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道路在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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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種成為儀式的說法。
所有他們的回憶，所有他們的思索都用這個必不可少的開場白："四十年可怕的共産主義之後"，或"可怕的四十年"，尤其是"失去的四十年"。
我看着說話的對方：他們既沒有被迫移民，也沒有進監獄，也沒有丢掉工作，更沒有被歧視；他們都在自己的地方生活，在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工作中，都曾有他們的假期、友誼、愛情，他們說"可怕的四十年"，便把他們的生活縮減為唯一的政治方面。
但是，即使是過去40年的政治曆史，他們難道真的是作為一個唯一的與恐怖無區分的整塊而經曆的嗎？他們有沒有忘記那些年代：看弗爾曼（FORMAN）①的電影，讀哈巴爾（HRABAL）的書，出入那些不随潮流的小劇場，講幾百個笑話，并在快樂中嘲笑政權？如果他們都講可怕的40年，那是因為他們把他們對自己生活的回憶奧威爾化，他們的生活在後來，在他們的記憶和他們的腦袋裡，失去了價值或甚至幹脆被取消（失去的四十年）。
———————— ①M．FORMAN，捷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現移居英國。
K即使在自由被極度剝奪的境況下，仍能夠看着一個柔弱少女那個慢慢盛滿水的水罐。
我曾說這些時刻像窗瞬間敞向遠離K的審判的景色，什麼景色？我來确切說明比喻：卡夫卡小說中打開的窗朝着托爾斯泰的風景；朝着這樣的世界：那裡的人物即使在最殘酷的時刻，仍保留着決定的自由，它把這個幸福的不可估量性給了生活，這個不可估量性就是詩的源泉。
托爾斯泰極為詩化的世界是卡夫卡的世界的對立面。
但是，多虧敞開的窗，有如一陣懷舊的氣息，有如讓人幾乎感覺不到的微風，它走進K的故事并存在在那裡。
法庭與審判 關于存在的哲學家喜歡給日常語言的詞注入一種哲學的意義，我很難說出焦慮（ANGOISSE）和饒舌（BAVARDAGE）這些詞而不想到海德的格爾（HEIDEGGER）所賦予他們的意義。
小說家在這一點走到了哲學家的前面。
在審視他們的人物時，他們制造了自己的詞彙，經常是用一些具有一種觀念并超越了字典所确定的意義的關鍵詞。
所以小克雷畢雍（CREBILLONFILS）①使用時刻一詞作為放縱遊戲（一個女人可能被引誘的短暫時機）的觀念一詞，并把它遺留給他的時代和其他的作家。
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講侮辱，司湯達講虛榮。
卡夫卡則靠他的《審判》至少遺留給我們對于理解現代世界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兩個觀念一詞：法庭與審判。
他把它們遺留給我們：這意味着，他把它們供我們支配，使我們能使用它們，根據我們自身的經驗思索它們，再思索它們。
———————— ①CLAUDECREBILLON（PARIS1707-1777），法國作家，著有多部色情小說。
法庭；這裡指的不是用以懲罰那些逾越了國家法律的罪犯的司法機構；被卡夫卡賦予了意義的法庭是一種力量，它進行判決；它之所以判決是因為它是力量；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别的什麼将它的合法性給予了法庭；K看見兩個闖入者進來他的房間，從第一刻起，他就承認了這一力量并且屈服。
