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道路在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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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充滿了那個還沒有使用麻醉藥時代的外科手術中可怕的詳細細節，而且更有怪中之怪：他被一種意想之外的非邏輯的回憶所刺激：當着護士為他脫下衣服，"安德烈想起了早期童年的遙遠日子"。
再下面又有這樣幾句："在所有這些痛苦之後，安德烈感到一種很久以來沒有經曆過的安逸。
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特别是最早的童年時代，别人給他脫衣服，把他睡進他的小床，奶娘給他唱搖籃曲，他的頭埋進枕頭裡，感到自己在生活并因此而幸福，——這些時刻在他的想象中不是作為過去而出現，而是作為現實。
"隻是後來，安德烈才看見了隔壁台子上的阿納托爾（ANA－TOLE），娜達莎的引誘者，他的情敵，醫生正在為他截去一條腿。
通常對這一場面的閱讀是："受傷的安德烈看着他的情敵被截去一條腿：這個場景使安德烈對他，對廣義而言的人，充滿憐憫。
"但是托爾斯泰知道這種突然間的頓悟不是出于如此明顯如此邏輯的原因。
這是一個令人奇怪的轉瞬即逝的畫面（當他很小的時候家人用和護士一樣的方法給他脫去衣服），發動了一切：他的新的變化，他對事情的新的眼光。
幾秒鐘之後，這個奇迹般的細節肯定被安德烈自己忘記了，大概多數讀者也立刻忘記了，讀者在讀小說和"讀"他們自己的生活時同樣地不專心和不善讀。
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這一次是皮埃爾·别祖柯夫、他決定殺死拿破侖，這一決定之前有這樣一段插曲：他從他的共濟會員朋友們那裡得知：拿破侖被視為《啟示錄》（《新約書》）第十三章裡的ANTE－CHRIST；聰明的人應該數一下這個怪獸的數字，因為這是關于人的數字，這個數字是666……"如果把法文字母翻譯成數字，那麼拿破侖皇帝這個詞恰好得出數目666。
"這種預言給皮埃爾打擊很大。
他經常問自己誰會結束怪獸，換言之拿破侖的強權，借助于數字化，他想盡辦法找到一個對問題的解決辦法。
先是組合：亞曆山大皇帝，然後，俄羅斯民族。
但是總數都高于或低于666。
有一天，他想記錄自己的名字：皮埃爾·别祖柯夫伯爵，但是他達不到想要的數字。
他把一個Z放在S的位置上，加上介詞DE，冠詞LE，總是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後來他想如果他對問題的答案果真就在他的名字裡，那麼應該加上他的國籍。
于是他寫道：俄羅斯人别祖柯夫。
數字加起來結果是671，即多了5。
5代表着一個E，它與在皇帝一詞的冠詞中被省略的字母相同。
取消這個在他名字前面的E字，況且這是不對的，提供給他一個他費心尋找的答案：俄羅斯人别祖柯夫——666。
這一發現使他為之震動。
托爾斯泰精心描寫皮埃爾用他的名字所進行的所有拼字變化絕對是好笑的：LRUSSE（俄羅斯），這是個極妙的拼寫玩意兒。
一個毫無疑問聰明而可愛的人的嚴肅而勇敢的決定有沒有可能從根本上來說出自一次愚蠢？ 那麼您對人怎麼想，對您自己怎麼想？為符合時代精神改變觀點 一天一個女人興高采烈地向我宣告："不再有列甯格勒了！咱們又回到正經的聖彼得堡來了！"城市和街道重新命名，這事從沒讓我有過什麼熱情。
我幾乎想這樣告訴她，但是最後一刻我按捺了自己：在她的被令人昏眩的曆史前進所迷惑的目光裡，我預先猜測出我們的不同意見，而且我沒有要争論的欲望，況且在同一時刻我想起了一段她肯定已經忘記的插曲。
同是這個女人有一次來布拉格我的家，看我和妻子，那是在俄國人入侵之後，1970年或1971年間，我們處在一種艱難的被禁止的境況中。
從她來說，這是對我們支持的一種表現，我們盡力使她開心以作為對她的回報。
我妻子對她講起一個美國富翁住在一家莫斯科旅館的滑稽故事（奇怪的是它是預言性的）。
有人問那美國人："您去墓地看列甯了嗎？"他回答："我花了十美元讓人把他帶來酒店。
"我們的客人繃起了臉。
