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那裡，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親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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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重新回到它們上面來，即使是一篇他認為失敗的短篇小說，對于作家也不是無用，它可作為另一個短篇的素材，作家沒有任何理由毀掉他所寫的，隻要他還不是奄奄一息。
但到了奄奄一息之際，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裡，他在療養地，并且不可能去毀掉任何東西，他隻能倚賴一個朋友的幫助。
由于沒有很多朋友，由于最終隻有一個，他便指望他了。
人們還說：想毀掉自己的作品，這是個悲怆的舉動。
這樣說來，不服從毀壞者，卡夫卡的意願便成為對另一個卡夫卡，創造者，的忠誠。
在這裡，人們觸及到圍繞他的遺囑的傳說的最大謊言：卡夫卡不想毀掉他的作品。
在第二封信裡他解釋得非常明确："在我所寫的所有東西中，有價值的（GELTEN）僅僅是這些書：《審判》，《司機》、《變形記》，《勞動教養營》，《鄉村醫生》，以及一個短篇《一名禁食冠軍》。
《沉思》的若幹本可以留下來，我不想麻煩任何人把他們送去搗碎，但是什麼都不要去重印。
"因此，卡夫卡不僅沒有否定他的作品，反之卻對它作了一番總結，試圖将應該留下來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要求的區分開來；一種憂傷，一片平靜，但是無任何瘋狂，無任何判斷中的絕望所導緻的盲目：他認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書都是有價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一本《沉思》，大概是認為他不成熟（很難對此表示反對）。
他的拒絕并不自動包行所有沒有發表的，因為他把短篇小說《一名禁食冠軍》也放在"有價值"的作品之列，而在他寫那封信的時候，這個短篇還隻作為手稿而存在。
之後，他又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個短篇《第一的痛苦》，《一個小女人》，《女歌手約瑟芬》。
為了把它們搞成一本書，他在療養地，臨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這本書的清樣；一個幾乎悲怆的證明：卡夫卡與傳說中的那個要毀掉其作品的作家毫無共同之處。
希望毀掉的實際上隻涉及兩種文稿，被确定得十分清楚： 首先，加以特殊強調的是：隐私的文稿：書信，日記。
其次，他認為他沒有能夠寫好的短篇和小說。
八 我看着一扇對面的窗戶。
傍晚時分，燈亮了。
一個男人走進房間。
低頭在房裡踱步；不時把手伸進頭發裡。
突然，他發覺房間亮着燈，别人可以看見他。
他用突然的動作，拉上窗簾。
然而他并不是正在做僞鈔票；他所要隐藏的除去他自己沒有任何别的什麼，他在房裡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邊幅的衣着，他的捋頭發的姿式。
他的舒适取決于他不被人看見的自由。
害羞是現代時代的一個關鍵-定義。
這個個人主義時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覺的方式遠離我們；害羞，為保護私生活的表皮反射；為了在一個窗戶上有一幅窗簾；為了強調寫給A的信不讓B看到。
向成年過渡的一種基本情況，與家長的第一次沖突，是要求有一個抽屜保存自己的信和筆記本，要求有一個帶鑰匙的抽屜，通過羞怯的反抗，人們進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烏托邦，法西斯的或共産主義的：沒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與私生活混為一體。
普洛東珍愛的超現實主義夢想：玻璃房子，沒有窗簾的房子，人們在衆人眼皮底下生活。
啊！透明的美！這一夢想唯一的成功實現：一個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會。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我講到了這些：普羅紮卡（JANPROCHAZKA），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國入侵之後，變成一個受高度監視的人。