法庭發起的審判總是絕對的；這就是說：它所涉及的不是一件孤立的行為，一個确指的罪行（偷竊、走私、強xx），而是被告者人格的全部：K在他整個一生"最為隐私的事件"中尋找他的錯誤；别祖柯夫在我們的世紀也會同時由于對拿破侖的愛和恨而被指控。
同時還有他的酗酒，唯其絕對，審判才既涉及公共生活也涉及私生活：布洛德将K判處死刑因為他在女人那裡隻看見"最為低下的性"；我回憶起1951年布拉格的那些政治審判；人們散發了印刷冊數巨大的被告者生平：那時我是第一次讀一篇色情文章；一次狂歡節的叙述，期間一個女被告的身體上塗滿了巧克力（正當經濟匮乏時期！），被其他的，後來被絞死的被告舔着；在共産主義意識形态逐漸消退之際，對卡爾·馬克思的審判（今天這一審判随着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将他的肖像拆除而達到頂點）從對他的私生活的攻擊開始（我所讀的第一本反對馬克思的書是關于馬克思與他的保姆的性關系的叙述）；在《玩笑》中，一個由三名大學生組成的法庭對盧德維克寫給他的女朋友的信中的一句話進行審判；盧德維克稱他寫這句話是匆匆忙忙沒有思考，以此來為自己辯解，别人回答他："這樣我們至少知道你心裡隐藏的是什麼"；因為所有被告的說話、低語、思想，所有他隐藏在自己内心的都要交給法庭支配。
審判之所以絕對，還在于它并不是處在被告人的生活限度之内；如果你在審判中輸了，叔父對K說，"你将被抛棄在社會之外，所有親屬也得和你一起"；一個猶太人的罪過包含所有時代猶太人的罪過，共産主義關于階級根源的影響之說教，把被告父母親和祖父母的錯誤也都包括在被告的錯誤中；在對歐洲的殖民罪行的審判中，薩特沒有指控殖民者，而是歐洲，整個歐洲，所有時代的歐洲；因為"殖民者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因為"一個人，在我們這裡，就是一個同謀，既然我們都從殖民剝削中得到了好處"。
審判的精神不承認任何可經時效性；遙遠的過去與一個今天的事件同樣是活生生的； 即使死去，你也逃不掉：在墓地有暗探。
審判的記憶其大無比：但這是一個完全特别的記憶，可以确定為"對所有不是罪過的忘記"。
所以審判把被告的生平縮減為犯罪錄：維克多·法利亞斯（VICTORFARIAS，其著作《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是一部罪犯錄的經典樣本）在哲學家早期青年時代中便找到了他的納粹主義根源，而對于他的天才的根源所在卻不屑一顧；共産主義的法庭，為了懲罰被告的意識形态偏向，把它的全部著作列為危險品（所以在所有共産主義國家，盧卡奇，薩特，比如說，甚至他們的親共文章，也都被禁止）；"為什麼我們的街道用畢加索、阿拉貢、艾呂雅、薩特這些名字？" 在1991年的後-共産主義的陶醉中，一份巴黎報紙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人們很想回答說：為了他們的作品的價值！但是在他對歐洲的審判中，薩特已經很清楚地說了價值所代表的是什麼："我們珍貴的價值失去了它們的翅膀；從近處瞧它們，沒有一個上面不沾有血迹"；被玷污的價值不再是價值；審判的精神是将一切縮減到道德之中；這是對于工作、藝術、作品的一切抱着絕對的虛無主義。
K在闖入者前來逮捕他之前，看見對面房子裡一對老年夫婦"帶着完全不尋常的好奇"瞧着他；所以從一開始"看門人的古老合唱"便進入戲中；《城堡》中的阿瑪麗雅（AAMALIA）從未被告也未被判決，但是極為明顯，看不見的法庭對她不滿，這足以使所有村民對她避而遠之；因為如果一個法庭把一個審判的制度強加給一個地方，所有人民便都加入了審判的大規模運動并百倍增加其有效性；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可能在任何時候被指控因而預先準備好一個自我批評；自我批評，被告人向主告人的屈從；放棄他的自我；取消自己作為個人的方式；1948年共産主義革命之後，一個富有家庭的捷克年輕姑娘對于自己富有的童年不相配的特權感到負罪；為了低頭認罪，她成為一名共産主義者，狂熱到公開否認自己的父親；今天，在共産主義消失之後，她又遭到一次審判并且又感到負罪；經曆了兩次審判，兩次自我批評的碾軋，她的身後隻剩下一個被否認的生活的荒漠；即使在此期間人們把過去從她父親（被否認的）那裡沒收來的所有的房子歸還給她，她今天也隻不過是一個被取消的存在；雙重地被取消，被自我取消。
