加那次轟炸任務之後曾對這個姑娘迷戀了一陣，這會兒在華盛頓熙熙攘攘的維拉德酒吧間回想起來，仿佛是個遙遠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插曲。
可是，和她相處的那一個小時，他感到溫暖而愉快。
自那以後，每逢見到了她，就是他可喜的一天。
他隻憑偶然機會跟她相遇，沒給她打電話，也沒要求再度跟她見面。
她雖然見到他時總顯得很高興，但也沒采取行動使他們見面的次數更多一些。
就象一個大學青年渴望着成名、一個流亡者渴望着回到故鄉一樣，這位四十九歲的海軍上校有時也冥想着跟這個年輕的英國女人搞一次戀愛将是什麼滋味。
然而這僅僅是他的幻想而已。
按照他的方式，他對他的妻子依舊是忠實的。
他 回來的時候，羅達帶着一種撲朔迷離的複雜心情迎接丈夫——一下子顯得恩愛備至，甚至情欲大發，一下子又陷入深沉的憂郁、冷漠，大發脾氣，抱怨不該從紐約搬到華盛頓來。
最後她穩定在一種低溫的、不即不離的狀态，成天為“援英募集運動”和她以前的那個音樂委員會奔忙着，時而以這樣 那樣的理由去趟紐約。
有時她漫不經心地提到巴穆-柯比——如今是“援英募集運動”的主席之一。
羅達完全象往常一樣跟帕格一道進教堂，唱聖詩，傳遞關于海軍妻子不安于室的流言蜚語。
當帕格沒能得到一個海上指揮職務而回到作戰計劃處時，她顯然很失望。
但他們又過起以前那樣的日常生活來，帕格也忙得顧不及去怎麼擔心羅達那一直也不平衡的情緒了。
有時聽到孩子們的消息，間或使他們接近一下。
拜倫那封關于他在裡斯本匆忙結婚、寫得潦潦草草的信使他們大為震驚。
這件事他們交談了好幾天。
先是着急、苦惱、相互寬慰，最後隻好安于接受這個事實。
華倫送來的照例是好消息。
他的妻子正要回華盛頓來分娩，他已經提升為中尉了。
三月初的一個星期天，帕格滿五十歲了。
他在教堂裡挨着他妻子坐着，傾聽唱詩班唱着“聖哉，聖哉，聖哉”，盡量想擺脫那種認為一生中的好機會都錯過了的感覺。
他計算着自己的幸福：他妻子仍然很漂亮，還頗懂情趣；如果她有什麼不足之處，哪個女人沒有呢？他的兩個兒子都是海軍軍官，女兒經濟上也已經獨立了，而且很聰明。
也許他在事業上遇到了挫折，但他還是在一個職位上做着有益的工作。
他實在沒什麼可抱怨的。
羅達坐在他身旁，主要在想：自從她丈夫從海外歸來，不久就要第一次和巴穆-柯比面對面地會晤了。
羅達舉行宴會的那個晚上，暴風雪把首都堵塞了。
七點一刻光景，她的客人們——包括柯比，零零落落地都到了，撣着身上的雪，跺着腳上的雪。
可是宴會仍沒能開始。
帕格還蹤迹不明。
特拉西巷這所小巧精緻、帶家具的房子是從一位擁有百萬家資的單身漢（如今是駐巴西的大使）手裡租到的。
這時羅達正在那窄小的、熱氣騰騰的廚房裡作最後的檢查，看到一切都準備得很妥善：湯是熱的，鴨子很嫩，蔬菜正開着鍋，廚師正在為了到時候不開飯而發着脾氣。
經過走廊時她對着穿衣鏡皺了皺眉頭，整理了一下發式，然後趕快又去招待客人們了。
羅達穿的是一件非常合她身腰的銀色禮服。
她面色紅潤，眼睛帶着亢奮，閃閃發光。
在起居室裡，柯比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正坐在大躺椅上交談，梅德琳和傑妮絲在一個角落裡交頭接耳。
在燃着木柴的壁爐前面，埃裡斯特-塔茨伯利和勃納-沃克勳爵正跟新近當選的拉古秋參議員和他妻子分别坐在兩張相對的長椅上閑聊。
宴會的客人是雜湊起來的。
但是既然這不過是為“援英募集運動”義演的音樂會前的一次宴會，她也就不在乎這些了。
她心裡主要考慮的是帕格和柯比之間的會晤。
“咱們再等十分鐘，”羅達在科學家身旁坐了下來。
“再不來的話，咱們隻好吃了。
我是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 “亨利上校在哪兒呢？”帕米拉鎮定地問。
她那件淡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