他那時經常與另一個知名反對派雪尼（VACLAVCERNY）教授往來，喜歡和他喝酒聊天。
他們所有的談話都被秘密錄音，我懷疑兩個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
可是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壞普羅紮卡的名聲，把這些談話用連播形式在電台上披露。
從警察方面這是一個大膽的前所未有的舉動。
而且事實令人吃驚：它差一點兒成功；一下子，普羅紮卡已經名聲敗壞：因為，在知己之間，人們什麼都說，說朋友壞話，說粗話，不正經，開低級玩笑，重複，用極端的東西震驚對方來開心，表露公開場合不能承認的異端思想，等等。
當然，我們都有像普羅紮卡一樣的行為，和知己在一起時，我們诋毀我們的朋友，說粗話；在私下與在公共場合表現不同是每一個人的最明顯不過的經驗，正是在這一經驗上建立着個人的生活；奇怪的是，這種顯而易見卻仍然好像不被意識、不被承認，不斷地被對玻璃房子的抒情夢遮住，它很少作為一種應該被捍衛的價值而被理解。
所以人們隻是逐漸地（因而以更大的憤怒）意識到真正令人發指的并不是普羅紮卡放肆的話，而是對他的生活的強xx；他們意識到（仿佛是受到震驚）私生活與公共生活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個世界，尊重這一不同是人作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分離這兩個世界的帷幕不可觸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
由于摘帷幕者服務于一個被憎恨的制度，這些人便一緻被視為尤其令人鄙視的罪犯。
從這個布滿麥克風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國，我在一本雜志的頭版看到了布萊爾（JACQUESBREL）①的一幅大照片，那時他的癌症已經惡化，在治病的醫院門口他受到攝影記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臉。
突然間，我感到碰見了同樣的惡，使我逃離自己國家的正是這個惡，普羅紮卡的談話用廣播發表與一個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這在我看來屬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為習慣與規則，便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它的最大的賭注∶個人或脫生或消失。
———————— ①JACQUESBREL（BRUXELLES1929－BOBIGNY1978），比利時歌曲創作、編曲、演唱家。
九 冰島幾乎沒有樹，所有的樹都在墓地裡；好像沒有樹便沒有死亡；好像沒有死亡便沒有樹。
人們不是把它們栽在墓地旁，像田園般的中歐那樣，而是在中央，讓過路的人必然想象那些在地下穿越屍骨的樹根。
我和艾爾瓦·D（ELVARD）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墓地漫步，他在一座樹長得還很小的墓前停下腳；不到一年前，人們埋葬了他的朋友；他高聲地回憶起他：他的私生活有一個秘密，大約是性一類的。
"凡秘密都引起一種被刺激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兒們，我周圍的人都再三要我講給他們聽。
這使我和我妻子的關系也受到影響。
我不能原諒她這種侵犯性的好奇，她不能原諒我的沉默，對于她這是我對她信任不夠的證明。
"接着，他笑了。
"我什麼都沒有背叛，"他說，"因為我沒有什麼要背叛。
我禁止自己去知道我的朋友的秘密，而我的确不知道。
"我聽着他，入了迷：從小時候起我就聽人說朋友就是你和他一起分享秘密的人，而且他有權力以朋友的名義，一再要求知道這些秘密。
而對于我的冰島朋友來說，友誼卻是另一回事：在朋友隐藏私生活的大門前充當守護人；要做永遠不開門的人；他不允許任何人把門打開。
十 我想到《審判》的末尾：兩位先生朝K彎下身子，他們在扼死他："K的逐漸模糊的眼睛，還能看見那兩位在觀察結局的先生就在自己的臉旁邊，兩隻臉挨在一起。
像隻狗！K說，仿佛恥辱在他之後還将存在。
" 《審判》的最後的名詞：恥辱。
最後的畫面：陌生的臉，就在旁邊，幾乎碰到他的臉，觀察着K最隐秘的狀況：他的臨終之際。
在最後的名詞、最後的畫面中，凝聚了整個小說的基本境況：存在；不論任何時候，可進入他的睡房；讓人吃掉他的早餐；準備好，日日夜夜，去接受提審；看着别人沒收挂在他窗戶上的窗簾；不能與他所想要往來的人去往來；不再屬于他自己；失去作為個人的地位。
這樣的改變，把主體的人變為客體的人，使人感到的是恥辱。
我不相信卡夫卡讓布洛德毀掉他的通信是害怕它們被發表。
這樣的想法他幾乎不會有。
出版商們對他的小說不大感興趣，他們怎麼會感興趣他的通信。
