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火石與墓碑

關燈
肥肥胖胖,成天睡眼蒙-,菩薩心腸。

    古絲特-特魯欽斯基成了古絲特-克斯特後,自身不需要有什麼改變。

    加之,她跟克斯特相處的時間實在有限:克斯特上船去北極海前線之前休假十四天,他們訂婚;他從前線回來休假兩周,他們結婚,多半時間躲在防空洞裡。

    庫爾蘭的軍隊投降後,雖然沒有傳來過克斯特還活着的消息,但每當有人問起她的丈夫時,古絲特便用大拇指指着廚房門,有把握地說:“他在那邊伊凡①的戰俘營裡。

    隻要他一回來,這裡就會大變樣。

    ”—— ①指蘇聯人,因俄羅斯人很多以“伊凡”命名。

     比爾克區的這個寓所裡留待克斯特去改變的事情,指的是瑪麗亞和庫爾特來後的生活。

    人們讓我出院了,我告别了護士們,答應有時會去看她們,便乘上有軌電車到比爾克去找這姊妹倆和我的兒子庫爾特。

    那幢公寓,從四樓到屋頂全燒光了。

    我到了三樓,發現這裡已成了瑪麗亞和我的兒子所經營的一個黑市商品中心。

    小庫爾特六歲,也扳着手指在計算。

     瑪麗亞即使做黑市交易也忠于她的馬策拉特,她做的是人造蜂蜜生意。

    她正從沒有商标的桶裡舀出蜂蜜,倒在磅秤上。

    我剛進門,還沒能熟悉這狹窄的天地,她就要我把蜂蜜裝進口袋,每袋四分之一磅。

     小庫爾特坐在一隻貝西爾洗衣粉木箱後面,像是坐在櫃台後面,雖說也看了一眼他的病愈回家的父親,但他那雙冬天似的灰眼睛卻盯着什麼值得看的東西,而且要把目光穿透我才能看清。

    他面前放着一張紙,正在紙上編排想象的數字縱隊。

    他在人頭擠擠、暖氣設備不佳的教室裡才上了六星期課,已經擺出一副冥思苦索者和一心出人頭地者的架勢。

     古絲特-克斯特在喝咖啡。

    她把一杯咖啡推到我的面前,我發現,是真咖啡。

    我忙于包裝人造蜂蜜的時候,她好奇地注視着我的駝背,露出同情她的妹妹瑪麗亞的神情。

    坐着不動,不讓她摸摸我的駝背,她覺得難以做到。

    對于所有的女人來說,摸摸駝背便會走運。

    對于古絲特來說,走運就是克斯特回鄉,改變一切。

    她克制住自己,摸摸手裡的咖啡杯算是替代,可這不會使她走運,于是大聲歎了一口氣。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将每天都能聽到她歎氣。

    她說:“克斯特一回來,這裡就會大變樣,你們可以相信此話,雖說你們還沒有見到他。

    ” 古絲特譴責黑市交易,卻又愛喝靠人造蜂蜜換來的真咖啡。

    顧客一來,她就離開起居室,穿着拖鞋進廚房,在那裡弄出格格的聲響以示抗議。

     顧客很多。

    九點剛過,早飯剛吃完,門鈴就開始響了:短——長——短。

    入夜,将近十點時,古絲特關掉電鈴,常常不顧小庫爾特的抗議,他因為上學,隻能利用一半的交易時間。

     上門的人說:“有人造蜂蜜嗎?” 瑪麗亞溫柔地點點頭并問:“四分之一磅還是半磅?”上門的人也有不要人造蜂蜜的。

    他們會說:“有打火石嗎?”一天上午、一天下午交替着去學校的小庫爾特,從他的數字縱隊裡鑽出來,伸手去摸毛衣裡面的衣服口袋,用小孩挑戰的清脆聲音把數字送進起居室的空氣中去:“想要三塊還是四塊?您最好要五塊。

