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椰子纖維地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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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奧斯卡就這樣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從床上起身的理由。
他高興過頭，從黴臭的被褥中一躍而起，甚至用水沖洗身子，完全成了一個新人，并且說：“妙哉！”又說，“我可以從人世間得到好處！”今天，奧斯卡成了卧床者。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說，克勒普要對我實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因為當初我使他離開了他那面條廚房裡的床，現在他要讓我離開療養和護理院裡我的欄杆床。
我必須對他每周一次來探望我感到滿意，我必須洗耳恭聽他有關爵士音樂的樂觀主義宏論，他的音樂共産主義宣言，因為他卧床不起時，是個忠誠的保皇黨人，擁護英格蘭王室，但在我奪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風笛和伊麗莎白後，他馬上成了德國共産黨繳納黨費的黨員。
至今這仍是他的一項非法的業餘愛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腸，一邊向站在酒櫃前細看酒瓶商标的沒有危險的小人物們講述，全日工作的爵士樂隊和蘇聯農莊都是使人幸福的團體。
當今的社會為一個從睡夢中驚醒的人所提供的機會是很少的。
克勒普一旦離開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為同志——這甚至在被宣布為非法後更具有吸引力。
爵士樂狂是為他提供的第二種信仰。
第三，他這個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隻能如此。
他保留着通往各種信仰的道路。
他的小心謹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聲維持的幽默感給他開了一張藥方，按照它的靈活的原則，他竟把馬克思的學說同爵士樂的神話混合在一起。
如果有朝一日有一個工人神甫之類的左翼神甫攔住了他的去路，此外，這個神甫還是新奧爾良爵士樂唱片的收藏者的話，那麼，這個馬克思主義爵士樂狂從那一天起便會去領聖體，把上文描述過的他身上的臭氣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氣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運也是如此。
所以，克勒普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溫暖之類的諾言誘使我下床。
他向法院遞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請書，還同我的律師攜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開庭審理我的案子。
他想讓奧斯卡被宣判無罪，想讓奧斯卡獲釋，把我們的奧斯卡從療養院裡放出來！為什麼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後悔在蔡德勒家當房客的時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變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腳步四處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
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獻給道羅泰娅姆姆的那些鐘點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無憂無慮的。
“哈羅！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說，“讓我們成立一個爵士樂隊吧！”他摸摸我的駝背。
他愛它幾乎如同愛他的肚皮。
“奧斯卡和我，我們要成立一個爵士樂隊！”克勒普向世界宣告。
“隻是我們還缺一個像樣的吉他手，他當然還得會彈班卓琴①。
”确實如此。
在長笛和鼓之間還得有奏第二旋律的樂器。
要有一種低音彈撥樂器的話倒是不錯的，即使純粹從樂隊的外觀上講也是如此，但低音樂器手當時已經不好找，于是我們便全力去尋找還缺少的那個吉他手。
我們常去電影院，如我在本書卷首業已報道的那樣，我們每周照相兩次，一邊喝啤酒，吃血腸加洋蔥，一邊用護照相片搭配出各種無聊玩藝兒來。
當時，克勒普認識了紅頭發的伊爾絲，輕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張給她，僅僅為了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
而我們唯獨沒有找到那個吉他手—— 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種長頸撥弦樂器。
我在藝術學院當模特兒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領略了杜塞爾多夫舊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氣味和下萊茵河的颠簸。
然而，真正了解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邊的時候。
我們到處尋找吉他手，在蘭隻圖斯教堂周圍地區，在所有的小酒館裡，尤其在拉亭街，在“獨角獸”，因為博比在那裡奏樂伴舞。
有時他讓我們上台演奏長笛和鐵皮鼓，為我的鐵皮鼓鼓掌，盡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擊樂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個手指。
雖說我們在“獨角獸”沒有找到吉他手，我卻得到了一些熟悉這種場面的機會，再加上我過去在前線劇團的經驗，我本來可以在短期内成為一個勉強過得去的打擊樂手的，可是，道羅泰娅姆姆卻不時地妨礙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終伴随着她。
