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貨運車皮裡長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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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疼痛還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頭倒在枕頭上。
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覺到了足和膝關節，使我變成了“格格響”，這意思是奧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讓自己聽不到各個關節窩裡骨頭的格格響。
我看了看十個手指頭，不得不承認它們全腫了。
我最近一次試着敲鼓，結果證明，奧斯卡的手指不單單有點腫，而且眼下已經不能用來從事這種職業，連鼓棒都捏不住了。
連自來水筆也不聽我的使喚。
我不得不請布魯諾替我冷敷。
手、足、膝都敷上了，額頭也敷上了毛巾，我于是用鉛筆和紙來裝備我的護理員布魯諾，我不願把自來水筆借給他。
布魯諾願不願、能不能好好聽着呢？他對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開始的那次旅行的複述會合乎要求嗎？布魯諾坐在小桌前那幅銀蓮花畫下方。
現在他轉過頭來，我見到了他的半邊臉，他的怪獸眼朝我的左右兩側望去。
他把鉛筆橫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間，裝出等待的樣子。
就假定他确實在等待我發話，等待開始記錄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圍着他的編結物轉圈。
他要用包裝線繩來編結，而奧斯卡的任務正相反，他要借助豐富的言詞把我混亂的故事理出個頭緒來。
布魯諾現在動筆寫了： 我，布魯諾-明斯特貝格，紹爾蘭的阿爾特納人，未婚，無子女，本地療養與護理院私人部護理員。
馬策拉特先生是我護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餘。
我還護理着别的病人，這裡就不談他們了。
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無危險的病人。
他從未失去自制能力，以緻我不得不把其他的護理員都叫來幫忙。
他寫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
為能體諒他操勞過度的手指，今天他請我代筆，别再做我的編結物。
然而我仍把線繩藏在口袋裡，在他講述的同時，用下肢開始編結一個形象，并根據馬策拉特先生所講的故事，我将給它取名為“東方難民”。
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個形象。
至今為止，我已經編結了他的外祖母，取名為“四條睡裙中的蘋果”；我用線繩編結了他的外祖父，那個筏運工，大膽地取名為“哥倫布”；經過我的編結，他的可憐的媽媽變成了“食魚女人”；根據他的兩個父親馬策拉特和揚-布朗斯基，我編結了一對形象，叫做“兩個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疤痕累累的後背也用線繩編結出來，稱這個模型為“不平坦地段”；個别的建築物，如波蘭郵局、塔樓、市劇院、軍火庫巷、航海博物館、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齊學校、布勒森遊泳場、聖心教堂、四季咖啡館、波羅的海巧克力廠、大西洋壁壘的許多地堡、巴黎的艾菲爾鐵塔、柏林什切青火車站、蘭斯大教堂以及馬策拉特先生初見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個結一個結地複制了出來。
薩斯佩和布倫陶的公墓的欄杆和墓碑，為我的線繩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圖案。
我一線一線地編結，讓魏克塞爾河和塞納河流淌，讓大西洋的浪濤撞擊我的線繩海岸，讓線繩變成卡舒貝的土豆地和諾曼底的牧場。
如此這般産生的田野，我稱之為“歐羅巴”，還讓幾組群像定居在那裡。
例如：郵局保衛者。
殖民地商品商。
講壇上的人們。
講壇前的人們。
拿紙袋的國民小學學生。
垂死的博物館看守。
準備過聖誕節的青年刑事犯。
晚霞前的波蘭騎兵。
螞蟻創造曆史。
前線劇團為士官與士兵演出。
特雷布林卡集中營裡站着的人給躺倒的人消毒。
我現在開始編結東方難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為一組東方難民群像。
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由但澤，那時已叫做格但斯克啟程。
陪同他的有寡婦瑪麗亞-馬策拉特（我的病人稱她為他從前的情人）和小庫爾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兒子）。
此外，在這節貨運車皮裡據說還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個穿教團服的聖方濟各派修女，一個系頭巾的年輕姑娘，奧斯卡-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認作一位名叫盧齊-倫萬德的小姐。
經我多次質問，我的病人才承認，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繼續談着一張無名的三角形狐狸臉，後來又稱呼其名，叫盧齊，這并不妨礙我仍把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記錄下來。
與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個有病的伯父。
此人不僅帶着家眷，還帶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話不絕口，車一開就冒充自己是個前社會民主黨黨員。
就我的病人記憶所及，直到格丁尼亞（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
從奧利瓦來的兩個婦女、許多孩子和一位從朗富爾來的年歲較大的先生，剛過索波特就哭開了，修女們則喃喃祈禱。
在格丁尼亞，火車停了五小時。
人家又讓兩個婦女和六個孩子上了這節車皮。
社會民主黨人對此提出抗議，說他有病，說他身為社會民主黨人從戰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