因為發起一場審判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是為了消滅被告；如布洛德所說：一個不愛任何人，隻有一個調情對象的人，這種人應該死；所以K被扼死：布哈林（BOUKHARINE）被絞死。
甚至向死者發起審判，這是為了讓他們第二次死：做法是燒毀他們的書，把他們的名字從教科書上除去；拆毀他們的建築物：更改以他們命名的街道名稱。
對世紀的審判 将近70年以來歐洲生活在一種審判制度下。
在本世紀的偉大藝術家當中，有多少人被告？我隻想談談對于我代表着某種意義的那些人。
自20年代起，被革命道德的法庭所追捕的人有：布尼恩（BOUNINE），安德烈夫（ANDREIEV），梅耶浩德（MEYERHOLD），比爾尼亞克（PILNTAK），韋普利克（VEPRIK）（俄羅斯猶太音樂家，現代藝術的被忘卻的烈士；他曾敢于反對斯大林，捍衛蕭斯塔科維奇的被判決的歌劇：人們把他放進一個集中營；我還記得他的一些鋼琴作品，我的父親那時很喜歡彈），曼德爾斯達姆（MANDELASTAM），哈拉斯（HALAS）（《玩笑》中的盧德維克極喜歡的詩人，死後遭攻擊，他的憂郁被判為是反革命的）。
之後，有被納粹法庭攻擊的人們：布洛赫（他的照片放在我工作的台子上，他朝我微笑，嘴裡叼着煙鬥），勳伯格，韋爾菲（WERAFEL），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海恩瑞斯·曼，穆齊爾，萬庫拉（VANCURA，我最喜愛的捷克散文家），布魯諾·舒茲（BRUNOSCHULZ）。
專制的帝國與它們血腥的審判一起消失了，但是審判的精神作為遺産留存了下來，舊帳都由它來算。
所以遭審判的有：被控告為同情納粹：漢姆遜（HAMSUN），海德格爾［捷克不同政見的全部思想都得之于他，帕托卡（PATOCKA）首當其沖］，理查·斯特勞斯，戈特弗利德·本（GOTTFRIEDBENN），馮·多德勒（VONDODERER），迪約·拉·羅什爾（DRIEULAROCHELLE），賽利納（1992年，戰争過後半個世紀，一位憤怒的法國省行政長官仍拒絕把賽利納的房子列為曆史紀念物）；墨索裡尼的擁護者：馬拉帕普特（MALAPAPTE），馬利奈提（MARINETTI），龐德（EZRAPOUND）［在意大利炙人的太陽下，美軍把他關在一個牢籠裡好幾月，像關一頭牲口；卡爾·戴維德森（KARLDAVIDSSON）在雷克雅未克他的畫室給我看了一張P的大照片："50年來，我去哪裡他都陪着我。
"］；慕尼黑的和平主義者：喬諾（GIONO），阿蘭（ALAIN），莫朗（MORAND），蒙特爾朗（MONTHERLANT），貝爾斯（SAINT－JOHNPERSE，法國赴慕尼黑代表團成員，他從最近處參與了對我的故國的侮辱）；然後，共産黨人和他們的同情者：馬雅可夫斯基（今天有誰還記得他的愛情詩，和他的令人難以相信的比喻？），高爾基，蕭伯納，布萊希特（他也因此而經曆第二次審判），艾呂雅（這個天使-滅絕者，他用兩把劍的圖畫來裝飾他的簽名），畢加索，萊熱（LEG－ER），阿拉貢（我怎麼能忘記他在我生命的困難時刻向我伸出了手？），奈茲瓦爾（NEZVAL）（他的油畫自畫像挂在我的書房旁邊），薩特。
有些人遭到雙重的審判：先是被指控對革命的背叛，然後被指控過去他們為革命所作的服務：紀德（在過去所有共産主義國家，一切惡之象征），蕭斯塔科維奇（為了贖賣他的頗有難度的音樂，他為當時制度的需要制造了些愚蠢的貨色，他聲稱對于藝術的曆史而言，無價值是一種無意義并等于零的東西；殊不知對于法庭正是無價值才算得上數），普洛東，馬爾羅（MAL－PAUX）（昨天被控告背叛了革命的理