作為左翼（她始終是）她認為俄國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對她所珍視的理想的背叛，并認為她要同情的這一背叛的受害者嘲笑這些被背叛的理想是讓人不能接受的。
"我不覺得這可笑"，她冷冷地說，隻是由于我們的被迫害的地位使我們之間免于決裂。
我可以講一大堆這一類的故事。
這種觀點的轉變不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廣義而言的風氣，先是上升後為衰落的女權主義，對"新小說"的欣賞以及後來的蔑視，被放縱的色情所接替的革命的清教主義，先是被誣為反革命的和新殖民主義，後又由同樣那幫人作為進步旗幟打了出來的關于歐洲的思想，等等。
我扪心自問：他們還記得他們過去的态度嗎？在記憶中他們還保留着他們轉變的曆史麼？并不是看到人們改變觀點而使我憤怒。
别祖柯夫，過去是拿破侖的崇拜者，變成了要謀害拿破侖生命的刺客，在前一種和後一種情況下我都覺得他可愛。
一個在1971年崇拜列甯的人沒有權利在1991年為列甯格勒不再是列甯格勒而高興嗎？她當然有，然而她的改變與别祖柯夫的有所不同。
别祖柯夫或波爾貢斯基正是在他們的内心世界發生變化時作為個人得到證明，他們給人意外；他們使自己變得不一樣；他們的自由燃燒起來；伴随自由的，還有他們的自我的個性；這些都是有詩意的時刻：他們如此強烈地生活着這些時刻，乃至整個世界都帶着被那些美妙的細節所陶醉的儀仗隊跑來與他們會合。
在托爾斯泰那裡，人之作為他自己，作為個人，尤其因為他有力量，有異想天開，有改造自己的智慧。
反之，我看到的那些對列甯，對歐洲等問題改變态度的人們，卻在他們的非人性中暴露了他們自己。
這一改變既非他們的創造、發明、任性，也非他們的意外、思索、瘋狂。
它沒有詩：它隻是對曆史的變幻的精神作了非常乏味的調整。
所以他們甚至對此沒有察覺；總而言之，他們總是老樣子：總是在實際當中，總是想着在他們那個圈子裡應該想的事情；他們之改變，不是為了更接近他們自我的某種本質，而是為了與别人混同在一起；改變使他們保持不變。
我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他們根據一個看不見的法庭來改變他們的思想，這個法庭自己也在改變思想；那些人的改變因而隻是對于法庭明天要宣布什麼是真理來下一次賭注。
我想到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時代，走出了早期的對共産主義的狂喜之後，我們每向着反對官方的教義邁出一小步都感到是一次勇敢的行動。
我們抗議對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捍衛被禁止的現代藝術，反對宣傳的愚蠢，批評我們對俄羅斯的依賴，等等。
這樣做，我們便冒了些風險，沒什麼大了不起，但畢竟是點什麼而且這個（小小的）危險給了我們一種讓人高興的道德上的滿足。
有一天我有了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這些反抗不是聽自于内心的自由和勇氣，而是出于有意讨好另外一個在暗中已經在準備的審判法庭？窗口 我們不可能比卡夫卡在他的《審判》中走得更遠；他創造了極為無詩意世界的極為詩意的形象。
所謂"極為無詩意的世界"，我是指對于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特性毫無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隻是外-人類力量——官僚主義、技術、曆史——的一個工具。
所謂"極為詩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并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的本質和它的非詩意特點，但卻以他的巨大的詩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這個世界。
K完全被強加給他的審判的境況所吞沒；沒有任何一點時間去想任何别的事。
但是，即使在這種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也還有一些窗口，它們突然地，隻是在很短的時刻裡，自己敞開了。
