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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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做了一次嘗試，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費心機。
那天上午，馬策拉特在大馬路上藝術片電影院門前，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門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熱柯尼斯貝格肉丸子。
馬策拉特雖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歡烹調，而且确實手藝高超。
這頓飯美味可口，我今天還記得起來。
飯後，這個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發榻上去打盹。
他的呼吸聲剛表明他睡着了的時候，我馬上把鋼琴旁邊那隻募捐箱提了起來，溜進店鋪，鑽到櫃台底下。
那個募捐箱的形狀像是一個罐頭箱，我全神貫注地瞧着這個一切鐵皮罐頭中最可笑的家夥。
我并不想偷裡面的銅闆來發财。
我想出了一個荒唐的念頭，想把這個募捐箱當做鐵皮鼓來試試。
但是，不管我怎麼敲，怎麼要弄鼓棒，它始終隻有一個回答：為冬赈捐點吧！不要讓一個人挨餓！不要讓一個人受凍！為冬赈捐點吧！ 半個小時以後，我便放棄了這次嘗試。
我從錢櫃裡拿出五芬尼，把它們捐獻給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鋼琴旁邊，好讓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過星期天剩餘的時間。
這次不成功的嘗試，從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頭。
我不再認真地嘗試把罐頭盒、翻過個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當做鼓來使用。
然而我有時仍不免要這樣試試，那也是為了努力忘卻這些不光彩的插曲，為了在這頁稿紙上不給它們地位，或者給予盡可能小的地位。
罐頭不是鐵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來洗澡或者洗長襪子的。
鐵皮鼓是沒有代用品的，今天沒有，當時也沒有。
一面白底紅火焰的鐵皮鼓自己替自己說話，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奧斯卡孤立無援，被人背叛，被人出賣。
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如果沒有鼓的話，他該如何保持自己三歲時的面孔經久不變呢？多年以來，他一直在做各種騙人的假象，譬如說，有時夜裡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樣咿咿呀呀地做晚禱，害怕聖誕老人（他其實名叫格雷夫），不厭其煩地提出一些三歲小孩的典型的古怪問題：為什麼汽車有輪子？所有這些硬做出來的假象，大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見不着時，反倒覺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沒有鼓的條件下來做這一切。
我快要放棄不幹了。
在絕望之中，我去尋找那個男人，他雖說不是我的父親，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
奧斯卡來到環行路波蘭居民區等候揚-布朗斯基。
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間已提升為郵局秘書的表舅之間的關系也告吹了，盡管他們有時幾乎很友好，盡管他們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憶。
這種關系不是突如其來地說吹就吹的，而是逐漸變化的，政治局勢越趨激化，他們的關系破裂得也越徹底。
我媽媽苗條的靈魂和豐滿的肉體死滅了，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友誼也就瓦解了。
他們兩個都曾在她的靈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體為食，而現在，他們失去了這件食物，這面凸透鏡，找不到别的東西替代，唯有去參加政治上對立的、可是抽的煙葉卻相同的男人們的集會。
但是，無論是波蘭郵局還是同隻穿襯衫的支部領導人開會，都代替不了一個美麗的、盡管通奸但仍感情豐富的女人。
因此，從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馬庫斯喪命這段短短的時間内，這兩個都有可能是我父親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會過幾次面——馬策拉特防着顧客和他的黨，而揚則防着郵政局領導。
每月有兩到三次，可以聽見揚在午夜時分用指關節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
于是，馬策拉特掀起窗簾，把窗戶打開一條縫。
這時，雙方都窘迫萬狀，最後，不是這一個便是那一個找到了一句擺脫窘境的話，建議在夜深人靜時玩施卡特牌。
他們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請了來，如果他不願來的話——多半由于揚的緣故，也因為他是前童子軍指導員（在此期間，他已将自己那個隊解散了），不得不小心點，加之，他不太喜歡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師亞曆山大-舍夫勒來當第三家。
這位面包師雖說不願意同我的表舅揚同桌而坐，但是，一來由于對我可憐的媽媽的愛慕（它像遺産一樣由馬策拉特繼承下來了），二來由于舍夫勒堅持零售商必須協力同心的原則，所以，這個短腿的面包師還是給馬策拉特叫來了，由小錘路匆匆來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蒼白的、像被蛀蟲蛀過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發牌，就像将小圓面包分發給餓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開始，到淩晨三點結束，因為舍夫勒必須到面包房去。
我很少能夠穿着睡衣，不出聲響，從小床上下來，又不被人發現，同時也沒有鼓，鑽到桌下陰暗的角落裡去。
正如讀者先前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獲得了一種最簡便的觀察方法：我可以進行比較。
可是，自從我可憐的媽媽去世以後，一切都變了樣！揚-布朗斯基不再像過去那樣，在桌面上小心謹慎，然而還是輸了一盤又一盤，可是在桌子下面卻膽大妄為，用他脫了鞋子隻穿襪子的腳去占據我媽媽兩腿間的地盤。
在那些年頭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說愛情了。