所有他們的回憶，所有他們的思索都用這個必不可少的開場白："四十年可怕的共産主義之後"，或"可怕的四十年"，尤其是"失去的四十年"。
我看着說話的對方：他們既沒有被迫移民，也沒有進監獄，也沒有丢掉工作，更沒有被歧視；他們都在自己的地方生活，在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工作中，都曾有他們的假期、友誼、愛情，他們說"可怕的四十年"，便把他們的生活縮減為唯一的政治方面。
但是，即使是過去40年的政治曆史，他們難道真的是作為一個唯一的與恐怖無區分的整塊而經曆的嗎？他們有沒有忘記那些年代：看弗爾曼（FORMAN）①的電影，讀哈巴爾（HRABAL）的書，出入那些不随潮流的小劇場，講幾百個笑話，并在快樂中嘲笑政權？如果他們都講可怕的40年，那是因為他們把他們對自己生活的回憶奧威爾化，他們的生活在後來，在他們的記憶和他們的腦袋裡，失去了價值或甚至幹脆被取消（失去的四十年）。
———————— ①M．FORMAN，捷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現移居英國。
K即使在自由被極度剝奪的境況下，仍能夠看着一個柔弱少女那個慢慢盛滿水的水罐。
我曾說這些時刻像窗瞬間敞向遠離K的審判的景色，什麼景色？我來确切說明比喻：卡夫卡小說中打開的窗朝着托爾斯泰的風景；朝着這樣的世界：那裡的人物即使在最殘酷的時刻，仍保留着決定的自由，它把這個幸福的不可估量性給了生活，這個不可估量性就是詩的源泉。
托爾斯泰極為詩化的世界是卡夫卡的世界的對立面。
但是，多虧敞開的窗，有如一陣懷舊的氣息，有如讓人幾乎感覺不到的微風，它走進K的故事并存在在那裡。
法庭與審判 關于存在的哲學家喜歡給日常語言的詞注入一種哲學的意義，我很難說出焦慮（ANGOISSE）和饒舌（BAVARDAGE）這些詞而不想到海德的格爾（HEIDEGGER）所賦予他們的意義。
小說家在這一點走到了哲學家的前面。
在審視他們的人物時，他們制造了自己的詞彙，經常是用一些具有一種觀念并超越了字典所确定的意義的關鍵詞。
所以小克雷畢雍（CREBILLONFILS）①使用時刻一詞作為放縱遊戲（一個女人可能被引誘的短暫時機）的觀念一詞，并把它遺留給他的時代和其他的作家。
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講侮辱，司湯達講虛榮。
卡夫卡則靠他的《審判》至少遺留給我們對于理解現代世界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兩個觀念一詞：法庭與審判。
他把它們遺留給我們：這意味着，他把它們供我們支配，使我們能使用它們，根據我們自身的經驗思索它們，再思索它們。
———————— ①CLAUDECREBILLON（PARIS1707-1777），法國作家，著有多部色情小說。
法庭；這裡指的不是用以懲罰那些逾越了國家法律的罪犯的司法機構；被卡夫卡賦予了意義的法庭是一種力量，它進行判決；它之所以判決是因為它是力量；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别的什麼将它的合法性給予了法庭；K看見兩個闖入者進來他的房間，從第一刻起，他就承認了這一力量并且屈服。
法庭發起的審判總是絕對的；這就是說：它所涉及的不是一件孤立的行為，一個确指的罪行（偷竊、走私、強xx），而是被告者人格的全部：K在他整個一生"最為隐私的事件"中尋找他的錯誤；别祖柯夫在我們的世紀也會同時由于對拿破侖的愛和恨而被指控。