促使他想毀掉它們的，是恥辱，完全基本的恥辱，不是作家的恥辱那一種，而是一個普通人的，恥于把自己隐私的東西掉在别人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恥于被轉換為物體，而這恥辱有可能"在他身後依然存在下來"。
然而，這些信布洛德卻把它們發表了；以前在他自己的遺囑中，他曾要求卡夫卡"取消某些東西"；然而，他自己卻發表了一切，毫無區分。
甚至這封在抽屜裡找到的長而艱澀的信，卡夫卡始終沒有決定寄給他父親，可是靠了布洛德，什麼人都可以在後來讀到它，除去它的收信人。
布洛德的不審慎在我看來無可原諒。
他背叛了他的朋友。
他違背他的朋友的意願而行事，違背他的朋友意願的方向與精神，違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質。
十一 在小說與回憶錄、傳記、自傳之間，有着本質的不同。
一個傳記的價值在于所披露真實事件的新與确切。
一部小說的價值在于揭示存在作為它本來的直到那時被遮掩的可能性；換言之，小說發現隐藏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東西。
流行的對小說的贊揚之一是：我在書中的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我覺得作者說的是我，并且了解我；或者以抱怨的形式：我覺得自己被這本小說攻擊、被裸露、被侮辱。
對于這樣的看上去天真的評判，永遠不應當嘲笑：它們證明小說被人當作小說來讀。
所以鑰匙小說（講真實人物，其意圖是讓人在虛構的名稱下認出這些人物）是假小說，美學上模糊，道德上不得當的東西。
卡夫卡隐藏在加爾達的名下！您反對作者：這是不确切的！作者：我沒有寫回憶錄，加爾達是一個想象出的人物！您：作為想象出的人物，他是非真實的，寫得很糟，寫得沒有才氣！作者：但這并不是一個與别人一樣的人物，他使我對我的朋友卡夫卡作了别人不曾作的揭示！您：那是不确切的揭示！作者：我沒有寫回憶錄，加爾達是一個想象中的人物！……等等。
當然，任何小說家不管願意或不願意，都從他的生活中去汲取：有些人物完全是發明出來的，有些則來自于一個模特給予的靈感；有時是直接地，更經常是間接地，有的産生于從某人觀察到的僅一個細節，但是所有的人物在很多程度上來自作者的内省，來自于他對自己的認識。
想象的工作将這些靈感與觀察改造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于小說家把它們忘記了。
然而，在出版他的書之前，他要想到讓可能發現這些東西的鑰匙無法使人找到；首先出于對别人的最低的尊重，這些人會驚訝地在一本小說中找到他們生活的一些片斷；而且，鑰匙（真的或假的）放在讀者手中隻會使他迷路；他會在一本小說裡
但到了奄奄一息之際，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裡，他在療養地，并且不可能去毀掉任何東西，他隻能倚賴一個朋友的幫助。
由于沒有很多朋友，由于最終隻有一個，他便指望他了。
人們還說：想毀掉自己的作品，這是個悲怆的舉動。
這樣說來，不服從毀壞者，卡夫卡的意願便成為對另一個卡夫卡，創造者，的忠誠。
在這裡，人們觸及到圍繞他的遺囑的傳說的最大謊言：卡夫卡不想毀掉他的作品。
在第二封信裡他解釋得非常明确："在我所寫的所有東西中，有價值的（GELTEN）僅僅是這些書：《審判》，《司機》、《變形記》，《勞動教養營》，《鄉村醫生》，以及一個短篇《一名禁食冠軍》。
《沉思》的若幹本可以留下來，我不想麻煩任何人把他們送去搗碎，但是什麼都不要去重印。
"因此，卡夫卡不僅沒有否定他的作品，反之卻對它作了一番總結，試圖将應該留下來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要求的區分開來；一種憂傷，一片平靜，但是無任何瘋狂，無任何判斷中的絕望所導緻的盲目：他認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書都是有價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一本《沉思》，大概是認為他不成熟（很難對此表示反對）。
他的拒絕并不自動包行所有沒有發表的，因為他把短篇小說《一名禁食冠軍》也放在"有價值"的作品之列，而在他寫那封信的時候，這個短篇還隻作為手稿而存在。
之後，他又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個短篇《第一的痛苦》，《一個小女人》，《女歌手約瑟芬》。
為了把它們搞成一本書，他在療養地，臨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這本書的清樣；一個幾乎悲怆的證明：卡夫卡與傳說中的那個要毀掉其作品的作家毫無共同之處。
