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的背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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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隊隊員。
我看到他腳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馬褲，上樓時一步跨五級。
那四隻貓——其中一隻叫俾斯麥——他還養着，因為可以預料，有的時候杜松子酒還會占上風，并使他樂興大作。
我很少敲鐘表匠勞布沙德的房門。
他是一個生活在一百隻壞鐘中間的沉默的人。
這樣過分地耗費時光的情況，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蘭德的小作坊始終還是在公寓的院子裡。
他始終還是幹敲直彎釘子的活。
同過去一樣，院子裡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孫孫。
但是，院子裡的孩子卻換了人。
他們都系黑領帶，穿制服，不再煮磚頭粉渾湯。
那些正在長個兒并超過我的孩子，我一個也叫不出名字來。
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經從學校畢業，都在當學徒了。
努希-艾克成了理發師，阿克塞爾-米施克想在席哈烏當焊接工。
蘇西-卡特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當見習售貨員，已經有了男朋友，關系相當确定了。
變化真大啊！不過三四年間的事。
拍打地毯用的舊架子始終還屹立在院子裡，住房須知的規定也未變：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這兩天，拍打聲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讓人聽見似的，因為自從希特勒掌權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塵器；拍地毯架子日漸被人冷落，隻為麻雀服務了。
因此，我總是孤單單一人待在樓梯間和屋頂室。
我在房頂的波浪形瓦下讀我保存的讀物。
當我需要有人做伴時，便到三樓去敲左邊第一個房門。
特魯欽斯基大娘總會開門的。
在布倫陶公墓，是她攙着我的手，領我到可憐的媽媽墓旁去的。
自那以後，每當奧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門時，她總會開門的。
“别敲得這麼響，小奧斯卡，赫伯特還要睡一會兒。
他昨天夜裡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車送他回家的。
”說完，她拉我進屋，給我倒麥芽咖啡和牛奶，還給我一塊用線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裡去，也可以用舌頭舔。
我喝咖啡，嘬冰糖，讓鼓休息。
特魯欽斯基大娘的腦袋小而圓，稀疏的灰白頭發像薄紗似的蒙着，粉紅色的頭皮透出微光。
有限的頭發絲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紮成一個面包形發卷，盡管很小——比台球還小，不論她怎樣轉身，别人從任何角度都能看到。
發卷是用織針别住的。
每天早晨，特魯欽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裝紙——紅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來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圓臉頰。
她的臉形像耗子。
她有四個孩子：赫伯特、古絲特、弗裡茨和瑪麗亞。
瑪麗亞和我同年，剛念完國民小學，住在席德利茨一個職員家裡學習料理家務。
弗裡茨在鐵路車輛廠工作，别人難得見到他。
他有兩三個姑娘輪流陪他過夜，他帶她們到“奧拉跑馬場”去跳舞。
公寓院子裡的那些兔子，“藍色維也納人”，也是他養的，但實際上是特魯欽斯基大娘在喂養，因為弗裡茨忙着應付女友們，根本不得分身。
古絲特，三十歲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車總站附近的埃登飯店當女招待。
她始終還沒有結婚，同住一流飯店的人物一樣，住在埃登大廈最高一層上。
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親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裝配工弗裡茨也偶爾回家過夜的話。
他在新航道港口區當侍者。
這裡要談的正是他。
因為赫伯特-特魯欽斯基成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後，他給我帶來了一段短暫的愉快時光；我至今仍把他稱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裡當侍者。
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闆。
酒店在新教的海員教堂對面，來客多半是斯堪的納維亞人，這點從“瑞典人”這塊招牌上就可以猜到。
不過，也有從這個自由港來的俄國人和波蘭人、霍爾姆的裝船工以及剛開進港口停泊的德國軍艦上的水兵。
在這個真正可謂國際性的酒店裡當侍者，是不無危險的。
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奧拉跑馬場”當過侍者，僅僅由于在那個三流舞場裡積累的經驗，才使他能夠用郊區方言摻上一句半句英語和波蘭語，鎮住“瑞典人”酒店裡各種語言的喧鬧聲。
然而事與願違，每月總有那麼一兩回，人家免費用救護車送他回家。
遇到這樣的情況，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難，因為他體重一百公斤，而且還得一連躺上數天。
在這樣的日子裡，特魯欽斯基大娘一個勁兒地罵他，卻又不顧疲勞地照料他。
每逢她重新紮好發卷之後，總要拔出一根織針來，敲他的床對面挂着的一個玻璃鏡框。
鏡框裡是一幅修過的男人照片，這個男人目光嚴肅而呆滞，長着小胡子，有點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頁上那個蓄小胡子的人。
不過，特魯欽斯基大娘用織針指着的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絲特、弗裡茨和瑪麗亞的父親。
“總有一天你會像你父親一樣完蛋。
”她挖苦呼吸困難、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
可是，她從來也不明說，黑漆鏡框裡的那個男人到哪兒去找死的，後來又怎麼完蛋的。
“這次是怎麼回事？”兩臂互抱的灰白頭發的耗子臉要知道個究竟。
“同以前一樣，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側轉身子，床嘎嘎地響。
“同以前一樣，同以前一樣！别裝得好像永遠隻會是他們幹的。
最後一次，不是訓練艦上那些家夥幹的嗎？叫什麼來着？說呀！對，‘施拉格特’号的。
我不是說了嗎，這次是怎麼回事？你偏說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見他的臉——一直紅到耳根：“這些該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勢欺人！” “你讓他們去好了，都是些娃娃。