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傾注在我的鐵皮鼓上的話，那會更加令人痛苦。
結果呢，
他高興過頭，從黴臭的被褥中一躍而起，甚至用水沖洗身子，完全成了一個新人，并且說：“妙哉！”又說，“我可以從人世間得到好處！”今天，奧斯卡成了卧床者。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說，克勒普要對我實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因為當初我使他離開了他那面條廚房裡的床，現在他要讓我離開療養和護理院裡我的欄杆床。
我必須對他每周一次來探望我感到滿意，我必須洗耳恭聽他有關爵士音樂的樂觀主義宏論，他的音樂共産主義宣言，因為他卧床不起時，是個忠誠的保皇黨人，擁護英格蘭王室，但在我奪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風笛和伊麗莎白後，他馬上成了德國共産黨繳納黨費的黨員。
至今這仍是他的一項非法的業餘愛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腸，一邊向站在酒櫃前細看酒瓶商标的沒有危險的小人物們講述，全日工作的爵士樂隊和蘇聯農莊都是使人幸福的團體。
當今的社會為一個從睡夢中驚醒的人所提供的機會是很少的。
克勒普一旦離開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為同志——這甚至在被宣布為非法後更具有吸引力。
爵士樂狂是為他提供的第二種信仰。
第三，他這個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隻能如此。
他保留着通往各種信仰的道路。
他的小心謹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聲維持的幽默感給他開了一張藥方，按照它的靈活的原則，他竟把馬克思的學說同爵士樂的神話混合在一起。
如果有朝一日有一個工人神甫之類的左翼神甫攔住了他的去路，此外，這個神甫還是新奧爾良爵士樂唱片的收藏者的話，那麼，這個馬克思主義爵士樂狂從那一天起便會去領聖體，把上文描述過的他身上的臭氣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氣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運也是如此。
所以，克勒普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溫暖之類的諾言誘使我下床。
他向法院遞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請書，還同我的律師攜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開庭審理我的案子。
他想讓奧斯卡被宣判無罪，想讓奧斯卡獲釋，把我們的奧斯卡從療養院裡放出來！為什麼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後悔在蔡德勒家當房客的時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變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腳步四處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
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獻給道羅泰娅姆姆的那些鐘點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無憂無慮的。
“哈羅！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說，“讓我們成立一個爵士樂隊吧！”他摸摸我的駝背。
他愛它幾乎如同愛他的肚皮。
“奧斯卡和我，我們要成立一個爵士樂隊！”克勒普向世界宣告。
“隻是我們還缺一個像樣的吉他手，他當然還得會彈班卓琴①。
”确實如此。
在長笛和鼓之間還得有奏第二旋律的樂器。
要有一種低音彈撥樂器的話倒是不錯的，即使純粹從樂隊的外觀上講也是如此，但低音樂器手當時已經不好找，于是我們便全力去尋找還缺少的那個吉他手。
我們常去電影院，如我在本書卷首業已報道的那樣，我們每周照相兩次，一邊喝啤酒，吃血腸加洋蔥，一邊用護照相片搭配出各種無聊玩藝兒來。
當時，克勒普認識了紅頭發的伊爾絲，輕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張給她，僅僅為了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
而我們唯獨沒有找到那個吉他手—— 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種長頸撥弦樂器。
我在藝術學院當模特兒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領略了杜塞爾多夫舊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氣味和下萊茵河的颠簸。
然而，真正了解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邊的時候。
我們到處尋找吉他手，在蘭隻圖斯教堂周圍地區，在所有的小酒館裡，尤其在拉亭街，在“獨角獸”，因為博比在那裡奏樂伴舞。
有時他讓我們上台演奏長笛和鐵皮鼓，為我的鐵皮鼓鼓掌，盡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擊樂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個手指。
雖說我們在“獨角獸”沒有找到吉他手，我卻得到了一些熟悉這種場面的機會，再加上我過去在前線劇團的經驗，我本來可以在短期内成為一個勉強過得去的打擊樂手的，可是，道羅泰娅姆姆卻不時地妨礙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終伴随着她。
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傾注在我的鐵皮鼓上的話，那會更加令人痛苦。
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