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道路在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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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無辜并不懷疑的他，看到自己像有罪者一樣的行為感到難堪。
作為有罪者而并不是有罪者，其中有某種侮辱人的東西，他便努力去掩蓋。
這個被展現在小說第一場戲中的境況，到了後面一章，被濃縮在一個其大無比的嘲諷玩笑之中。
一個莫名的聲音打電話給K：他将在下一個星期日在一個小鎮的一所房子裡被審訊。
毫不猶豫，他決定前往；出于服從？出于害怕？噢不是，自我愚弄自動地運轉起來：他隻想去趕快結束這些讓他讨厭的事，他們的愚蠢的審判讓他浪費時間（"審判成立了，那就得去應付，好讓這個第一堂出庭變成最後一堂"）。
一個小時以後，他的經理請他在同一個星期日去他家裡做客。
邀請對于K的事業生涯是重要的。
那麼他會放棄那個滑稽的傳招出庭嗎？不會；他謝絕了經理的邀請，因為雖然他并不肯對自己承認，他已經被審判制服。
于是，星期日他去了。
他想到電話裡那個給他地址的聲音忘了指示他時間。
沒關系：他感到着急并且跑起來（是的，按字面上，德文：ERLIEF），穿過整個城。
他跑，為了準時到達，雖然連什麼時間也沒有被通知。
我們可以說他想盡可能早到是有道理的；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坐去同一條街的有軌電車呢？道理是：他拒絕乘電車，因為"他絕對不想表現出過分的準時從而在委員會那裡卑躬屈膝"。
他跑向法庭，但是他作為一個永不低頭的男人跑去那裡。
階段二：力量的考驗。
終于他到了一個大廳，人們在裡面等他，"那麼您就是那個畫匠。
"法官說。
而K則在坐滿了大廳的公衆面前辭令生動地反駁這種可笑的蔑視："不，我是一個大銀行的首席代理人。
"接着，他作了一番長篇報告，抨擊法庭的無能。
在掌聲的鼓勵下，他覺得自己頗有力量，按照被告變為主告的那句口頭禅（威爾斯，對于卡夫卡式的嘲諷竟然充耳不聞，被這句口頭禅給耍了一番），他向法官挑戰。
第一個打擊到來是在他看見所有與會者的領口上的标記，明白他想要去吸引的公衆隻不過是由"法庭的公務員"組成，……"來這裡是為了聽堂和偵探。
"他走了，在門口，預審法官在等他，并告訴他："一次審訊對于被告所始終代表的好處您卻給自己剝奪了。
"K叫道："你們這幫壞蛋！你們所有的審訊，我都白送給你們了！" 如果不把這一場戲放在與緊接在K的咆哮之後所發生的，作為這一章的結尾，嘲諷關系之中，人們便根本不會懂得它。
下面是随後一章的開始："K在後來的星期裡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傳訊；他不能想象他拒絕受審已被人們當真對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麼也還沒有接到，他便出于默契設想他被在同一幢樓同一時間裡召審。
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裡。
" 階段三：審判的社會化。
K的叔父一天從鄉下到來，聽說了對他的侄子的審判。
一件漂亮的事：審判再秘密不過，大家這麼說，然而，卻無人不知。
另一件事同樣出色：沒有人懷疑K是有罪這件事，社會已經通過了這一控告，并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許（或者它的非-不同意）。
人們準備看到憤怒的驚訝："怎麼會指控你？到底是什麼罪？"然而叔父并無驚訝。
他隻是想到審判對于所有親戚可能帶來的後果而害怕。
階段四：自我批評。
法庭拒絕作出正式指控，為了面對法庭保衛自己，K最後便自己來找自己的錯誤。
它藏在哪兒？肯定在履曆表的什麼地方："他要重新回憶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為隐秘的一切行為和一切事件，然後從各個方面去報告并研究它。
" 這種境況遠不是非真實的：事實上，一個倒了運的普通女人也會問自己，我做了什麼壞事？她會開始搜索她的過去，不僅檢查她的行動，而且還要檢查她說過的話和她的秘密的思想，為的是理解上帝的憤怒。
