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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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日：瑪麗亞給我捎來一面新的鼓。
她從床欄杆上伸過手來，把鐵皮鼓連同發票一齊遞給我。
我一揮手拒絕了，接着去按床頭的電鈴，直到我的護理員布魯諾走進病房來幹他已經習以為常的差事。
每逢瑪麗亞給我捎來用藍色紙包裝的新鼓時，便由布魯諾接過去，解開繩子，打開包裝紙，幾乎是莊重地取出鼓來，随後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裝紙折疊好。
接着，布魯諾拿着鼓，邁開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熱水，洗掉鼓箍上的價格标簽，同時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紅漆。
瑪麗亞探望我的時間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
她臨走時拿起那面舊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魯欽斯基的脊背、那個木制的船頭雕飾以及對《哥林多前書》進行或許有點太過于武斷的闡釋時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帶回我家地窖裡去，同所有被用壞了的鐵皮鼓——它們一部分是我的職業，一部分為我的私人目的服務過——放在一起。
瑪麗亞走之前對我說：“地窖裡可是沒有多少地方了。
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該放在哪兒。
” 我微微一笑，對于從瑪麗亞口中說出的這種家庭主婦的責備隻當耳邊風，而是請她按已有的順序用黑墨水給這面退休的鼓編上一個号碼，再把我在一張紙條上寫下的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簡曆轉抄到一個日記本上去；多年以來，這個日記本一直挂在地窖門背後，對于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的鼓的情況，它了若指掌。
瑪麗亞順從地點了點頭，讓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辭而去。
她始終不理解我的條理感，還感到有點不安。
奧斯卡完全理解瑪麗亞的這種疑慮，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書生氣十足地去收藏敲壞了的鐵皮鼓。
更令人費解的是，他這一輩子也不想再看到别爾克公寓土豆窖裡存放的那一堆廢鐵。
經驗告訴他，父輩的收藏物兒女是瞧不上眼的。
所以，他的兒子庫爾特有朝一日繼承遺産時，如果對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顧的話，那就算不錯了。
我為什麼每隔三個星期就要這樣吩咐瑪麗亞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辦不誤，那麼總有一天，我們存放東西的地窖就會滿的，冬天的土豆就沒處可放了。
在地窖裡已經存放了幾打鼓以後，我曾産生過一個固執的念頭：總有一天，哪一個博物館會對我這些傷殘而退休的鼓感興趣。
但是，這個念頭在我腦子裡閃過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的收藏熱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
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覺得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在于一種簡單的變态心理：我擔心有朝一日鐵皮鼓會脫銷，會日見稀少，會被禁止，會被銷毀。
有朝一日，奧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鐵匠把若幹面損壞得不太厲害的鼓修補好，請他助我一臂之力。
這樣，我便可以用幾面經過修補的舊鼓，湊合度過可怕的沒有鼓的時代。
療養院的醫生們對我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分析的結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隻是他們的用語不一樣。
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這種變态心理産生的日期。
我可以相當确切地告訴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馬庫斯，我的鐵皮鼓倉庫管理員。
我可憐的媽媽死後，要想及時弄到一面新鼓已經很困難了，因為星期四不再去軍火庫巷，馬策拉特又總是拖拖拉拉，不會及時給我買新鼓，至于揚-布朗斯基，他越來越少上我家的門了。
而現在，玩具店又被搗毀了，我真是面臨絕境。
我一見到馬庫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寫字台旁，當即就明白了：馬庫斯不會再送我鐵皮鼓了，馬庫斯不再賣玩具了，馬庫斯永遠斷絕了同那家公司之間的業務關系。
迄今為止，這家公司一直為我生産和供應油漆得很漂亮的、紅白相間的鐵皮鼓。
然而，當時我并不以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種比較快活的遊戲時代也就告終了。
從已成廢墟的玩具店裡，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兩面鐵皮邊緣撞了兩道四痕的鼓，把它們帶到家中，自以為已經有備無患，可以應付艱難的時世了。
對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
我自行規定，整個下午不再敲鼓，還無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時敲鼓，而迄今為止，這樣做能使我熬過這一天的時間。
奧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帶到霍拉茨醫生和他那位愈來愈顯得皮包骨頭的女助手護士英格那兒去就診。
他們給我甜的、酸的、苦的、無味的藥，說是我的腺有毛病，據霍拉茨醫生講，腺功能不穩，忽而亢進，忽而衰減，使我感到不适。
奧斯卡不想去聽霍拉茨胡扯，便節制苦行，于是他的體重複又增加。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複到十三歲時的奧斯卡那個老樣子，他的面頰又圓胖了，那是徹底敲壞從馬庫斯那兒弄來的最後幾面鼓才換得的。
鐵皮裂了，滿是窟窿，紅白油漆脫落了，長鏽了，垂頭喪氣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請馬策拉特幫個忙，那簡直是白費勁，雖說他天性助人為樂，甚至很和善，可是，自從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這個男人一心隻想他那個黨的事情。
他想散散心時，便同另外一些黨支部領導人開會，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飽了老酒以後，獨自坐在我家起居室裡，同牆上黑框裡的希特勒和貝多芬像聊天。
他大聲而又親切地聊着，讓那位天才給他解釋命運，讓那位元首給他解釋天意。
當他清醒的時候，就把為冬赈募捐看做是上天給他安排的命運。