他不肯讓出地方，負責運輸的一名波蘭軍官掴了他一記耳光，用相當流利的德語說，什麼社會民主黨人，他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戰時，他在德國的許多地方待過，可從來沒有聽到過社會民主黨人這個詞兒。
這個患胃癌的社會民主黨人沒來得及向這名波蘭軍官說明德國
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覺到了足和膝關節，使我變成了“格格響”，這意思是奧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讓自己聽不到各個關節窩裡骨頭的格格響。
我看了看十個手指頭，不得不承認它們全腫了。
我最近一次試着敲鼓，結果證明，奧斯卡的手指不單單有點腫，而且眼下已經不能用來從事這種職業，連鼓棒都捏不住了。
連自來水筆也不聽我的使喚。
我不得不請布魯諾替我冷敷。
手、足、膝都敷上了，額頭也敷上了毛巾，我于是用鉛筆和紙來裝備我的護理員布魯諾，我不願把自來水筆借給他。
布魯諾願不願、能不能好好聽着呢？他對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開始的那次旅行的複述會合乎要求嗎？布魯諾坐在小桌前那幅銀蓮花畫下方。
現在他轉過頭來，我見到了他的半邊臉，他的怪獸眼朝我的左右兩側望去。
他把鉛筆橫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間，裝出等待的樣子。
就假定他确實在等待我發話，等待開始記錄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圍着他的編結物轉圈。
他要用包裝線繩來編結，而奧斯卡的任務正相反，他要借助豐富的言詞把我混亂的故事理出個頭緒來。
布魯諾現在動筆寫了： 我，布魯諾-明斯特貝格，紹爾蘭的阿爾特納人，未婚，無子女，本地療養與護理院私人部護理員。
馬策拉特先生是我護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餘。
我還護理着别的病人，這裡就不談他們了。
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無危險的病人。
他從未失去自制能力，以緻我不得不把其他的護理員都叫來幫忙。
他寫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
為能體諒他操勞過度的手指，今天他請我代筆，别再做我的編結物。
然而我仍把線繩藏在口袋裡，在他講述的同時，用下肢開始編結一個形象，并根據馬策拉特先生所講的故事，我将給它取名為“東方難民”。
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個形象。
至今為止，我已經編結了他的外祖母，取名為“四條睡裙中的蘋果”；我用線繩編結了他的外祖父，那個筏運工，大膽地取名為“哥倫布”；經過我的編結，他的可憐的媽媽變成了“食魚女人”；根據他的兩個父親馬策拉特和揚-布朗斯基，我編結了一對形象，叫做“兩個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疤痕累累的後背也用線繩編結出來，稱這個模型為“不平坦地段”；個别的建築物，如波蘭郵局、塔樓、市劇院、軍火庫巷、航海博物館、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齊學校、布勒森遊泳場、聖心教堂、四季咖啡館、波羅的海巧克力廠、大西洋壁壘的許多地堡、巴黎的艾菲爾鐵塔、柏林什切青火車站、蘭斯大教堂以及馬策拉特先生初見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個結一個結地複制了出來。
薩斯佩和布倫陶的公墓的欄杆和墓碑，為我的線繩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圖案。
我一線一線地編結，讓魏克塞爾河和塞納河流淌，讓大西洋的浪濤撞擊我的線繩海岸，讓線繩變成卡舒貝的土豆地和諾曼底的牧場。
如此這般産生的田野，我稱之為“歐羅巴”，還讓幾組群像定居在那裡。
例如：郵局保衛者。
殖民地商品商。
講壇上的人們。
講壇前的人們。
拿紙袋的國民小學學生。
垂死的博物館看守。
準備過聖誕節的青年刑事犯。
晚霞前的波蘭騎兵。
螞蟻創造曆史。
前線劇團為士官與士兵演出。
特雷布林卡集中營裡站着的人給躺倒的人消毒。
我現在開始編結東方難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為一組東方難民群像。
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由但澤，那時已叫做格但斯克啟程。
陪同他的有寡婦瑪麗亞-馬策拉特（我的病人稱她為他從前的情人）和小庫爾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兒子）。
此外，在這節貨運車皮裡據說還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個穿教團服的聖方濟各派修女，一個系頭巾的年輕姑娘，奧斯卡-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認作一位名叫盧齊-倫萬德的小姐。
經我多次質問，我的病人才承認，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繼續談着一張無名的三角形狐狸臉，後來又稱呼其名，叫盧齊，這并不妨礙我仍把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記錄下來。
與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個有病的伯父。
此人不僅帶着家眷，還帶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話不絕口，車一開就冒充自己是個前社會民主黨黨員。
就我的病人記憶所及，直到格丁尼亞（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
從奧利瓦來的兩個婦女、許多孩子和一位從朗富爾來的年歲較大的先生，剛過索波特就哭開了，修女們則喃喃祈禱。
在格丁尼亞，火車停了五小時。
人家又讓兩個婦女和六個孩子上了這節車皮。
社會民主黨人對此提出抗議，說他有病，說他身為社會民主黨人從戰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
他不肯讓出地方，負責運輸的一名波蘭軍官掴了他一記耳光，用相當流利的德語說，什麼社會民主黨人，他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戰時，他在德國的許多地方待過，可從來沒有聽到過社會民主黨人這個詞兒。
這個患胃癌的社會民主黨人沒來得及向這名波蘭軍官說明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