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道路在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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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嘲諷？
在《笑忘書》第四章，塔米娜，女主人公，需要她的女友碧碧幫忙，碧是個年輕的有寫作癖的人；為赢得她的同情，塔米娜按她的意願安排了與一個名叫巴納卡的省地作家的會面。
後者向有書寫癖的女人說，今日真正的作家已經放棄了小說這種過時的藝術："您知道，小說是一種人類幻想的果實，幻想理解他人，但是，我們之間相互理解什麼呢？……人們所能作的一切其實是呈上一份有關自己的報告……剩下的全是謊言。
"接着是巴納卡的朋友，一位哲學教授："自詹姆斯·喬伊斯以來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生活的最偉大的冒險在于冒險的不存在……荷馬的奧德賽已經轉移到了内在，它内心化了。
"書發表後不久，我發現這些話成了一部法文小說的卷首題詞，這使我很為得意，同時也有些尴尬。
在我眼裡，巴納卡和他的朋友所言不過是些精巧的混帳話。
當年，七十年代，我在周圍到處聽到這些，補綴着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殘渣的大學圈裡的扯淡。
《笑忘書》的這個第四章在捷克斯洛伐克用小冊子發表後（被禁廿年後我的那部作品首次發表），有人把一些剪報寄到巴黎給我：批評界對我頗為滿意，作為我的聰明的證明，他們引用了這些話，認為它們極為漂亮："自詹姆斯·喬伊斯以來，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生活最偉大的冒險在于冒險的不存在"諸如此類。
我體驗到一種奇特的淘氣的快樂：看見自己騎在一頭誤解的毛驢上回到故鄉。
誤解是可以理解的：我沒有試圖把我的巴納卡和他的教授變為可笑。
我沒有表明我對他們的保留。
相反，我想盡辦法來掩蓋這一點，想給他們的觀點賦予一種知識分子演說的優雅，大家那個時候都對此予以尊重，并狂熱地摹仿。
如果那時我把他們這些話變得可笑，渲染它們的過份，我所作的便是人們所說的諷刺。
諷刺，是标題藝術；出于對自己的真理确信無疑，于是把自己決意要鬥争的東西變得可笑。
小說家與他的人物的關系從不是諷刺的，它是嘲諷的。
但是，從定義上說包含有小心的意思在内的嘲諷怎麼能讓人看得出來？通過環境：巴納卡和他的朋友的話處在一個動作、行為和語言的空間，它把那些話變為相對的。
小小的包圍塔米娜的外省世界，因一種無辜的自我中心主義而顯示其特點：每個人都對她抱有一種真誠的同情，然而，沒有人試圖理解她，甚至不知道理解意味着什麼。
如果巴納卡說小說的藝術已過時，因而對他人的理解隻是一種幻想，他不僅表達了一種時髦的美學态度，而且，無意之中，也表達了他自己和他的圈子中的一種苦惱：缺乏理解别人的願望；一種對真實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
嘲諷就是說：人們在小說中找到的任何一種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們的每一個都處在與别的表示、别的境況、别的動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複雜與矛盾的對照中。
隻有慢慢地閱讀，兩次、多次地重讀，才能對小說内部的所有嘲諷的關系得出結論。
K被捕時的奇怪行為 K早上醒來，還在床上，按鈴叫人給他送來早餐。
代替女傭人進來的是一些陌生人，正常人，穿着正常，但是，馬上就擺出一種主子的派頭，以緻K不能不感到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權力。
盡管忍無可忍，他還是能力趕走他們，反而有禮貌地問那些人："您們是誰？" 從一開始，K的行為就搖擺于兩者之間：脆弱以至于準備向闖入者（他們來向他說明他被捕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厚顔無恥低頭讓步，和害怕自己顯得可笑。
比如，他堅決地說："我既不想呆在這裡，也不喜歡你們不作介紹就向我說話。
"隻消把這些話從它們的嘲諷的關系中拽出來，僅從字面上捉住它們（有如我的讀者對待巴納卡的話那樣），K在我們看來［就像對于把《審判》寫入電影的奧爾遜·威爾斯（ORSONWELLES）］便會是個反抗-暴力-的人。
然而，隻須認真地讀一下文章就可知道這個被稱為反抗者的人繼續服從于闖入者，這些人不僅不屑于自我介紹，甚至吃了K的早餐，并讓K在整個時間，穿着睡衣站在那裡。
在這場奇怪的羞辱場面的結束的時候（他向他們伸出手去，他們拒絕握手），其中的一個男人對K說："我想您大概想去您的銀行吧？""去我的銀行？"K說，"我還以為我被捕了。
" 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長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評論說得更加明确： "K在他的提問中放進一種挑戰，因為盡管别人拒絕與他握手，但他卻覺得，尤其是監視人起來之後，自己越來越獨立于這些人。