我不喜歡回憶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
其中有
她從床欄杆上伸過手來，把鐵皮鼓連同發票一齊遞給我。
我一揮手拒絕了，接着去按床頭的電鈴，直到我的護理員布魯諾走進病房來幹他已經習以為常的差事。
每逢瑪麗亞給我捎來用藍色紙包裝的新鼓時，便由布魯諾接過去，解開繩子，打開包裝紙，幾乎是莊重地取出鼓來，随後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裝紙折疊好。
接着，布魯諾拿着鼓，邁開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熱水，洗掉鼓箍上的價格标簽，同時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紅漆。
瑪麗亞探望我的時間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
她臨走時拿起那面舊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魯欽斯基的脊背、那個木制的船頭雕飾以及對《哥林多前書》進行或許有點太過于武斷的闡釋時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帶回我家地窖裡去，同所有被用壞了的鐵皮鼓——它們一部分是我的職業，一部分為我的私人目的服務過——放在一起。
瑪麗亞走之前對我說：“地窖裡可是沒有多少地方了。
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該放在哪兒。
” 我微微一笑，對于從瑪麗亞口中說出的這種家庭主婦的責備隻當耳邊風，而是請她按已有的順序用黑墨水給這面退休的鼓編上一個号碼，再把我在一張紙條上寫下的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簡曆轉抄到一個日記本上去；多年以來，這個日記本一直挂在地窖門背後，對于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的鼓的情況，它了若指掌。
瑪麗亞順從地點了點頭，讓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辭而去。
她始終不理解我的條理感，還感到有點不安。
奧斯卡完全理解瑪麗亞的這種疑慮，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書生氣十足地去收藏敲壞了的鐵皮鼓。
更令人費解的是，他這一輩子也不想再看到别爾克公寓土豆窖裡存放的那一堆廢鐵。
經驗告訴他，父輩的收藏物兒女是瞧不上眼的。
所以，他的兒子庫爾特有朝一日繼承遺産時，如果對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顧的話，那就算不錯了。
我為什麼每隔三個星期就要這樣吩咐瑪麗亞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辦不誤，那麼總有一天，我們存放東西的地窖就會滿的，冬天的土豆就沒處可放了。
在地窖裡已經存放了幾打鼓以後，我曾産生過一個固執的念頭：總有一天，哪一個博物館會對我這些傷殘而退休的鼓感興趣。
但是，這個念頭在我腦子裡閃過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的收藏熱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
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覺得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在于一種簡單的變态心理：我擔心有朝一日鐵皮鼓會脫銷，會日見稀少，會被禁止，會被銷毀。
有朝一日，奧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鐵匠把若幹面損壞得不太厲害的鼓修補好，請他助我一臂之力。
這樣，我便可以用幾面經過修補的舊鼓，湊合度過可怕的沒有鼓的時代。
療養院的醫生們對我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分析的結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隻是他們的用語不一樣。
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這種變态心理産生的日期。
我可以相當确切地告訴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馬庫斯，我的鐵皮鼓倉庫管理員。
我可憐的媽媽死後，要想及時弄到一面新鼓已經很困難了，因為星期四不再去軍火庫巷，馬策拉特又總是拖拖拉拉，不會及時給我買新鼓，至于揚-布朗斯基，他越來越少上我家的門了。
而現在，玩具店又被搗毀了，我真是面臨絕境。
我一見到馬庫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寫字台旁，當即就明白了：馬庫斯不會再送我鐵皮鼓了，馬庫斯不再賣玩具了，馬庫斯永遠斷絕了同那家公司之間的業務關系。
迄今為止，這家公司一直為我生産和供應油漆得很漂亮的、紅白相間的鐵皮鼓。
然而，當時我并不以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種比較快活的遊戲時代也就告終了。
從已成廢墟的玩具店裡，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兩面鐵皮邊緣撞了兩道四痕的鼓，把它們帶到家中，自以為已經有備無患，可以應付艱難的時世了。
對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
我自行規定，整個下午不再敲鼓，還無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時敲鼓，而迄今為止，這樣做能使我熬過這一天的時間。
奧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帶到霍拉茨醫生和他那位愈來愈顯得皮包骨頭的女助手護士英格那兒去就診。
他們給我甜的、酸的、苦的、無味的藥，說是我的腺有毛病，據霍拉茨醫生講，腺功能不穩，忽而亢進，忽而衰減，使我感到不适。
奧斯卡不想去聽霍拉茨胡扯，便節制苦行，于是他的體重複又增加。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複到十三歲時的奧斯卡那個老樣子，他的面頰又圓胖了，那是徹底敲壞從馬庫斯那兒弄來的最後幾面鼓才換得的。
鐵皮裂了，滿是窟窿，紅白油漆脫落了，長鏽了，垂頭喪氣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請馬策拉特幫個忙，那簡直是白費勁，雖說他天性助人為樂，甚至很和善，可是，自從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這個男人一心隻想他那個黨的事情。
他想散散心時，便同另外一些黨支部領導人開會，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飽了老酒以後，獨自坐在我家起居室裡，同牆上黑框裡的希特勒和貝多芬像聊天。
他大聲而又親切地聊着，讓那位天才給他解釋命運，讓那位元首給他解釋天意。
當他清醒的時候，就把為冬赈募捐看做是上天給他安排的命運。
我不喜歡回憶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
其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