他不能從這些窗口逃走；它們半開着，馬上又關上；但是他至少在一個閃電式的空間裡，看見了在外面的世界的詩，它不顧一切地存在着，好像一個永遠在那裡的可能性，并給他的走投無路者的生活帶來一束銀色的反光。
這些短暫的開放，比如說，是K的目光：他到了第一次人們召他出庭的小鎮的街上。
前一刻，他還為了準時到達而奔跑。
現在他停了下來，他站在街上，有幾秒鐘忘記了審判，他看着他的周圍："差不多每個窗口都有人，穿着襯衫的男人胳膊支在窗台上，抽着煙，或抱着小孩倚在窗邊，小心而溫柔。
别的窗戶口放着一撂撂床單、被單和鴨絨被，頂上有時閃過一個女人蓬亂的頭。
"然後他走進院子。
"離他不遠處，一個男人坐在一隻小箱子上，赤着腳，在讀報紙；兩個小男孩在一輛手拉車的兩端蕩悠着；在一個水泵前，一個身穿緊身睡衣的嬌弱的少女站在那裡瞧着K，她水罐裡的水滿了上來。
" 這些句子讓我想到福樓拜的描寫：簡潔，全部的視覺，細節的意義，其中沒有一點兒是陳詞濫調。
這種描寫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多麼渴望真實，他是多麼貪婪地飲着世界，而就在剛才一刻，這世界還由于對審判的擔憂而變得黯淡。
可惜，歇息是短暫的，接下來一刻，K來不及用眼睛去看穿緊身睡衣的少女的那個水罐裡盛滿了水：審判的急流重新卷走了他。
小說的幾個色情場面也如同瞬時間敞開的窗戶，極短的瞬間：K所遇到的女人隻是些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和對他的審判有關：比如說，布爾斯特納（BUBRSTNER）小姐，他的鄰居，拘捕發生在她的房間裡；K驚惶不安，給她講述所發生的事，到最後，在門口，終于擁抱了她："他拉住她，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後吻她的臉，像一隻饑渴的動物用舌頭一下下去舔它終于發現的水泉。
"我強調了"饑渴"這個詞，它對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頗有意義，那人隻能在瞬間裡與她交流，通過一個窗口。
在第一次審訊時，K作了一番報告，但他馬上被一個奇怪的事件所幹擾：大廳裡有看門人的女人，一個長得醜而幹瘦的大學生竟把她推倒在地，在旁聽期間和她做愛。
這種不相幹的種種事件令人難以相信的遇合（卡夫卡式的、怪誕和非真實美妙無比的詩！），這又是一個新的窗向着遠離審判的景色，向着人們給K剝奪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而敞開了。
這一卡夫卡式的詩讓我從對立的方向想起另一部小說，它也是個關于被捕和審判的故事：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一本幾十年中作為反專制主義專業人員的長期參考書。
在這部想作為一個想象中的專制社會的可怕畫像的小說中，沒有窗；那裡，人們看不見少女和她的盛滿水的水罐；這部小說嚴密地向詩關閉；小說？一部僞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毫無疑問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說的僞裝所歪曲，這個僞裝使得它不準确，隻近乎大概。
如果說小說的形式模糊了奧威爾的思想，反之，這個思想是否給了小說一些東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沒有：境況與人物在其中像一張告示一樣平淡。
那麼它是否至少作為推廣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理由呢？也不是。
因為被做成小說的思想不再作為思想而運行，而恰恰是作為小說，在《一九八四》中，它們是作為差的小說，帶有一部劣質小說所能運用的惡劣影響。
奧威爾的小說的惡劣影響在于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的方面，在于這一方面被縮減到它的典型的消極之中。
我拒絕以它有益于反對專制之惡鬥争的宣傳作為理由而原諒這樣的縮減，因為這個惡，恰恰在于把生活縮減為政治，把政治縮減為宣傳。