    馬上要漲價,至少二十四。

    上星期是十八,今天早晨我已經不得不開價二十。

    如果您早兩個小時,我剛放學就來,我還可以隻要您二十一” 在長四條街、寬六條街的地盤内,小庫爾特是獨一無二的火石商。

    他有個來源,但從不洩露這個來源,卻又一再說:“我有個來源!”甚至他上床前也說,代替做晚禱。

     我身為父親,有權要求知道我兒子的來源。

    他從不神秘反倒是自信地宣布:“我有個來源!”他一說,我緊接着便問:“你的火石是從哪兒搞來的?快些告訴我,你是從哪兒搞來的!” 在我調查這個來源的那幾個月裡,瑪麗亞總是說:“别管你弟弟,奧斯卡。

    一來這跟你無關,二來如果該問我早就問了,三則你别裝成像他的父親似的。

    幾個月前,你連個‘呸’都不會說呢!” 遇上我不肯罷休,硬要追問出小庫爾特的來源時,瑪麗亞會用巴掌猛拍人造蜂蜜桶,怒火一直燒到胳膊肘,同時攻擊我和有時支持我調查來源的古絲特:“你們都是飯桶!還想破壞我兒子的買賣。

    你們賴以生活的,正是他辛辛苦苦掙來的。

    我一想到奧斯卡得到的那幾卡路裡①的病人補貼被他兩天内就吃光時,我就會生氣,可實際上我隻覺得可笑。

    ”—— ①卡路裡,熱量單位。

    人維持生命需要得到含有一定熱量的食物。

    戰後德國食物匮乏,故人們也以卡路裡作為表示食物多寡的尺度。

     奧斯卡不得不承認,我住院時,胃口好得出奇,醫院的夥食卻少得可憐,多虧了小庫爾特的這個來源——這比人造蜂蜜的收入要多——我才能恢複體力。

     父親不得不慚愧地沉默不語,帶着小庫爾特天真地發慈悲而給他的相當多的零花錢,盡量地少待在比爾克區的寓所裡,免得見到自己丢人現眼。

     今天,各種各樣地位優越的經濟奇迹評論家們越是少去回憶當時的環境,就越加歡欣鼓舞地說:“币制改變之前的時期已經是難以置信的。

    現在已經活躍起來了!人們肚裡空空,卻還去排隊等戲票。

    各種臨時安排的土豆燒酒聚會簡直像神話一般,比今天通常舉行的香按酒和魚子醬宴會不知有趣多少倍。

    ” 這些人,你可以把他們叫做錯失機會的浪漫派。

    我本來也可以像他們一樣地悲歎自己錯失了機會,因為在小庫爾特那個打火石來源像泉源進湧的幾年裡,我幾乎不費分文地在成千努力補習和學習的人的圈子裡受教育,報名聽業餘大學的課程,成了名叫“橋”的不列颠中心①的常客,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讨論集體罪責②。

    我跟所有這些人一起感到有罪過,他們當時想的是:我們現在承擔罪責,那麼事情也就會過去,将來情況好轉時,我們也就不必再感到内疚了—— ①這是英國設在國外的語言文化教育機構。

     ②國際輿論在戰時和戰後認為德國人對這場戰争和納粹罪行負有集體罪責。

     多虧了夜大學,我才具備了過得去的文化水平,當然學得不系統,有缺漏。

    當時,我學了許多書。

    我長個兒以前的那本讀物,它隻教給我可以把世界分成兩半,一半屬于拉斯普庭,一半屬于歌德,再就是我從一九○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克勒的《船隊年鑒》上得到的知識,這些我都覺得不夠了。

    我讀書之多連自己都記不清了。

    上廁所我也讀書。

    夾在捧着書閱讀的、拖着莫紮特辮子的年輕姑娘中間排幾小時隊買戲票時,我也讀書。

    小庫爾特出售打火石的時候,我也讀書。

    我在包裝人造蜂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