希望毀掉的實際上隻涉及兩種文稿，被确定得十分清楚： 首先，加以特殊強調的是：隐私的文稿：書信，日記。
其次，他認為他沒有能夠寫好的短篇和小說。
八 我看着一扇對面的窗戶。
傍晚時分，燈亮了。
一個男人走進房間。
低頭在房裡踱步；不時把手伸進頭發裡。
突然，他發覺房間亮着燈，别人可以看見他。
他用突然的動作，拉上窗簾。
然而他并不是正在做僞鈔票；他所要隐藏的除去他自己沒有任何别的什麼，他在房裡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邊幅的衣着，他的捋頭發的姿式。
他的舒适取決于他不被人看見的自由。
害羞是現代時代的一個關鍵-定義。
這個個人主義時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覺的方式遠離我們；害羞，為保護私生活的表皮反射；為了在一個窗戶上有一幅窗簾；為了強調寫給A的信不讓B看到。
向成年過渡的一種基本情況，與家長的第一次沖突，是要求有一個抽屜保存自己的信和筆記本，要求有一個帶鑰匙的抽屜，通過羞怯的反抗，人們進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烏托邦，法西斯的或共産主義的：沒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與私生活混為一體。
普洛東珍愛的超現實主義夢想：玻璃房子，沒有窗簾的房子，人們在衆人眼皮底下生活。
啊！透明的美！這一夢想唯一的成功實現：一個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會。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我講到了這些：普羅紮卡（JANPROCHAZKA），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國入侵之後，變成一個受高度監視的人。
他那時經常與另一個知名反對派雪尼（VACLAVCERNY）教授往來，喜歡和他喝酒聊天。
他們所有的談話都被秘密錄音，我懷疑兩個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
可是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壞普羅紮卡的名聲，把這些談話用連播形式在電台上披露。
從警察方面這是一個大膽的前所未有的舉動。
而且事實令人吃驚：它差一點兒成功；一下子，普羅紮卡已經名聲敗壞：因為，在知己之間，人們什麼都說，說朋友壞話，說粗話，不正經，開低級玩笑，重複，用極端的東西震驚對方來開心，表露公開場合不能承認的異端思想，等等。
當然，我們都有像普羅紮卡一樣的行為，和知己在一起時，我們诋毀我們的朋友，說粗話；在私下與在公共場合表現不同是每一個人的最明顯不過的經驗，正是在這一經驗上建立着個人的生活；奇怪的是，這種顯而易見卻仍然好像不被意識、不被承認，不斷地被對玻璃房子的抒情夢遮住，它很少作為一種應該被捍衛的價值而被理解。
所以人們隻是逐漸地（因而以更大的憤怒）意識到真正令人發指的并不是普羅紮卡放肆的話，而是對他的生活的強xx；他們意識到（仿佛是受到震驚）私生活與公共生活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個世界，尊重這一不同是人作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分離這兩個世界的帷幕不可觸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
由于摘帷幕者服務于一個被憎恨的制度，這些人便一緻被視為尤其令人鄙視的罪犯。
從這個布滿麥克風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國，我在一本雜志的頭版看到了布萊爾（JACQUESBREL）①的一幅大照片，那時他的癌症已經惡化，在治病的醫院門口他受到攝影記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臉。
突然間，我感到碰見了同樣的惡，使我逃離自己國家的正是這個惡，普羅紮卡的談話用廣播發表與一個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這在我看來屬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為習慣與規則，便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它的最大的賭注∶個人或脫生或消失。
———————— ①JACQUESBREL（BRUXELLES1929－BOBIGNY1978），比利時歌曲創作、編曲、演唱家。
九 冰島幾乎沒有樹，所有的樹都在墓地裡；好像沒有樹便沒有死亡；好像沒有死亡便沒有樹。