所以，奧威爾的小說，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它把一個被憎恨的社會的生活縮小（并教人去縮小）為一個簡單的罪行列舉。
共産主義結束一、兩年之後，我和一些捷克人交談，我聽到每個人講話裡
再下面又有這樣幾句："在所有這些痛苦之後，安德烈感到一種很久以來沒有經曆過的安逸。
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特别是最早的童年時代，别人給他脫衣服，把他睡進他的小床，奶娘給他唱搖籃曲，他的頭埋進枕頭裡，感到自己在生活并因此而幸福，——這些時刻在他的想象中不是作為過去而出現，而是作為現實。
"隻是後來，安德烈才看見了隔壁台子上的阿納托爾（ANA－TOLE），娜達莎的引誘者，他的情敵，醫生正在為他截去一條腿。
通常對這一場面的閱讀是："受傷的安德烈看着他的情敵被截去一條腿：這個場景使安德烈對他，對廣義而言的人，充滿憐憫。
"但是托爾斯泰知道這種突然間的頓悟不是出于如此明顯如此邏輯的原因。
這是一個令人奇怪的轉瞬即逝的畫面（當他很小的時候家人用和護士一樣的方法給他脫去衣服），發動了一切：他的新的變化，他對事情的新的眼光。
幾秒鐘之後，這個奇迹般的細節肯定被安德烈自己忘記了，大概多數讀者也立刻忘記了，讀者在讀小說和"讀"他們自己的生活時同樣地不專心和不善讀。
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這一次是皮埃爾·别祖柯夫、他決定殺死拿破侖，這一決定之前有這樣一段插曲：他從他的共濟會員朋友們那裡得知：拿破侖被視為《啟示錄》（《新約書》）第十三章裡的ANTE－CHRIST；聰明的人應該數一下這個怪獸的數字，因為這是關于人的數字，這個數字是666……"如果把法文字母翻譯成數字，那麼拿破侖皇帝這個詞恰好得出數目666。
"這種預言給皮埃爾打擊很大。
他經常問自己誰會結束怪獸，換言之拿破侖的強權，借助于數字化，他想盡辦法找到一個對問題的解決辦法。
先是組合：亞曆山大皇帝，然後，俄羅斯民族。
但是總數都高于或低于666。
有一天，他想記錄自己的名字：皮埃爾·别祖柯夫伯爵，但是他達不到想要的數字。
他把一個Z放在S的位置上，加上介詞DE，冠詞LE，總是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後來他想如果他對問題的答案果真就在他的名字裡，那麼應該加上他的國籍。
于是他寫道：俄羅斯人别祖柯夫。
數字加起來結果是671，即多了5。
5代表着一個E，它與在皇帝一詞的冠詞中被省略的字母相同。
取消這個在他名字前面的E字，況且這是不對的，提供給他一個他費心尋找的答案：俄羅斯人别祖柯夫——666。
這一發現使他為之震動。
托爾斯泰精心描寫皮埃爾用他的名字所進行的所有拼字變化絕對是好笑的：LRUSSE（俄羅斯），這是個極妙的拼寫玩意兒。
一個毫無疑問聰明而可愛的人的嚴肅而勇敢的決定有沒有可能從根本上來說出自一次愚蠢？ 那麼您對人怎麼想，對您自己怎麼想？為符合時代精神改變觀點 一天一個女人興高采烈地向我宣告："不再有列甯格勒了！咱們又回到正經的聖彼得堡來了！"城市和街道重新命名，這事從沒讓我有過什麼熱情。
我幾乎想這樣告訴她，但是最後一刻我按捺了自己：在她的被令人昏眩的曆史前進所迷惑的目光裡，我預先猜測出我們的不同意見，而且我沒有要争論的欲望，況且在同一時刻我想起了一段她肯定已經忘記的插曲。
同是這個女人有一次來布拉格我的家，看我和妻子，那是在俄國人入侵之後，1970年或1971年間，我們處在一種艱難的被禁止的境況中。
從她來說，這是對我們支持的一種表現，我們盡力使她開心以作為對她的回報。
我妻子對她講起一個美國富翁住在一家莫斯科旅館的滑稽故事（奇怪的是它是預言性的）。
有人問那美國人："您去墓地看列甯了嗎？"他回答："我花了十美元讓人把他帶來酒店。
"我們的客人繃起了臉。
作為左翼（她始終是）她認為俄國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對她所珍視的理想的背叛，并認為她要同情的這一背叛的受害者嘲笑這些被背叛的理想是讓人不能接受的。
"我不覺得這可笑"，她冷冷地說，隻是由于我們的被迫害的地位使我們之間免于決裂。
我可以講一大堆這一類的故事。
