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蛾與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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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成條條塊塊的地平線，倒也自得其樂——
①馬爾察萊克-畢爾蘇德斯基（1867～1935），1918年起為波蘭元首。
②西考爾斯基（1881～1945），1922年至1923年任波蘭總理。
③魏剛（1867～1965），1920年法國派駐波蘭畢爾蘇德斯基處的正式代表。
揚-布朗斯基同我媽媽之間言歸于好，是在揚找到了他的黑德維希并同她結婚以後。
黑德維希是卡舒貝人，住在城裡，但在拉姆考還有農田。
在伏依克咖啡館的一次舞會上，他們碰巧相遇，據說我媽媽向馬策拉特介紹了揚。
雖說這兩位先生對我媽媽的感情是一緻的，然而他們性格各異，卻又一見如故，非常投機，盡管馬策拉特直言不諱地用萊茵腔大聲說，揚轉到波蘭郵局去工作，這個想法未免荒唐。
揚和我媽媽跳舞，馬策拉特同骨骼大、個子高的黑德維希做伴。
她的目光像母牛似的難以捉摸，周圍的人見了，一直以為她是個孕婦。
大家還經常溫跳，你請我，我邀他，一場舞未酣，念頭已轉到下一場，跳波爾卡舞時搶了先，跳英國華爾茲時落了後，終于在跳查爾斯頓舞時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時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
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間卧室隻相當于買一盒火柴，幾乎等于不花錢。
在這一年，阿爾弗雷德-馬策拉特娶了我母親，證婚人之一是揚，另一位是姓米倫的殖民地商品店老闆。
關于那位米倫，可寫的不多。
他之所以值得一提，僅僅因為我媽媽和馬策拉特在采用地産抵押馬克①的當口，盤下了他的殖民地商品店。
該店開設在朗富爾郊區，因顧客賒欠而破産。
我媽媽在經營特羅伊爾的地窖小鋪時，學會了同各種各樣賒賬顧客打交道的巧妙手腕。
此外，她天生是個做生意的料子，腦筋靈活，能言善辯，巧去如簧。
因此，她在短時間内又把這凋敝的買賣做得興隆起來。
連馬策拉特也辭掉了代理人的職務，到店裡來幫忙，反正當時的紙張市場也是供過于求—— 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通貨膨脹時期為穩定币值而于1923年10月至1924年8月發行的臨時通貨。
夫婦兩人，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可謂絕妙。
我媽媽有坐在櫃台後面同顧客應酬的竅門，馬策拉特則有同零售商、批發商周旋的本領。
此外，馬策拉特愛穿上廚娘的圍裙，愛到廚房去幹活，包括洗滌在内，正好減輕了我媽媽的負擔，因為她本無烹調的才能。
與店鋪相連的住房雖然狹小，蓋得很糟，但是同特羅伊爾的居住條件（我僅僅是聽人講才知道的）相比，已經夠小資産階級氣派的了。
因此，至少在婚後頭幾年，我媽媽在拉貝斯路想必住得挺滿意。
除去往往堆放着成包的口西爾洗衣粉、有點曲折的長過道外，有一間寬敞的廚房，但多一半的地方，同樣堆着貨物，如罐頭、面粉口袋、燕麥片小包等。
起居室是底層最好的一間，有兩扇窗，朝着夏天鋪波羅的海貝殼的小花園和大街。
葡萄紅的糊牆紙，近于紫色的長沙發套，一張可以拉開的、四個圓角的餐桌，四把黑色皮面椅子，一張放煙灰缸的小圓桌，經常要挪動，地上鋪着藍色的地毯。
兩扇窗戶之間是黑、金兩色的挂鐘。