共産主義的政治實踐為這種态度創造了"自我批評"一詞（法語中該詞在1930年左右從政治意義上被使用：卡夫卡那個時候不用它）。
人們對這一個詞的使用并不确切地符合它的詞源。
不是要批評（從改正錯誤的意圖出發将好與壞諸方面分開），而是找到錯誤，來幫助主告者，來接受和同意控告。
階段五：受害者與他的劊子手認同。
在最後一章，卡夫卡的嘲諷達到了他的可怕的高峰：兩位穿禮服的先生為K而來，帶他到街上。
他先是拒絕，但是馬上對自己說："我現在唯一能作的事……就是保持我的論證的明确一直到最後……現在我應不應該表現出在一年的審判中我什麼都沒有學到？ 我應不應該像一個一竅不通的傻瓜一樣走開？" 然後他遠遠看見警察巡邏。
其中一個使他覺得可疑的人靠近了他們。
這時，K主動地用力拽走兩位先生，甚至和他們一起跑了起來，想躲過警察；有誰知道？警察會不會打亂或阻止等待他的執法？ 終于，他們到了目的地。
兩位先生準備着，要把他扼死，這時一個想法（他的最後的自我批評）穿過K的大腦："他的義務應該是自己拿起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體。
"他抱怨自己的軟弱："他沒能完全地經受考驗，他沒有能使官方擺脫全部工作；這最後一個錯誤歸咎于向他拒絕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 人可以多長時間被認為與自己認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個性在于他們個人的意識形态，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确定他們的行為。
奇裡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沒在他自己的、被認為是自由最高表現的自殺哲學中。
奇裡洛夫：一個變成了思想的人。
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這樣的個人意識形态的直接投影嗎？在《戰争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的人物［特别是皮埃爾·别祖柯夫（PIERREBEZOUKHOV）和安德烈·波爾貢斯基（ANADREBOLKONSKY）］也有他們的很豐富、很發達的理智，但它是在變化中并有多種變化形式，以至于不可能根據他們的思想來給他們下定義，那些思想在他們生活的每一階段都各為不同。
托爾斯泰這樣給了我們關于人是什麼的另一個觀念：一個行程；一條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個陸續到來的階段不僅不同，而且經常代表對前面階段的全面否定。
我說"道路"，這個詞有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因為道路的形象讓人想到一個目标。
然而，這些隻是出乎意料地結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斷的道路，帶我們向着什麼目标呢？的确，皮埃爾·别祖柯夫到了最後，達到了仿佛是理想和最後的階段：他懂得了生活總是去尋找一種意義，為這個或那個事業去奮鬥，是徒勞的；上帝無所不在，在整個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隻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并且帶着愛：于是，幸福的他鐘情于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
目标達到了？達到頂峰，使得從後來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階段成了簡單的台階？如果是這樣的話，托爾斯泰的小說便會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諷，而接近于一種小說化的道德教訓。
在綜述八年之後所發生一切的尾聲裡，人們看到别祖柯夫離開他的家和妻子一個半月，投身于彼得堡的一個半地下的政治活動。
又一次，他要去為他的生命尋找一個意義，為一個事業而奮鬥。
道路沒有結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标。
