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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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個國家根本想要做的事，不管怎樣，我們在計算機上抓住了他們的把柄，而且找到了任何他們寫的東西，無論正面還是反面。
”他打了個哈欠，坐回到椅子上，把胳膊放在頭後面。
卡希爾知道他用這個來表示“章魚計劃”。
在世界範圍内有一個追蹤潛在的恐怖分子的計算機組織，就叫“章魚計劃”，這個名稱也成了類似的以計算機為基礎的計劃的一般稱呼。
她還想起了弗恩-惠特利，他是隻白蟻還是蛆？想到這兒，她覺得有些好笑，很明顯，他什麼也不是，她所認識的絕大數記者也不是，在中央情報局工作的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思維，誰要是不按他們的方式來看待事物，他們就用一些否定性的稱呼來代替這些人。
這樣的思維常常困擾着她。
她曾經想過此次蘭利之行要不要向福克斯談些什麼。
要不要提起巴裡-邁耶的事。
她知道這樣做極為不謹慎——特工人員的“需要知曉”原則又浮現在她腦海裡，但這大有誘惑力了。
而且，喬-布雷斯林曾經讓福克斯注意她的到來，這也使她心中有所觸動。
在皮克爾工廠裡，沒有她可以信任的幾個人。
布雷斯林是一個，福克斯是另外一個，錯了？不要相信任何人，這是一個定律，可是……把與你一起工作的人看成是潛在的敵人，你怎麼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這可不是一個好的生活方式，一點兒都不健康，在巴裡-邁耶一案中，情況就不一樣了，她得相信誰？托克爾說是蘇聯特工幹的，他的話對嗎？這實在令人難以接受，但她的老闆對每個職員灌輸的另一條規則就是：“我們很容易忘記我們每天都在與共産黨人進行戰鬥。
這正是他們破壞我們的體制和我們的國家的陰謀。
每天在你的腦子裡都要牢記這一點。
” “你知道我剛才在想什麼，科列特？”福克斯問。
“什麼？” “我回想起杜魯門總統建立這個機構時的情景。
”他搖搖頭，繼續說，“他今天再也認不出中央情報局了，你知道我見過杜魯門。
” 卡希爾看了看牆上的那張照片說：“我還記得你在培訓期間一直談論此事。
”他經常唠叨此事，她也記得。
“這個家夥，50年代那兩個波多黎各人試圖謀殺他，兩個家夥竭盡全力謀殺他，沒想到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給搞砸了，判了死刑。
但杜魯門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主意，給他減刑，保住了他們的命，因此我對他非常崇敬。
” 沿着大樓一側是釀酒廠、珠寶設計與制造公司，還有其他行業，比起它們來，漢克-福克斯可算是個曆史迷，特别是哈裡-杜魯門總統任期這一段。
在卡希爾受訓期間，很顯然，經他一說，杜魯門于1947年親手締造中央情報局的目的被有意地掩蓋了。
直到福克斯和他最喜歡的幾個工作人員在馬丁酒店吃飯時說出其中真相，卡希爾才明白了。
當杜魯門在二戰後廢除戰略情報局時，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覺得在戰争期間運用的戰略如心理戰、政治控制、準軍事行動等在和平年代的民主社會已無多大用處。
但他又意識到需要這樣的一個組織來協調政府各部門的情報收集工作，他說：“如果這個組織于1941年就在全美建立起來，那麼這會是很困難的，并不是不可能，而是因為日本人成功地襲擊了珍珠港。
” 于是，中央情報局就這樣誕生了——它主要從事情報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并不從事其他活動。
“他被人騙了，”那天晚上吃飯時福克斯把他的看法告訴了他的學生，“艾倫-杜勒斯，就是在中央情報局當了6年頭兒的那個人，認為杜魯門的眼光太窄了，知道他做了什麼嗎？他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改變杜魯門總統當初為中央情報局定的工作範圍。
” 福克斯還為他的學生們帶來了一份備忘錄的複印件。
“和平年代的情報工作要求其他技術、其他人員，而且會有與以往很不相同的目标……我們必需處理好如民主政治面臨共産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态沖突的問題，不僅僅在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方面，也在與歐洲、亞洲和南美的内部政治沖突方面。
” 杜勒斯提出了一個構想——這一構想最終演變成了情報法，這使中央情報局最終獲得了權力。
情報法要求這個機構要“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偶爾的指導下發揮與情報相關的其他功能和職責。
”這使中央情報局擺脫了國會的控制，使中央情報局能夠完全自主的運行，包括人力和财政。
局長隻不過簽署一下文件，資金就到位了，這是杜魯門總統沒有料想到的。
卡希爾和其他學生在晚飯後都在談論福克斯這一通對中央情報局和它的曆史的不尊敬的言論。
這讓人精神為之一振。
他們要接觸的任何别的人似乎都嚴格地以黨派為限，不能有任何偏差，不可輕舉妄動或随意發表評論，這可能會被人看成是不忠誠的表現。
“哦，說到别的職能和責任，”卡希爾說，“我最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 “很遺憾，是事故嗎？” “無法确定死因，官方認定心肌梗塞，但她隻有30多歲，而且……” “她與我們有聯系？” 卡希爾猶豫了上下，說：“是臨時的，她是個文稿代理人。