六條男人的腿，被褲子繃緊着，呈不同的魚骨狀，有時赤裸着，甯可隻穿村褲，汗毛或多或少。
這六條腿在桌子底下都盡量避免接觸，哪怕是偶然的接觸。
腿以上的延長部分——軀幹、腦袋、胳膊則一門心思地在玩牌，出于
那天上午，馬策拉特在大馬路上藝術片電影院門前，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門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熱柯尼斯貝格肉丸子。
馬策拉特雖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歡烹調，而且确實手藝高超。
這頓飯美味可口，我今天還記得起來。
飯後，這個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發榻上去打盹。
他的呼吸聲剛表明他睡着了的時候，我馬上把鋼琴旁邊那隻募捐箱提了起來，溜進店鋪，鑽到櫃台底下。
那個募捐箱的形狀像是一個罐頭箱，我全神貫注地瞧着這個一切鐵皮罐頭中最可笑的家夥。
我并不想偷裡面的銅闆來發财。
我想出了一個荒唐的念頭，想把這個募捐箱當做鐵皮鼓來試試。
但是，不管我怎麼敲，怎麼要弄鼓棒，它始終隻有一個回答：為冬赈捐點吧！不要讓一個人挨餓！不要讓一個人受凍！為冬赈捐點吧！ 半個小時以後，我便放棄了這次嘗試。
我從錢櫃裡拿出五芬尼，把它們捐獻給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鋼琴旁邊，好讓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過星期天剩餘的時間。
這次不成功的嘗試，從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頭。
我不再認真地嘗試把罐頭盒、翻過個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當做鼓來使用。
然而我有時仍不免要這樣試試，那也是為了努力忘卻這些不光彩的插曲，為了在這頁稿紙上不給它們地位，或者給予盡可能小的地位。
罐頭不是鐵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來洗澡或者洗長襪子的。
鐵皮鼓是沒有代用品的，今天沒有，當時也沒有。
一面白底紅火焰的鐵皮鼓自己替自己說話，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奧斯卡孤立無援，被人背叛，被人出賣。
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如果沒有鼓的話，他該如何保持自己三歲時的面孔經久不變呢？多年以來，他一直在做各種騙人的假象，譬如說，有時夜裡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樣咿咿呀呀地做晚禱，害怕聖誕老人（他其實名叫格雷夫），不厭其煩地提出一些三歲小孩的典型的古怪問題：為什麼汽車有輪子？所有這些硬做出來的假象，大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見不着時，反倒覺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沒有鼓的條件下來做這一切。
我快要放棄不幹了。
在絕望之中，我去尋找那個男人，他雖說不是我的父親，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
奧斯卡來到環行路波蘭居民區等候揚-布朗斯基。
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間已提升為郵局秘書的表舅之間的關系也告吹了，盡管他們有時幾乎很友好，盡管他們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憶。
這種關系不是突如其來地說吹就吹的，而是逐漸變化的，政治局勢越趨激化，他們的關系破裂得也越徹底。
我媽媽苗條的靈魂和豐滿的肉體死滅了，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友誼也就瓦解了。
他們兩個都曾在她的靈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體為食，而現在，他們失去了這件食物，這面凸透鏡，找不到别的東西替代，唯有去參加政治上對立的、可是抽的煙葉卻相同的男人們的集會。
但是，無論是波蘭郵局還是同隻穿襯衫的支部領導人開會，都代替不了一個美麗的、盡管通奸但仍感情豐富的女人。
因此，從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馬庫斯喪命這段短短的時間内，這兩個都有可能是我父親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會過幾次面——馬策拉特防着顧客和他的黨，而揚則防着郵政局領導。
每月有兩到三次，可以聽見揚在午夜時分用指關節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
于是，馬策拉特掀起窗簾，把窗戶打開一條縫。
這時，雙方都窘迫萬狀，最後，不是這一個便是那一個找到了一句擺脫窘境的話，建議在夜深人靜時玩施卡特牌。
他們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請了來，如果他不願來的話——多半由于揚的緣故，也因為他是前童子軍指導員（在此期間，他已将自己那個隊解散了），不得不小心點，加之，他不太喜歡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師亞曆山大-舍夫勒來當第三家。
這位面包師雖說不願意同我的表舅揚同桌而坐，但是，一來由于對我可憐的媽媽的愛慕（它像遺産一樣由馬策拉特繼承下來了），二來由于舍夫勒堅持零售商必須協力同心的原則，所以，這個短腿的面包師還是給馬策拉特叫來了，由小錘路匆匆來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蒼白的、像被蛀蟲蛀過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發牌，就像将小圓面包分發給餓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開始，到淩晨三點結束，因為舍夫勒必須到面包房去。
我很少能夠穿着睡衣，不出聲響，從小床上下來，又不被人發現，同時也沒有鼓，鑽到桌下陰暗的角落裡去。
正如讀者先前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獲得了一種最簡便的觀察方法：我可以進行比較。
可是，自從我可憐的媽媽去世以後，一切都變了樣！揚-布朗斯基不再像過去那樣，在桌面上小心謹慎，然而還是輸了一盤又一盤，可是在桌子下面卻膽大妄為，用他脫了鞋子隻穿襪子的腳去占據我媽媽兩腿間的地盤。
在那些年頭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說愛情了。
六條男人的腿，被褲子繃緊着，呈不同的魚骨狀，有時赤裸着，甯可隻穿村褲，汗毛或多或少。
這六條腿在桌子底下都盡量避免接觸，哪怕是偶然的接觸。
腿以上的延長部分——軀幹、腦袋、胳膊則一門心思地在玩牌，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