紫色沙發榻旁是一架黑色鋼琴，先是租借的，後來慢慢償付，買了下來，還有一張旋轉琴凳，下面鋪一塊黃白色的長毛獸皮。
鋼琴對面是餐具櫃。
黑色的餐具櫃有磨光玻璃拉門，圍以黑色蛋形紋飾，下面的門裡鎖着餐具和桌布，門上有深黑色的果實浮雕，黑色的櫃腿呈爪狀，黑色的雕花櫃頂上有盛假水果的水晶碗和一次中彩得來的綠色獎杯。
這兩件物品中間的空檔後來用一台淺咖啡色的收音機填補，這應歸功于我媽媽做生意精明能幹，懂得生财之道。
卧室是黃色的，可俯視四層樓公寓的院子。
請諸君相信我的話，那座合卺城堡，即那張結婚喜床的華蓋是天藍色的。
床頭一幅畫，鑲在玻璃鏡框裡，沐浴在天藍色的光線下。
畫上是一個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從良妓女。
她躺在岩洞裡，眼望畫的右上角連聲歎息。
她胸前的手指真多，讓人看了總以為不止十個，于是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去數。
喜床對面是白漆衣櫃，櫃門鑲有鏡子，衣櫃左邊是梳妝台，右邊是大理石面小屜櫃，從天花闆上吊下一盞卧室用燈。
它同起居室裡的不同，并非用緞子罩蒙着，而是挂在兩根黃銅吊杆上一個淺玫瑰色的圓形瓷罩下。
兩個燈泡突出在外，光線四射。
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種種問題，而且還想知道，我家卧室裡的燈泡是四十瓦還是六十瓦。
我并不是第一次對自己和我的鼓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它對于我來說非同小可。
我往往需要幾個小時才能回想起那兩隻燈泡。
因為我進出過許多住宅，開過關過數以千計的電燈，所以首先必須把它們忘個一幹二淨，必須不帶任何花腔地敲着我的鼓，穿過這片統一規格的照明體的森林，才能重新回憶起拉貝斯路我家卧室的兩隻燈泡。
我媽媽是在家分娩的。
臨産的陣痛襲來時，她還在店鋪裡，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裝的藍色口袋裡，結果誤了時間，來不及送她進婦産醫院。
于是，從赫爾塔街請來一位上
②西考爾斯基（1881～1945），1922年至1923年任波蘭總理。
③魏剛（1867～1965），1920年法國派駐波蘭畢爾蘇德斯基處的正式代表。
揚-布朗斯基同我媽媽之間言歸于好，是在揚找到了他的黑德維希并同她結婚以後。
黑德維希是卡舒貝人，住在城裡，但在拉姆考還有農田。
在伏依克咖啡館的一次舞會上，他們碰巧相遇，據說我媽媽向馬策拉特介紹了揚。
雖說這兩位先生對我媽媽的感情是一緻的，然而他們性格各異，卻又一見如故，非常投機，盡管馬策拉特直言不諱地用萊茵腔大聲說，揚轉到波蘭郵局去工作，這個想法未免荒唐。
揚和我媽媽跳舞，馬策拉特同骨骼大、個子高的黑德維希做伴。
她的目光像母牛似的難以捉摸，周圍的人見了，一直以為她是個孕婦。
大家還經常溫跳，你請我，我邀他，一場舞未酣，念頭已轉到下一場，跳波爾卡舞時搶了先，跳英國華爾茲時落了後，終于在跳查爾斯頓舞時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時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
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間卧室隻相當于買一盒火柴，幾乎等于不花錢。
在這一年，阿爾弗雷德-馬策拉特娶了我母親，證婚人之一是揚，另一位是姓米倫的殖民地商品店老闆。
關于那位米倫，可寫的不多。
他之所以值得一提，僅僅因為我媽媽和馬策拉特在采用地産抵押馬克①的當口，盤下了他的殖民地商品店。
該店開設在朗富爾郊區，因顧客賒欠而破産。
我媽媽在經營特羅伊爾的地窖小鋪時，學會了同各種各樣賒賬顧客打交道的巧妙手腕。