這種觀點的轉變不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廣義而言的風氣，先是上升後為衰落的女權主義，對"新小說"的欣賞以及後來的蔑視，被放縱的色情所接替的革命的清教主義，先是被誣為反革命的和新殖民主義，後又由同樣那幫人作為進步旗幟打了出來的關于歐洲的思想，等等。
我扪心自問：他們還記得他們過去的态度嗎？在記憶中他們還保留着他們轉變的曆史麼？并不是看到人們改變觀點而使我憤怒。
别祖柯夫，過去是拿破侖的崇拜者，變成了要謀害拿破侖生命的刺客，在前一種和後一種情況下我都覺得他可愛。
一個在1971年崇拜列甯的人沒有權利在1991年為列甯格勒不再是列甯格勒而高興嗎？她當然有，然而她的改變與别祖柯夫的有所不同。
别祖柯夫或波爾貢斯基正是在他們的内心世界發生變化時作為個人得到證明，他們給人意外；他們使自己變得不一樣；他們的自由燃燒起來；伴随自由的，還有他們的自我的個性；這些都是有詩意的時刻：他們如此強烈地生活着這些時刻，乃至整個世界都帶着被那些美妙的細節所陶醉的儀仗隊跑來與他們會合。
在托爾斯泰那裡，人之作為他自己，作為個人，尤其因為他有力量，有異想天開，有改造自己的智慧。
反之，我看到的那些對列甯，對歐洲等問題改變态度的人們，卻在他們的非人性中暴露了他們自己。
這一改變既非他們的創造、發明、任性，也非他們的意外、思索、瘋狂。
它沒有詩：它隻是對曆史的變幻的精神作了非常乏味的調整。
所以他們甚至對此沒有察覺；總而言之，他們總是老樣子：總是在實際當中，總是想着在他們那個圈子裡應該想的事情；他們之改變，不是為了更接近他們自我的某種本質，而是為了與别人混同在一起；改變使他們保持不變。
我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他們根據一個看不見的法庭來改變他們的思想，這個法庭自己也在改變思想；那些人的改變因而隻是對于法庭明天要宣布什麼是真理來下一次賭注。
我想到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時代，走出了早期的對共産主義的狂喜之後，我們每向着反對官方的教義邁出一小步都感到是一次勇敢的行動。
我們抗議對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捍衛被禁止的現代藝術，反對宣傳的愚蠢，批評我們對俄羅斯的依賴，等等。
這樣做，我們便冒了些風險，沒什麼大了不起，但畢竟是點什麼而且這個（小小的）危險給了我們一種讓人高興的道德上的滿足。
有一天我有了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這些反抗不是聽自于内心的自由和勇氣，而是出于有意讨好另外一個在暗中已經在準備的審判法庭？窗口 我們不可能比卡夫卡在他的《審判》中走得更遠；他創造了極為無詩意世界的極為詩意的形象。
所謂"極為無詩意的世界"，我是指對于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特性毫無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隻是外-人類力量——官僚主義、技術、曆史——的一個工具。
所謂"極為詩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并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的本質和它的非詩意特點，但卻以他的巨大的詩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這個世界。
K完全被強加給他的審判的境況所吞沒；沒有任何一點時間去想任何别的事。
但是，即使在這種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也還有一些窗口，它們突然地，隻是在很短的時刻裡，自己敞開了。
他不能從這些窗口逃走；它們半開着，馬上又關上；但是他至少在一個閃電式的空間裡，看見了在外面的世界的詩，它不顧一切地存在着，好像一個永遠在那裡的可能性，并給他的走投無路者的生活帶來一束銀色的反光。
這些短暫的開放，比如說，是K的目光：他到了第一次人們召他出庭的小鎮的街上。
前一刻，他還為了準時到達而奔跑。