人們可以說一個曆程的不同階段，相互地、處在一種嘲諷的關系裡面。
在嘲諷的王國裡到處是平等；這意味着曆程中沒有任何一個階段，從道德而言，高于别的階段。
波爾貢斯基投入工作，為的是使自己有益于他的祖國，他是想因此而贖回他從前的憤世嫉俗的過失嗎？不。
不要自我批評。
在道路上的第一階段，他都曾集中了他全部的理智與道德力量來選擇他的态度，而且他知道這一點；他怎麼能譴責自己不曾是他不可能是的樣子呢？如果說，人們不能從道德的觀點來評判他的生命的不同階段，那麼同樣地，人們也不能從真誠性的觀點來進行評判。
不可能确定哪一個波爾貢斯基最忠實于自己：是那個脫離公衆生活的人或是那個投入其中的人。
如果各不同階段如此矛盾，怎麼來确定它們的共同的命名呢？我們能夠把無神論的别祖柯夫與有信仰的别祖柯夫看成一個唯一和相同的人物，那麼共同本質是什麼？一個"自我"的穩定的本質在哪裡？波爾貢斯基二号對波爾貢斯基一号在道義上的責任是什麼？别祖柯夫，拿破侖的對頭是否應該對過去曾是拿破侖的崇拜者的别祖柯夫負責任？在什麼樣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可以認為一個人與自己相認同？ 隻有小說可以具體地探察人所經曆的這一個最大的神秘；很可能托爾斯泰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
細節的策劃 托爾斯泰的人物的變化表現為不是一個長期的演進而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感悟。
别祖柯夫以令人驚訝的輕而易舉從無神論者轉變為宗教信仰者。
為此隻需他因為與他妻子的決裂而被震動，并在一個郵局的驿站遇到了一位是共濟會會員的過客跟他講話。
這一輕而易舉并不是由于一種膚淺的搖擺不定。
它尤其讓人猜測這一明顯的變化是由一個隐蔽的、無意識的過程所準備，而突然爆發在光天化日之下。
安德烈·波爾貢斯基在奧斯特麗茨戰争中受了重傷，正在蘇醒過來。
在這一刻，他這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的整個世界動搖了：不是由于一番理性的、邏輯的思索，而是由于簡單的與死亡相對照，和對天空的長時間注視，是這些細節（注視天空）在托爾斯泰人物所生活的關鍵時刻起着重要作用。
過後，安德烈從他的深刻的懷疑主義之中重新浮了上來，再次回到積極的生活之中，這一變化之前，曾與皮埃爾在河中一隻小船上有過一場長談。
皮埃爾那時（這是他的演變的一個暫時階段），積極、樂觀、為他人着想，并反對安德烈的憤世的懷疑主義，但是在他們的交談中，他卻表現天真，張口說些老生常談，安德烈則在理性上光彩照人，比皮埃爾說的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交談之後的沉默："離開湖，他把眼睛轉向皮埃爾剛才指給他看的天空，自奧斯特麗茨以來，他又一次再見他曾在場戰上注視過的永恒而深邃的天空。
在他心裡，像是又一番快樂與溫柔。
"這個感覺是短暫的而且消失在瞬間。
但是安德烈知道"這個他沒有來得及多想的情感活在他的心裡"。
很久以後有一天，像是一組星辰的舞蹈，一場細節的策劃（對一棵橡樹群葉的注視，偶然間聽到的少女的快樂話語，意外的回憶）燃起了這番情感（它活在他心裡）并使他走火入魔。
安德烈，昨天還滿足于他隐退在世界之外，突然間決定"秋天去彼得堡，甚至要去找份工作。
……他背着手，在房間裡踱着步，一會兒皺起眉頭，一會兒微笑，腦海裡重新閃過所有這些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思想，它們像罪惡一樣秘密，其中很奇怪，混合着，皮埃爾、光榮、窗口的少女、橡樹、美、愛情。
它們完全地改變了他的存在。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進來，他會表現得極為冷淡，嚴厲，斷然，讓人讨厭和富有邏輯性。
（……）他好像是想通過這種過份的邏輯性來在某個人身上對于他自己内心正在進行的非邏輯的和秘密的工作，施與報複。
（我強調了文中最有意義的話。
——米蘭·昆德拉）（讓我們記住：這也是同樣的對細節的謀劃；所見到的面孔之醜陋，在火車廂裡偶然聽到的說話，意外的回憶，它們在托爾斯泰的下一部小說裡，促動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殺的決定。