此外，她天生是個做生意的料子，腦筋靈活，能言善辯，巧去如簧。
因此，她在短時間内又把這凋敝的買賣做得興隆起來。
連馬策拉特也辭掉了代理人的職務，到店裡來幫忙，反正當時的紙張市場也是供過于求—— 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通貨膨脹時期為穩定币值而于1923年10月至1924年8月發行的臨時通貨。
夫婦兩人，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可謂絕妙。
我媽媽有坐在櫃台後面同顧客應酬的竅門，馬策拉特則有同零售商、批發商周旋的本領。
此外，馬策拉特愛穿上廚娘的圍裙，愛到廚房去幹活，包括洗滌在内，正好減輕了我媽媽的負擔，因為她本無烹調的才能。
與店鋪相連的住房雖然狹小，蓋得很糟，但是同特羅伊爾的居住條件（我僅僅是聽人講才知道的）相比，已經夠小資産階級氣派的了。
因此，至少在婚後頭幾年，我媽媽在拉貝斯路想必住得挺滿意。
除去往往堆放着成包的口西爾洗衣粉、有點曲折的長過道外，有一間寬敞的廚房，但多一半的地方，同樣堆着貨物，如罐頭、面粉口袋、燕麥片小包等。
起居室是底層最好的一間，有兩扇窗，朝着夏天鋪波羅的海貝殼的小花園和大街。
葡萄紅的糊牆紙，近于紫色的長沙發套，一張可以拉開的、四個圓角的餐桌，四把黑色皮面椅子，一張放煙灰缸的小圓桌，經常要挪動，地上鋪着藍色的地毯。
兩扇窗戶之間是黑、金兩色的挂鐘。
紫色沙發榻旁是一架黑色鋼琴，先是租借的，後來慢慢償付，買了下來，還有一張旋轉琴凳，下面鋪一塊黃白色的長毛獸皮。
鋼琴對面是餐具櫃。
黑色的餐具櫃有磨光玻璃拉門，圍以黑色蛋形紋飾，下面的門裡鎖着餐具和桌布，門上有深黑色的果實浮雕，黑色的櫃腿呈爪狀，黑色的雕花櫃頂上有盛假水果的水晶碗和一次中彩得來的綠色獎杯。
這兩件物品中間的空檔後來用一台淺咖啡色的收音機填補，這應歸功于我媽媽做生意精明能幹，懂得生财之道。
卧室是黃色的，可俯視四層樓公寓的院子。
請諸君相信我的話，那座合卺城堡，即那張結婚喜床的華蓋是天藍色的。
床頭一幅畫，鑲在玻璃鏡框裡，沐浴在天藍色的光線下。
畫上是一個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從良妓女。
她躺在岩洞裡，眼望畫的右上角連聲歎息。
她胸前的手指真多，讓人看了總以為不止十個，于是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去數。
喜床對面是白漆衣櫃，櫃門鑲有鏡子，衣櫃左邊是梳妝台，右邊是大理石面小屜櫃，從天花闆上吊下一盞卧室用燈。
它同起居室裡的不同，并非用緞子罩蒙着，而是挂在兩根黃銅吊杆上一個淺玫瑰色的圓形瓷罩下。
兩個燈泡突出在外，光線四射。
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種種問題，而且還想知道，我家卧室裡的燈泡是四十瓦還是六十瓦。
我并不是第一次對自己和我的鼓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它對于我來說非同小可。
我往往需要幾個小時才能回想起那兩隻燈泡。
因為我進出過許多住宅，開過關過數以千計的電燈，所以首先必須把它們忘個一幹二淨，必須不帶任何花腔地敲着我的鼓，穿過這片統一規格的照明體的森林，才能重新回憶起拉貝斯路我家卧室的兩隻燈泡。
我媽媽是在家分娩的。
臨産的陣痛襲來時，她還在店鋪裡，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裝的藍色口袋裡，結果誤了時間，來不及送她進婦産醫院。
于是，從赫爾塔街請來一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