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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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波蘭人。
一個卡舒口人，既夠不上是個德國人，也夠不上是個波蘭人。
而他們總要求是個百分之百的。
” 外祖母說罷哈哈大笑。
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劑藏到那四條裙子底下，盡管發生了十分急劇的軍事、政治和世界曆史事件，這些裙子并沒有失去土豆的顔色。
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請她再待上片刻，說是要向她介紹他的妻子盧芭和其他家庭成員。
安娜-科爾雅切克不見盧芭太太露面，于是說：“沒關系。
我也一直在呼喚：阿格内絲，我的女兒，來呀，來幫你的老母親把衣服擰幹。
她沒來，同您的盧芭一樣。
還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顧自己在生病，也到門口去，把鄰居從睡夢中吵醒。
他是在大聲呼喚他的兒子揚，揚待在郵局裡，結果喪了命。
” 她已經到了門口，系上頭巾，這時我從床上喊道：“姥姥，姥姥！”她回轉身來，把裙子撩起一點，似乎她想讓我鑽進去，把我帶走。
這當兒，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劑已經把地盤都占去了。
于是，她走了，走了，沒有帶我走，沒有帶奧斯卡走。
六月初，第一批運輸列車朝西方開去。
瑪麗亞不露聲色，但我發現，她也在同家具、店鋪、公寓、興登堡大街兩側的墳墓以及薩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
晚上，她帶着小庫爾特回地窖以前，有時坐在我床頭我那可憐的媽媽的鋼琴前，左手拿口琴，右手用一個手指為她的小曲伴奏。
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這音樂，請瑪麗亞停下來。
瑪麗亞剛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鋼琴蓋，他卻又請她再來一段。
接着，他向她求婚。
奧斯卡早已看出要來這種事了。
法因戈德先生呼喚他妻子盧芭的次數越來越少。
夏天的一個晚上，滿處是蒼蠅和嗡嗡聲，他肯定他的妻子已經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瑪麗亞求婚。
她和兩個孩子，包括有病的奧斯卡在内，他都接納。
他提出，寓所歸她，商店合夥。
瑪麗亞當時二十二歲。
她少年時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來已經固定，如果不說它變冷酷了的話。
戰時最後數月和戰後開頭數月，她已經不燙頭發了，而以前這是由馬策拉特付錢的。
雖說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時間裡那樣拖着兩條辮子，可她留起了披肩長發，讓人看到她是一個多少有點嚴肅的、可能是精神苦惱的姑娘。
此刻，這位姑娘說“不”，拒絕了法國戈德先生的求婚。
瑪麗亞站在我家的地毯上，左手拉着小庫爾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磚壁爐。
法因戈德和我聽到她說：“這不行。
這兒的一切都完了，過去了。
我們去萊茵蘭我姐姐古絲特那兒。
她嫁給了一家飯店的領班。
他名叫克斯特，願意暫時收留我們，我們三個。
” 第二天她就遞交了申請。
三天後我們拿到了證件。
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說話，關了店門，瑪麗亞在收拾行李，他則坐在陰暗的店堂裡櫃台上面天平旁邊，也不再舀人造蜂蜜吃。
直到瑪麗亞要跟他告别時，他才從櫃台上滑下來，推出他的帶拖鬥的自行車，陪我們去火車站。
奧斯卡和行李——每人隻許帶五十磅東西——被裝上兩個膠皮輪子的拖鬥。
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車。
瑪麗亞手攙小庫爾特，當我們向左拐進埃爾森街時，她在街角再次回轉身來。
我無法朝拉貝斯路方向轉過身去，轉身使我疼痛。
奧斯卡的腦袋也就靜靜待在兩肩之間。
我唯有用尚能轉動的眼睛招呼馬利亞街、施特裡斯小溪、小錘公園、滴着的水越來越叫人惡心的車站街下跨道、我的未遭破壞的聖心教堂和朗富爾區火車站，現在叫做弗熱什奇，很難發音。
我們都得等候。
後來火車來了，是貨運列車。
有人，有許多許多的孩子。
行李經過檢查，過磅。
士兵們朝每節貨運車皮裡扔一捆幹草。
沒有播放音樂。
也沒有下雨。
晴轉多雲，刮着東風。
我們上了倒數第四節車皮。
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車下鐵軌上，稀薄的淺紅頭發随風飄拂。
火車頭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來，法因戈德先生走近車皮，遞給瑪麗亞三小袋人造黃油和兩小袋人造蜂蜜。
用波蘭話講的命令、叫聲、哭聲宣告列車開動，這時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劑——來蘇兒比生命更加重要！我們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