） 安德烈·波爾貢斯基内心世界的又一重要變化：在波羅金諾（BORODINO）戰場受到緻命重傷，卧在軍營的手術台上，他心裡突然充滿了和平與重新和好的情感，一種不再離開他的幸福感，這一幸福狀态頗為令人奇怪（而且十分美），尤其因為當時的場面甚為殘
作為有罪者而并不是有罪者，其中有某種侮辱人的東西，他便努力去掩蓋。
這個被展現在小說第一場戲中的境況，到了後面一章，被濃縮在一個其大無比的嘲諷玩笑之中。
一個莫名的聲音打電話給K：他将在下一個星期日在一個小鎮的一所房子裡被審訊。
毫不猶豫，他決定前往；出于服從？出于害怕？噢不是，自我愚弄自動地運轉起來：他隻想去趕快結束這些讓他讨厭的事，他們的愚蠢的審判讓他浪費時間（"審判成立了，那就得去應付，好讓這個第一堂出庭變成最後一堂"）。
一個小時以後，他的經理請他在同一個星期日去他家裡做客。
邀請對于K的事業生涯是重要的。
那麼他會放棄那個滑稽的傳招出庭嗎？不會；他謝絕了經理的邀請，因為雖然他并不肯對自己承認，他已經被審判制服。
于是，星期日他去了。
他想到電話裡那個給他地址的聲音忘了指示他時間。
沒關系：他感到着急并且跑起來（是的，按字面上，德文：ERLIEF），穿過整個城。
他跑，為了準時到達，雖然連什麼時間也沒有被通知。
我們可以說他想盡可能早到是有道理的；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坐去同一條街的有軌電車呢？道理是：他拒絕乘電車，因為"他絕對不想表現出過分的準時從而在委員會那裡卑躬屈膝"。
他跑向法庭，但是他作為一個永不低頭的男人跑去那裡。
階段二：力量的考驗。
終于他到了一個大廳，人們在裡面等他，"那麼您就是那個畫匠。
"法官說。
而K則在坐滿了大廳的公衆面前辭令生動地反駁這種可笑的蔑視："不，我是一個大銀行的首席代理人。
"接着，他作了一番長篇報告，抨擊法庭的無能。
在掌聲的鼓勵下，他覺得自己頗有力量，按照被告變為主告的那句口頭禅（威爾斯，對于卡夫卡式的嘲諷竟然充耳不聞，被這句口頭禅給耍了一番），他向法官挑戰。
第一個打擊到來是在他看見所有與會者的領口上的标記，明白他想要去吸引的公衆隻不過是由"法庭的公務員"組成，……"來這裡是為了聽堂和偵探。
"他走了，在門口，預審法官在等他，并告訴他："一次審訊對于被告所始終代表的好處您卻給自己剝奪了。
"K叫道："你們這幫壞蛋！你們所有的審訊，我都白送給你們了！" 如果不把這一場戲放在與緊接在K的咆哮之後所發生的，作為這一章的結尾，嘲諷關系之中，人們便根本不會懂得它。
下面是随後一章的開始："K在後來的星期裡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傳訊；他不能想象他拒絕受審已被人們當真對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麼也還沒有接到，他便出于默契設想他被在同一幢樓同一時間裡召審。
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裡。
" 階段三：審判的社會化。
K的叔父一天從鄉下到來，聽說了對他的侄子的審判。
一件漂亮的事：審判再秘密不過，大家這麼說，然而，卻無人不知。
另一件事同樣出色：沒有人懷疑K是有罪這件事，社會已經通過了這一控告，并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許（或者它的非-不同意）。
人們準備看到憤怒的驚訝："怎麼會指控你？到底是什麼罪？"然而叔父并無驚訝。
他隻是想到審判對于所有親戚可能帶來的後果而害怕。
階段四：自我批評。
法庭拒絕作出正式指控，為了面對法庭保衛自己，K最後便自己來找自己的錯誤。
它藏在哪兒？肯定在履曆表的什麼地方："他要重新回憶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為隐秘的一切行為和一切事件，然後從各個方面去報告并研究它。
" 這種境況遠不是非真實的：事實上，一個倒了運的普通女人也會問自己，我做了什麼壞事？她會開始搜索她的過去，不僅檢查她的行動，而且還要檢查她說過的話和她的秘密的思想，為的是理解上帝的憤怒。
共産主義的政治實踐為這種态度創造了"自我批評"一詞（法語中該詞在1930年左右從政治意義上被使用：卡夫卡那個時候不用它）。
人們對這一個詞的使用并不确切地符合它的詞源。
不是要批評（從改正錯誤的意圖出發将好與壞諸方面分開），而是找到錯誤，來幫助主告者，來接受和同意控告。
階段五：受害者與他的劊子手認同。