人們不是把它們栽在墓地旁，像田園般的中歐那樣，而是在中央，讓過路的人必然想象那些在地下穿越屍骨的樹根。
我和艾爾瓦·D（ELVARD）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墓地漫步，他在一座樹長得還很小的墓前停下腳；不到一年前，人們埋葬了他的朋友；他高聲地回憶起他：他的私生活有一個秘密，大約是性一類的。
"凡秘密都引起一種被刺激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兒們，我周圍的人都再三要我講給他們聽。
這使我和我妻子的關系也受到影響。
我不能原諒她這種侵犯性的好奇，她不能原諒我的沉默，對于她這是我對她信任不夠的證明。
"接着，他笑了。
"我什麼都沒有背叛，"他說，"因為我沒有什麼要背叛。
我禁止自己去知道我的朋友的秘密，而我的确不知道。
"我聽着他，入了迷：從小時候起我就聽人說朋友就是你和他一起分享秘密的人，而且他有權力以朋友的名義，一再要求知道這些秘密。
而對于我的冰島朋友來說，友誼卻是另一回事：在朋友隐藏私生活的大門前充當守護人；要做永遠不開門的人；他不允許任何人把門打開。
十 我想到《審判》的末尾：兩位先生朝K彎下身子，他們在扼死他："K的逐漸模糊的眼睛，還能看見那兩位在觀察結局的先生就在自己的臉旁邊，兩隻臉挨在一起。
像隻狗！K說，仿佛恥辱在他之後還将存在。
" 《審判》的最後的名詞：恥辱。
最後的畫面：陌生的臉，就在旁邊，幾乎碰到他的臉，觀察着K最隐秘的狀況：他的臨終之際。
在最後的名詞、最後的畫面中，凝聚了整個小說的基本境況：存在；不論任何時候，可進入他的睡房；讓人吃掉他的早餐；準備好，日日夜夜，去接受提審；看着别人沒收挂在他窗戶上的窗簾；不能與他所想要往來的人去往來；不再屬于他自己；失去作為個人的地位。
這樣的改變，把主體的人變為客體的人，使人感到的是恥辱。
我不相信卡夫卡讓布洛德毀掉他的通信是害怕它們被發表。
這樣的想法他幾乎不會有。
出版商們對他的小說不大感興趣，他們怎麼會感興趣他的通信。
促使他想毀掉它們的，是恥辱，完全基本的恥辱，不是作家的恥辱那一種，而是一個普通人的，恥于把自己隐私的東西掉在别人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恥于被轉換為物體，而這恥辱有可能"在他身後依然存在下來"。
然而，這些信布洛德卻把它們發表了；以前在他自己的遺囑中，他曾要求卡夫卡"取消某些東西"；然而，他自己卻發表了一切，毫無區分。
甚至這封在抽屜裡找到的長而艱澀的信，卡夫卡始終沒有決定寄給他父親，可是靠了布洛德，什麼人都可以在後來讀到它，除去它的收信人。
布洛德的不審慎在我看來無可原諒。
他背叛了他的朋友。
他違背他的朋友的意願而行事，違背他的朋友意願的方向與精神，違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質。
十一 在小說與回憶錄、傳記、自傳之間，有着本質的不同。
一個傳記的價值在于所披露真實事件的新與确切。
一部小說的價值在于揭示存在作為它本來的直到那時被遮掩的可能性；換言之，小說發現隐藏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東西。
流行的對小說的贊揚之一是：我在書中的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我覺得作者說的是我，并且了解我；或者以抱怨的形式：我覺得自己被這本小說攻擊、被裸露、被侮辱。
對于這樣的看上去天真的評判，永遠不應當嘲笑：它們證明小說被人當作小說來讀。
所以鑰匙小說（講真實人物，其意圖是讓人在虛構的名稱下認出這些人物）是假小說，美學上模糊，道德上不得當的東西。
卡夫卡隐藏在加爾達的名下！您反對作者：這是不确切的！作者：我沒有寫回憶錄，加爾達是一個想象出的人物！您：作為想象出的人物，他是非真實的，寫得很糟，寫得沒有才氣！作者：但這并不是一個與别人一樣的人物，他使我對我的朋友卡夫卡作了别人不曾作的揭示！您：那是不确切的揭示！作者：我沒有寫回憶錄，加爾達是一個想象中的人物！……等等。
當然，任何小說家不管願意或不願意，都從他的生活中去汲取：有些人物完全是發明出來的，有些則來自于一個模特給予的靈感；有時是直接地，更經常是間接地，有的産生于從某人觀察到的僅一個細節，但是所有的人物在很多程度上來自作者的内省，來自于他對自己的認識。
想象的工作将這些靈感與觀察改造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于小說家把它們忘記了。
然而，在出版他的書之前，他要想到讓可能發現這些東西的鑰匙無法使人找到；首先出于對别人的最低的尊重，這些人會驚訝地在一本小說中找到他們生活的一些片斷；而且，鑰匙（真的或假的）放在讀者手中隻會使他迷路；他會在一本小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