他筆直地站着，符合列車出發時的規定，淺紅頭發飄拂着，變得越來越小，隻剩下揮動的手，終于不再存在
一個卡舒口人，既夠不上是個德國人，也夠不上是個波蘭人。
而他們總要求是個百分之百的。
” 外祖母說罷哈哈大笑。
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劑藏到那四條裙子底下，盡管發生了十分急劇的軍事、政治和世界曆史事件，這些裙子并沒有失去土豆的顔色。
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請她再待上片刻，說是要向她介紹他的妻子盧芭和其他家庭成員。
安娜-科爾雅切克不見盧芭太太露面，于是說：“沒關系。
我也一直在呼喚：阿格内絲，我的女兒，來呀，來幫你的老母親把衣服擰幹。
她沒來，同您的盧芭一樣。
還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顧自己在生病，也到門口去，把鄰居從睡夢中吵醒。
他是在大聲呼喚他的兒子揚，揚待在郵局裡，結果喪了命。
” 她已經到了門口，系上頭巾，這時我從床上喊道：“姥姥，姥姥！”她回轉身來，把裙子撩起一點，似乎她想讓我鑽進去，把我帶走。
這當兒，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劑已經把地盤都占去了。
于是，她走了，走了，沒有帶我走，沒有帶奧斯卡走。
六月初，第一批運輸列車朝西方開去。
瑪麗亞不露聲色，但我發現，她也在同家具、店鋪、公寓、興登堡大街兩側的墳墓以及薩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
晚上，她帶着小庫爾特回地窖以前，有時坐在我床頭我那可憐的媽媽的鋼琴前，左手拿口琴，右手用一個手指為她的小曲伴奏。
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這音樂，請瑪麗亞停下來。
瑪麗亞剛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鋼琴蓋，他卻又請她再來一段。
接着，他向她求婚。
奧斯卡早已看出要來這種事了。
法因戈德先生呼喚他妻子盧芭的次數越來越少。
夏天的一個晚上，滿處是蒼蠅和嗡嗡聲，他肯定他的妻子已經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瑪麗亞求婚。
她和兩個孩子，包括有病的奧斯卡在内，他都接納。
他提出，寓所歸她，商店合夥。
瑪麗亞當時二十二歲。
她少年時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來已經固定，如果不說它變冷酷了的話。
戰時最後數月和戰後開頭數月，她已經不燙頭發了，而以前這是由馬策拉特付錢的。
雖說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時間裡那樣拖着兩條辮子，可她留起了披肩長發，讓人看到她是一個多少有點嚴肅的、可能是精神苦惱的姑娘。
此刻，這位姑娘說“不”，拒絕了法國戈德先生的求婚。
瑪麗亞站在我家的地毯上，左手拉着小庫爾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磚壁爐。
法因戈德和我聽到她說：“這不行。
這兒的一切都完了，過去了。
我們去萊茵蘭我姐姐古絲特那兒。
她嫁給了一家飯店的領班。
他名叫克斯特，願意暫時收留我們，我們三個。
” 第二天她就遞交了申請。
三天後我們拿到了證件。
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說話，關了店門，瑪麗亞在收拾行李，他則坐在陰暗的店堂裡櫃台上面天平旁邊，也不再舀人造蜂蜜吃。
直到瑪麗亞要跟他告别時，他才從櫃台上滑下來，推出他的帶拖鬥的自行車，陪我們去火車站。
奧斯卡和行李——每人隻許帶五十磅東西——被裝上兩個膠皮輪子的拖鬥。
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車。
瑪麗亞手攙小庫爾特，當我們向左拐進埃爾森街時，她在街角再次回轉身來。
我無法朝拉貝斯路方向轉過身去，轉身使我疼痛。
奧斯卡的腦袋也就靜靜待在兩肩之間。
我唯有用尚能轉動的眼睛招呼馬利亞街、施特裡斯小溪、小錘公園、滴着的水越來越叫人惡心的車站街下跨道、我的未遭破壞的聖心教堂和朗富爾區火車站，現在叫做弗熱什奇，很難發音。
我們都得等候。
後來火車來了，是貨運列車。
有人，有許多許多的孩子。
行李經過檢查，過磅。
士兵們朝每節貨運車皮裡扔一捆幹草。
沒有播放音樂。
也沒有下雨。
晴轉多雲，刮着東風。
我們上了倒數第四節車皮。
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車下鐵軌上，稀薄的淺紅頭發随風飄拂。
火車頭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來，法因戈德先生走近車皮，遞給瑪麗亞三小袋人造黃油和兩小袋人造蜂蜜。
用波蘭話講的命令、叫聲、哭聲宣告列車開動，這時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劑——來蘇兒比生命更加重要！我們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
他筆直地站着，符合列車出發時的規定，淺紅頭發飄拂着，變得越來越小，隻剩下揮動的手，終于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