在最後一章，卡夫卡的嘲諷達到了他的可怕的高峰：兩位穿禮服的先生為K而來，帶他到街上。
他先是拒絕，但是馬上對自己說："我現在唯一能作的事……就是保持我的論證的明确一直到最後……現在我應不應該表現出在一年的審判中我什麼都沒有學到？ 我應不應該像一個一竅不通的傻瓜一樣走開？" 然後他遠遠看見警察巡邏。
其中一個使他覺得可疑的人靠近了他們。
這時，K主動地用力拽走兩位先生，甚至和他們一起跑了起來，想躲過警察；有誰知道？警察會不會打亂或阻止等待他的執法？ 終于，他們到了目的地。
兩位先生準備着，要把他扼死，這時一個想法（他的最後的自我批評）穿過K的大腦："他的義務應該是自己拿起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體。
"他抱怨自己的軟弱："他沒能完全地經受考驗，他沒有能使官方擺脫全部工作；這最後一個錯誤歸咎于向他拒絕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 人可以多長時間被認為與自己認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個性在于他們個人的意識形态，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确定他們的行為。
奇裡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沒在他自己的、被認為是自由最高表現的自殺哲學中。
奇裡洛夫：一個變成了思想的人。
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這樣的個人意識形态的直接投影嗎？在《戰争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的人物［特别是皮埃爾·别祖柯夫（PIERREBEZOUKHOV）和安德烈·波爾貢斯基（ANADREBOLKONSKY）］也有他們的很豐富、很發達的理智，但它是在變化中并有多種變化形式，以至于不可能根據他們的思想來給他們下定義，那些思想在他們生活的每一階段都各為不同。
托爾斯泰這樣給了我們關于人是什麼的另一個觀念：一個行程；一條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個陸續到來的階段不僅不同，而且經常代表對前面階段的全面否定。
我說"道路"，這個詞有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因為道路的形象讓人想到一個目标。
然而，這些隻是出乎意料地結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斷的道路，帶我們向着什麼目标呢？的确，皮埃爾·别祖柯夫到了最後，達到了仿佛是理想和最後的階段：他懂得了生活總是去尋找一種意義，為這個或那個事業去奮鬥，是徒勞的；上帝無所不在，在整個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隻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并且帶着愛：于是，幸福的他鐘情于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
目标達到了？達到頂峰，使得從後來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階段成了簡單的台階？如果是這樣的話，托爾斯泰的小說便會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諷，而接近于一種小說化的道德教訓。
在綜述八年之後所發生一切的尾聲裡，人們看到别祖柯夫離開他的家和妻子一個半月，投身于彼得堡的一個半地下的政治活動。
又一次，他要去為他的生命尋找一個意義，為一個事業而奮鬥。
道路沒有結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标。
人們可以說一個曆程的不同階段，相互地、處在一種嘲諷的關系裡面。
在嘲諷的王國裡到處是平等；這意味着曆程中沒有任何一個階段，從道德而言，高于别的階段。
波爾貢斯基投入工作，為的是使自己有益于他的祖國，他是想因此而贖回他從前的憤世嫉俗的過失嗎？不。
不要自我批評。