關你什麼屁事。
他們下船休假時，我在内城見到過，看樣子都很規矩的嘛！你準是又同他們談自己
我看到他腳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馬褲，上樓時一步跨五級。
那四隻貓——其中一隻叫俾斯麥——他還養着，因為可以預料，有的時候杜松子酒還會占上風，并使他樂興大作。
我很少敲鐘表匠勞布沙德的房門。
他是一個生活在一百隻壞鐘中間的沉默的人。
這樣過分地耗費時光的情況，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蘭德的小作坊始終還是在公寓的院子裡。
他始終還是幹敲直彎釘子的活。
同過去一樣，院子裡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孫孫。
但是，院子裡的孩子卻換了人。
他們都系黑領帶，穿制服，不再煮磚頭粉渾湯。
那些正在長個兒并超過我的孩子，我一個也叫不出名字來。
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經從學校畢業，都在當學徒了。
努希-艾克成了理發師，阿克塞爾-米施克想在席哈烏當焊接工。
蘇西-卡特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當見習售貨員，已經有了男朋友，關系相當确定了。
變化真大啊！不過三四年間的事。
拍打地毯用的舊架子始終還屹立在院子裡，住房須知的規定也未變：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這兩天，拍打聲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讓人聽見似的，因為自從希特勒掌權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塵器；拍地毯架子日漸被人冷落，隻為麻雀服務了。
因此，我總是孤單單一人待在樓梯間和屋頂室。
我在房頂的波浪形瓦下讀我保存的讀物。
當我需要有人做伴時，便到三樓去敲左邊第一個房門。
特魯欽斯基大娘總會開門的。
在布倫陶公墓，是她攙着我的手，領我到可憐的媽媽墓旁去的。
自那以後，每當奧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門時，她總會開門的。
“别敲得這麼響，小奧斯卡，赫伯特還要睡一會兒。
他昨天夜裡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車送他回家的。
”說完，她拉我進屋，給我倒麥芽咖啡和牛奶，還給我一塊用線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裡去，也可以用舌頭舔。
我喝咖啡，嘬冰糖，讓鼓休息。
特魯欽斯基大娘的腦袋小而圓，稀疏的灰白頭發像薄紗似的蒙着，粉紅色的頭皮透出微光。
有限的頭發絲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紮成一個面包形發卷，盡管很小——比台球還小，不論她怎樣轉身，别人從任何角度都能看到。
發卷是用織針别住的。
每天早晨，特魯欽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裝紙——紅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來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圓臉頰。
她的臉形像耗子。
她有四個孩子：赫伯特、古絲特、弗裡茨和瑪麗亞。
瑪麗亞和我同年，剛念完國民小學，住在席德利茨一個職員家裡學習料理家務。
弗裡茨在鐵路車輛廠工作，别人難得見到他。
他有兩三個姑娘輪流陪他過夜，他帶她們到“奧拉跑馬場”去跳舞。
公寓院子裡的那些兔子，“藍色維也納人”，也是他養的，但實際上是特魯欽斯基大娘在喂養，因為弗裡茨忙着應付女友們，根本不得分身。
古絲特，三十歲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車總站附近的埃登飯店當女招待。
她始終還沒有結婚，同住一流飯店的人物一樣，住在埃登大廈最高一層上。
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親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裝配工弗裡茨也偶爾回家過夜的話。
他在新航道港口區當侍者。
這裡要談的正是他。
因為赫伯特-特魯欽斯基成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後，他給我帶來了一段短暫的愉快時光；我至今仍把他稱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裡當侍者。
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闆。
酒店在新教的海員教堂對面，來客多半是斯堪的納維亞人，這點從“瑞典人”這塊招牌上就可以猜到。
不過，也有從這個自由港來的俄國人和波蘭人、霍爾姆的裝船工以及剛開進港口停泊的德國軍艦上的水兵。
在這個真正可謂國際性的酒店裡當侍者，是不無危險的。
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奧拉跑馬場”當過侍者，僅僅由于在那個三流舞場裡積累的經驗，才使他能夠用郊區方言摻上一句半句英語和波蘭語，鎮住“瑞典人”酒店裡各種語言的喧鬧聲。
然而事與願違，每月總有那麼一兩回，人家免費用救護車送他回家。
遇到這樣的情況，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難，因為他體重一百公斤，而且還得一連躺上數天。
在這樣的日子裡，特魯欽斯基大娘一個勁兒地罵他，卻又不顧疲勞地照料他。
每逢她重新紮好發卷之後，總要拔出一根織針來，敲他的床對面挂着的一個玻璃鏡框。
鏡框裡是一幅修過的男人照片，這個男人目光嚴肅而呆滞，長着小胡子，有點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頁上那個蓄小胡子的人。
不過，特魯欽斯基大娘用織針指着的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絲特、弗裡茨和瑪麗亞的父親。
“總有一天你會像你父親一樣完蛋。
”她挖苦呼吸困難、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
可是，她從來也不明說，黑漆鏡框裡的那個男人到哪兒去找死的，後來又怎麼完蛋的。
“這次是怎麼回事？”兩臂互抱的灰白頭發的耗子臉要知道個究竟。
“同以前一樣，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側轉身子，床嘎嘎地響。
“同以前一樣，同以前一樣！别裝得好像永遠隻會是他們幹的。
最後一次，不是訓練艦上那些家夥幹的嗎？叫什麼來着？說呀！對，‘施拉格特’号的。
我不是說了嗎，這次是怎麼回事？你偏說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見他的臉——一直紅到耳根：“這些該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勢欺人！” “你讓他們去好了，都是些娃娃。
關你什麼屁事。
他們下船休假時，我在内城見到過，看樣子都很規矩的嘛！你準是又同他們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