同時還有他的酗酒，唯其絕對，審判才既涉及公共生活也涉及私生活：布洛德将K判處死刑因為他在女人那裡隻看見"最為低下的性"；我回憶起1951年布拉格的那些政治審判；人們散發了印刷冊數巨大的被告者生平：那時我是第一次讀一篇色情文章；一次狂歡節的叙述，期間一個女被告的身體上塗滿了巧克力（正當經濟匮乏時期！），被其他的，後來被絞死的被告舔着；在共産主義意識形态逐漸消退之際，對卡爾·馬克思的審判（今天這一審判随着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将他的肖像拆除而達到頂點）從對他的私生活的攻擊開始（我所讀的第一本反對馬克思的書是關于馬克思與他的保姆的性關系的叙述）；在《玩笑》中，一個由三名大學生組成的法庭對盧德維克寫給他的女朋友的信中的一句話進行審判；盧德維克稱他寫這句話是匆匆忙忙沒有思考，以此來為自己辯解，别人回答他："這樣我們至少知道你心裡隐藏的是什麼"；因為所有被告的說話、低語、思想，所有他隐藏在自己内心的都要交給法庭支配。
審判之所以絕對，還在于它并不是處在被告人的生活限度之内；如果你在審判中輸了，叔父對K說，"你将被抛棄在社會之外，所有親屬也得和你一起"；一個猶太人的罪過包含所有時代猶太人的罪過，共産主義關于階級根源的影響之說教，把被告父母親和祖父母的錯誤也都包括在被告的錯誤中；在對歐洲的殖民罪行的審判中，薩特沒有指控殖民者，而是歐洲，整個歐洲，所有時代的歐洲；因為"殖民者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因為"一個人，在我們這裡，就是一個同謀，既然我們都從殖民剝削中得到了好處"。
審判的精神不承認任何可經時效性；遙遠的過去與一個今天的事件同樣是活生生的； 即使死去，你也逃不掉：在墓地有暗探。
審判的記憶其大無比：但這是一個完全特别的記憶，可以确定為"對所有不是罪過的忘記"。
所以審判把被告的生平縮減為犯罪錄：維克多·法利亞斯（VICTORFARIAS，其著作《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是一部罪犯錄的經典樣本）在哲學家早期青年時代中便找到了他的納粹主義根源，而對于他的天才的根源所在卻不屑一顧；共産主義的法庭，為了懲罰被告的意識形态偏向，把它的全部著作列為危險品（所以在所有共産主義國家，盧卡奇，薩特，比如說，甚至他們的親共文章，也都被禁止）；"為什麼我們的街道用畢加索、阿拉貢、艾呂雅、薩特這些名字？" 在1991年的後-共産主義的陶醉中，一份巴黎報紙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人們很想回答說：為了他們的作品的價值！但是在他對歐洲的審判中，薩特已經很清楚地說了價值所代表的是什麼："我們珍貴的價值失去了它們的翅膀；從近處瞧它們，沒有一個上面不沾有血迹"；被玷污的價值不再是價值；審判的精神是将一切縮減到道德之中；這是對于工作、藝術、作品的一切抱着絕對的虛無主義。
K在闖入者前來逮捕他之前，看見對面房子裡一對老年夫婦"帶着完全不尋常的好奇"瞧着他；所以從一開始"看門人的古老合唱"便進入戲中；《城堡》中的阿瑪麗雅（AAMALIA）從未被告也未被判決，但是極為明顯，看不見的法庭對她不滿，這足以使所有村民對她避而遠之；因為如果一個法庭把一個審判的制度強加給一個地方，所有人民便都加入了審判的大規模運動并百倍增加其有效性；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可能在任何時候被指控因而預先準備好一個自我批評；自我批評，被告人向主告人的屈從；放棄他的自我；取消自己作為個人的方式；1948年共産主義革命之後，一個富有家庭的捷克年輕姑娘對于自己富有的童年不相配的特權感到負罪；為了低頭認罪，她成為一名共産主義者，狂熱到公開否認自己的父親；今天，在共産主義消失之後，她又遭到一次審判并且又感到負罪；經曆了兩次審判，兩次自我批評的碾軋，她的身後隻剩下一個被否認的生活的荒漠；即使在此期間人們把過去從她父親（被否認的）那裡沒收來的所有的房子歸還給她，她今天也隻不過是一個被取消的存在；雙重地被取消，被自我取消。