在道路上的第一階段，他都曾集中了他全部的理智與道德力量來選擇他的态度，而且他知道這一點；他怎麼能譴責自己不曾是他不可能是的樣子呢？如果說，人們不能從道德的觀點來評判他的生命的不同階段，那麼同樣地，人們也不能從真誠性的觀點來進行評判。
不可能确定哪一個波爾貢斯基最忠實于自己：是那個脫離公衆生活的人或是那個投入其中的人。
如果各不同階段如此矛盾，怎麼來确定它們的共同的命名呢？我們能夠把無神論的别祖柯夫與有信仰的别祖柯夫看成一個唯一和相同的人物，那麼共同本質是什麼？一個"自我"的穩定的本質在哪裡？波爾貢斯基二号對波爾貢斯基一号在道義上的責任是什麼？别祖柯夫，拿破侖的對頭是否應該對過去曾是拿破侖的崇拜者的别祖柯夫負責任？在什麼樣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可以認為一個人與自己相認同？ 隻有小說可以具體地探察人所經曆的這一個最大的神秘；很可能托爾斯泰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
細節的策劃 托爾斯泰的人物的變化表現為不是一個長期的演進而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感悟。
别祖柯夫以令人驚訝的輕而易舉從無神論者轉變為宗教信仰者。
為此隻需他因為與他妻子的決裂而被震動，并在一個郵局的驿站遇到了一位是共濟會會員的過客跟他講話。
這一輕而易舉并不是由于一種膚淺的搖擺不定。
它尤其讓人猜測這一明顯的變化是由一個隐蔽的、無意識的過程所準備，而突然爆發在光天化日之下。
安德烈·波爾貢斯基在奧斯特麗茨戰争中受了重傷，正在蘇醒過來。
在這一刻，他這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的整個世界動搖了：不是由于一番理性的、邏輯的思索，而是由于簡單的與死亡相對照，和對天空的長時間注視，是這些細節（注視天空）在托爾斯泰人物所生活的關鍵時刻起着重要作用。
過後，安德烈從他的深刻的懷疑主義之中重新浮了上來，再次回到積極的生活之中，這一變化之前，曾與皮埃爾在河中一隻小船上有過一場長談。
皮埃爾那時（這是他的演變的一個暫時階段），積極、樂觀、為他人着想，并反對安德烈的憤世的懷疑主義，但是在他們的交談中，他卻表現天真，張口說些老生常談，安德烈則在理性上光彩照人，比皮埃爾說的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交談之後的沉默："離開湖，他把眼睛轉向皮埃爾剛才指給他看的天空，自奧斯特麗茨以來，他又一次再見他曾在場戰上注視過的永恒而深邃的天空。
在他心裡，像是又一番快樂與溫柔。
"這個感覺是短暫的而且消失在瞬間。
但是安德烈知道"這個他沒有來得及多想的情感活在他的心裡"。
很久以後有一天，像是一組星辰的舞蹈，一場細節的策劃（對一棵橡樹群葉的注視，偶然間聽到的少女的快樂話語，意外的回憶）燃起了這番情感（它活在他心裡）并使他走火入魔。
安德烈，昨天還滿足于他隐退在世界之外，突然間決定"秋天去彼得堡，甚至要去找份工作。
……他背着手，在房間裡踱着步，一會兒皺起眉頭，一會兒微笑，腦海裡重新閃過所有這些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思想，它們像罪惡一樣秘密，其中很奇怪，混合着，皮埃爾、光榮、窗口的少女、橡樹、美、愛情。
它們完全地改變了他的存在。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進來，他會表現得極為冷淡，嚴厲，斷然，讓人讨厭和富有邏輯性。
（……）他好像是想通過這種過份的邏輯性來在某個人身上對于他自己内心正在進行的非邏輯的和秘密的工作，施與報複。
（我強調了文中最有意義的話。
——米蘭·昆德拉）（讓我們記住：這也是同樣的對細節的謀劃；所見到的面孔之醜陋，在火車廂裡偶然聽到的說話，意外的回憶，它們在托爾斯泰的下一部小說裡，促動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殺的決定。
） 安德烈·波爾貢斯基内心世界的又一重要變化：在波羅金諾（BORODINO）戰場受到緻命重傷，卧在軍營的手術台上，他心裡突然充滿了和平與重新和好的情感，一種不再離開他的幸福感，這一幸福狀态頗為令人奇怪（而且十分美），尤其因為當時的場面甚為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