現在他停了下來，他站在街上，有幾秒鐘忘記了審判，他看着他的周圍："差不多每個窗口都有人，穿着襯衫的男人胳膊支在窗台上，抽着煙，或抱着小孩倚在窗邊，小心而溫柔。
别的窗戶口放着一撂撂床單、被單和鴨絨被，頂上有時閃過一個女人蓬亂的頭。
"然後他走進院子。
"離他不遠處，一個男人坐在一隻小箱子上，赤着腳，在讀報紙；兩個小男孩在一輛手拉車的兩端蕩悠着；在一個水泵前，一個身穿緊身睡衣的嬌弱的少女站在那裡瞧着K，她水罐裡的水滿了上來。
" 這些句子讓我想到福樓拜的描寫：簡潔，全部的視覺，細節的意義，其中沒有一點兒是陳詞濫調。
這種描寫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多麼渴望真實，他是多麼貪婪地飲着世界，而就在剛才一刻，這世界還由于對審判的擔憂而變得黯淡。
可惜，歇息是短暫的，接下來一刻，K來不及用眼睛去看穿緊身睡衣的少女的那個水罐裡盛滿了水：審判的急流重新卷走了他。
小說的幾個色情場面也如同瞬時間敞開的窗戶，極短的瞬間：K所遇到的女人隻是些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和對他的審判有關：比如說，布爾斯特納（BUBRSTNER）小姐，他的鄰居，拘捕發生在她的房間裡；K驚惶不安，給她講述所發生的事，到最後，在門口，終于擁抱了她："他拉住她，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後吻她的臉，像一隻饑渴的動物用舌頭一下下去舔它終于發現的水泉。
"我強調了"饑渴"這個詞，它對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頗有意義，那人隻能在瞬間裡與她交流，通過一個窗口。
在第一次審訊時，K作了一番報告，但他馬上被一個奇怪的事件所幹擾：大廳裡有看門人的女人，一個長得醜而幹瘦的大學生竟把她推倒在地，在旁聽期間和她做愛。
這種不相幹的種種事件令人難以相信的遇合（卡夫卡式的、怪誕和非真實美妙無比的詩！），這又是一個新的窗向着遠離審判的景色，向着人們給K剝奪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而敞開了。
這一卡夫卡式的詩讓我從對立的方向想起另一部小說，它也是個關于被捕和審判的故事：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一本幾十年中作為反專制主義專業人員的長期參考書。
在這部想作為一個想象中的專制社會的可怕畫像的小說中，沒有窗；那裡，人們看不見少女和她的盛滿水的水罐；這部小說嚴密地向詩關閉；小說？一部僞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毫無疑問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說的僞裝所歪曲，這個僞裝使得它不準确，隻近乎大概。
如果說小說的形式模糊了奧威爾的思想，反之，這個思想是否給了小說一些東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沒有：境況與人物在其中像一張告示一樣平淡。
那麼它是否至少作為推廣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理由呢？也不是。
因為被做成小說的思想不再作為思想而運行，而恰恰是作為小說，在《一九八四》中，它們是作為差的小說，帶有一部劣質小說所能運用的惡劣影響。
奧威爾的小說的惡劣影響在于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的方面，在于這一方面被縮減到它的典型的消極之中。
我拒絕以它有益于反對專制之惡鬥争的宣傳作為理由而原諒這樣的縮減，因為這個惡，恰恰在于把生活縮減為政治，把政治縮減為宣傳。
所以，奧威爾的小說，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它把一個被憎恨的社會的生活縮小（并教人去縮小）為一個簡單的罪行列舉。
共産主義結束一、兩年之後，我和一些捷克人交談，我聽到每個人講話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