因為發起一場審判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是為了消滅被告；如布洛德所說：一個不愛任何人，隻有一個調情對象的人，這種人應該死；所以K被扼死：布哈林（BOUKHARINE）被絞死。
甚至向死者發起審判，這是為了讓他們第二次死：做法是燒毀他們的書，把他們的名字從教科書上除去；拆毀他們的建築物：更改以他們命名的街道名稱。
對世紀的審判 将近70年以來歐洲生活在一種審判制度下。
在本世紀的偉大藝術家當中，有多少人被告？我隻想談談對于我代表着某種意義的那些人。
自20年代起，被革命道德的法庭所追捕的人有：布尼恩（BOUNINE），安德烈夫（ANDREIEV），梅耶浩德（MEYERHOLD），比爾尼亞克（PILNTAK），韋普利克（VEPRIK）（俄羅斯猶太音樂家，現代藝術的被忘卻的烈士；他曾敢于反對斯大林，捍衛蕭斯塔科維奇的被判決的歌劇：人們把他放進一個集中營；我還記得他的一些鋼琴作品，我的父親那時很喜歡彈），曼德爾斯達姆（MANDELASTAM），哈拉斯（HALAS）（《玩笑》中的盧德維克極喜歡的詩人，死後遭攻擊，他的憂郁被判為是反革命的）。
之後，有被納粹法庭攻擊的人們：布洛赫（他的照片放在我工作的台子上，他朝我微笑，嘴裡叼着煙鬥），勳伯格，韋爾菲（WERAFEL），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海恩瑞斯·曼，穆齊爾，萬庫拉（VANCURA，我最喜愛的捷克散文家），布魯諾·舒茲（BRUNOSCHULZ）。
專制的帝國與它們血腥的審判一起消失了，但是審判的精神作為遺産留存了下來，舊帳都由它來算。
所以遭審判的有：被控告為同情納粹：漢姆遜（HAMSUN），海德格爾［捷克不同政見的全部思想都得之于他，帕托卡（PATOCKA）首當其沖］，理查·斯特勞斯，戈特弗利德·本（GOTTFRIEDBENN），馮·多德勒（VONDODERER），迪約·拉·羅什爾（DRIEULAROCHELLE），賽利納（1992年，戰争過後半個世紀，一位憤怒的法國省行政長官仍拒絕把賽利納的房子列為曆史紀念物）；墨索裡尼的擁護者：馬拉帕普特（MALAPAPTE），馬利奈提（MARINETTI），龐德（EZRAPOUND）［在意大利炙人的太陽下，美軍把他關在一個牢籠裡好幾月，像關一頭牲口；卡爾·戴維德森（KARLDAVIDSSON）在雷克雅未克他的畫室給我看了一張P的大照片："50年來，我去哪裡他都陪着我。
"］；慕尼黑的和平主義者：喬諾（GIONO），阿蘭（ALAIN），莫朗（MORAND），蒙特爾朗（MONTHERLANT），貝爾斯（SAINT－JOHNPERSE，法國赴慕尼黑代表團成員，他從最近處參與了對我的故國的侮辱）；然後，共産黨人和他們的同情者：馬雅可夫斯基（今天有誰還記得他的愛情詩，和他的令人難以相信的比喻？），高爾基，蕭伯納，布萊希特（他也因此而經曆第二次審判），艾呂雅（這個天使-滅絕者，他用兩把劍的圖畫來裝飾他的簽名），畢加索，萊熱（LEG－ER），阿拉貢（我怎麼能忘記他在我生命的困難時刻向我伸出了手？），奈茲瓦爾（NEZVAL）（他的油畫自畫像挂在我的書房旁邊），薩特。
有些人遭到雙重的審判：先是被指控對革命的背叛，然後被指控過去他們為革命所作的服務：紀德（在過去所有共産主義國家，一切惡之象征），蕭斯塔科維奇（為了贖賣他的頗有難度的音樂，他為當時制度的需要制造了些愚蠢的貨色，他聲稱對于藝術的曆史而言，無價值是一種無意義并等于零的東西；殊不知對于法庭正是無價值才算得上數），普洛東，馬爾羅（MAL－PAUX）（昨天被控告背叛了革命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