” 他把腳從桌子上移開，把胳膊放在桌子上
這就是這個國家根本想要做的事，不管怎樣，我們在計算機上抓住了他們的把柄，而且找到了任何他們寫的東西，無論正面還是反面。
”他打了個哈欠，坐回到椅子上，把胳膊放在頭後面。
卡希爾知道他用這個來表示“章魚計劃”。
在世界範圍内有一個追蹤潛在的恐怖分子的計算機組織，就叫“章魚計劃”，這個名稱也成了類似的以計算機為基礎的計劃的一般稱呼。
她還想起了弗恩-惠特利，他是隻白蟻還是蛆？想到這兒，她覺得有些好笑，很明顯，他什麼也不是，她所認識的絕大數記者也不是，在中央情報局工作的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思維，誰要是不按他們的方式來看待事物，他們就用一些否定性的稱呼來代替這些人。
這樣的思維常常困擾着她。
她曾經想過此次蘭利之行要不要向福克斯談些什麼。
要不要提起巴裡-邁耶的事。
她知道這樣做極為不謹慎——特工人員的“需要知曉”原則又浮現在她腦海裡，但這大有誘惑力了。
而且，喬-布雷斯林曾經讓福克斯注意她的到來，這也使她心中有所觸動。
在皮克爾工廠裡，沒有她可以信任的幾個人。
布雷斯林是一個，福克斯是另外一個，錯了？不要相信任何人，這是一個定律，可是……把與你一起工作的人看成是潛在的敵人，你怎麼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這可不是一個好的生活方式，一點兒都不健康，在巴裡-邁耶一案中，情況就不一樣了，她得相信誰？托克爾說是蘇聯特工幹的，他的話對嗎？這實在令人難以接受，但她的老闆對每個職員灌輸的另一條規則就是：“我們很容易忘記我們每天都在與共産黨人進行戰鬥。
這正是他們破壞我們的體制和我們的國家的陰謀。
每天在你的腦子裡都要牢記這一點。
” “你知道我剛才在想什麼，科列特？”福克斯問。
“什麼？” “我回想起杜魯門總統建立這個機構時的情景。
”他搖搖頭，繼續說，“他今天再也認不出中央情報局了，你知道我見過杜魯門。
” 卡希爾看了看牆上的那張照片說：“我還記得你在培訓期間一直談論此事。
”他經常唠叨此事，她也記得。
“這個家夥，50年代那兩個波多黎各人試圖謀殺他，兩個家夥竭盡全力謀殺他，沒想到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給搞砸了，判了死刑。
但杜魯門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主意，給他減刑，保住了他們的命，因此我對他非常崇敬。
” 沿着大樓一側是釀酒廠、珠寶設計與制造公司，還有其他行業，比起它們來，漢克-福克斯可算是個曆史迷，特别是哈裡-杜魯門總統任期這一段。
在卡希爾受訓期間，很顯然，經他一說，杜魯門于1947年親手締造中央情報局的目的被有意地掩蓋了。
直到福克斯和他最喜歡的幾個工作人員在馬丁酒店吃飯時說出其中真相，卡希爾才明白了。
當杜魯門在二戰後廢除戰略情報局時，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覺得在戰争期間運用的戰略如心理戰、政治控制、準軍事行動等在和平年代的民主社會已無多大用處。
但他又意識到需要這樣的一個組織來協調政府各部門的情報收集工作，他說：“如果這個組織于1941年就在全美建立起來，那麼這會是很困難的，并不是不可能，而是因為日本人成功地襲擊了珍珠港。
” 于是，中央情報局就這樣誕生了——它主要從事情報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并不從事其他活動。
“他被人騙了，”那天晚上吃飯時福克斯把他的看法告訴了他的學生，“艾倫-杜勒斯，就是在中央情報局當了6年頭兒的那個人，認為杜魯門的眼光太窄了，知道他做了什麼嗎？他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改變杜魯門總統當初為中央情報局定的工作範圍。
” 福克斯還為他的學生們帶來了一份備忘錄的複印件。
“和平年代的情報工作要求其他技術、其他人員，而且會有與以往很不相同的目标……我們必需處理好如民主政治面臨共産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态沖突的問題，不僅僅在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方面，也在與歐洲、亞洲和南美的内部政治沖突方面。
” 杜勒斯提出了一個構想——這一構想最終演變成了情報法，這使中央情報局最終獲得了權力。
情報法要求這個機構要“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偶爾的指導下發揮與情報相關的其他功能和職責。
”這使中央情報局擺脫了國會的控制，使中央情報局能夠完全自主的運行，包括人力和财政。
局長隻不過簽署一下文件，資金就到位了，這是杜魯門總統沒有料想到的。
卡希爾和其他學生在晚飯後都在談論福克斯這一通對中央情報局和它的曆史的不尊敬的言論。
這讓人精神為之一振。
他們要接觸的任何别的人似乎都嚴格地以黨派為限，不能有任何偏差，不可輕舉妄動或随意發表評論，這可能會被人看成是不忠誠的表現。
“哦，說到别的職能和責任，”卡希爾說，“我最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 “很遺憾，是事故嗎？” “無法确定死因，官方認定心肌梗塞，但她隻有30多歲，而且……” “她與我們有聯系？” 卡希爾猶豫了上下，說：“是臨時的，她是個文稿代理人。
” 他把腳從桌子上移開，把胳膊放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