他跟他們玩兒。
打算在他們要走的時候，一直追他們到樓門口，并建議他們把他逮捕。
" 這就是個非常巧妙的嘲諷：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個很強的"跟他們玩兒"的人，嘲笑他們，用玩笑的口氣，僞裝把自己的被捕當作認真的事。
他投降了，但馬上把他的投降解釋為在他自己看來他能夠保持他的尊嚴。
人們最先讀卡夫卡的時候，臉上一副悲劇面孔。
然後人們聽說，卡夫卡在把《審判》的第一章讀給朋友們聽的時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
于是人們也開始強迫自己去笑，卻并不知到底為什麼。
其實，在這一章裡，這麼好笑的到底是什麼？ K的行為。
但是這個行為的可笑在何處？ 這個問題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電影學院渡過的歲月。
在教員的會議上，我和朋友C，總是以一種調皮的親切感瞧着我們的同事D，一位50十多歲年紀的作家，狡猾但行為端正，我們始終懷疑他是個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膽小鬼。
我們夢想有這麼一個（可惜！）我們從未實現過的場面： 正在開會時，我們當中一個人将突然對他說："跪下來！" 他先是會聽不明白我們想要幹什麼；說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會懂了，但以為可以裝作不懂，來赢取一些時間。
于是我們會提高聲音："跪下！" 這時候，他再也不能裝不懂了。
他會準備好服從，但隻剩一個問題要解決：怎麼做？怎麼在這裡，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來，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将絕望地尋找一種滑稽的方式，用來配合下跪。
"親愛的同事，"他終于會說，"你們是否允許我在膝蓋下面放一個沙發墊背？" "跪下，不許說話。
" 他将照着去作：兩隻手交叉在一起，頭微微垂向左方："我的親愛的同事，如果你們認真研究過文藝複興時期的繪畫，拉斐爾畫的聖-弗朗索瓦·達西斯就是這種姿式。
" 那時候每一天我們為這個使人高興的場面想象新的場面，發明一些又一些我們的其他同事可能用來嘗試挽救其尊嚴的精神法。
對約瑟夫·K的第二次審判 與威爾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诠釋者遠遠不認為K是一個反抗專制的無辜者。
對于麥克斯·布洛德來說，毫無疑問，約瑟夫·K是有罪的。
他幹了什麼？按照布洛德的說法（《卡夫卡作品中的絕望與拯救》，1959年），他因為自己的LIEBLOSIGKEIT，他的無能力去愛，而有罪。
"JOSEPHKLIEBTNIEMAND，ERLIEBELTNUR，DESHALBMUSSERSTERBEN．"約瑟夫·K不愛任何人，他隻是去追追女人，所以，他應當死。
（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句絕對愚蠢的話）布洛德立即指出K的LIEBLOSIGKEIT的兩個證明：按照小說未完成的，之後被擯棄的某一章（一般都發表在小說的附加部分）：約瑟夫·卡三年以來，沒有去看望過自己的母親；他隻是寄錢給她，通過一位表兄了解她的身體情況。
（奇怪的相似：小說《異鄉人》中的墨爾索MEURSAULT也被指控不愛他的母親。
）第二個證明：是他與布爾斯特納小姐的關系。
在布洛德看來，那是"最卑下的性"的關系（DIENIEDRIGTESEXUALITABT），"由于被性糾纏，約瑟夫·卡不把女人看做一個人性的存在"。
愛德華·格德杜克（EDOUARDGOLDSTUBCKER），捷克卡夫卡專家，在《審判》1964年布拉格版的前言中如此嚴厲地譴責K，即使他的措詞不是像布洛德一樣帶有神學的印迹，而是馬克思主義化的社會學辭令："約瑟夫·卡之有罪，是因為他允許自己的生活走向機械化、自動化、異化，順從于社會機器的呆闆的速度，使之失去所有人道的東西；因而K逾越了，按照卡夫卡的觀點，全人類都服從的法律，這個法律說：實行人道吧。
"格德杜克在50年代遭受莫須有罪名指控，受到斯大林式審判之後，坐了4年監獄。
我問自己：這個審判的受害者怎麼能夠在10年之後，向另外一個和他一樣并無罪過的被告發起又一番審判呢？ 亞曆山大·維亞拉特認為（《〈審判〉的秘密故事》LHISTOIRESECRETEDUPROCES，1947年）卡夫卡小說裡的審判是卡夫卡對自己的預審。
K隻是他的另一個EGO（自我）：卡夫卡斷絕了與費麗絲的訂婚，未來的嶽父"專程從馬爾墨（MALMOB）趕來審判這個有罪過的人。
阿斯加尼酒店房間發生的場面（1914年7月）給卡夫卡一個審判庭的感覺。
……第二天，他便投入寫作《教養營》和《審判》。
K的罪行，我們無所知，流行的道德寬恕了它。
然而，他的無辜是惡魔般的。
……K以神秘的方式違背具有神秘的公正性的法，這一公正與我們法律的公正性截然不同……。
法官是卡夫卡博士，被告是卡夫卡博士。
他為被告的惡魔般的無辜作辯護。
" 在第一次審判（按照卡夫卡在他的小說裡所講述）中，法庭指控K而并未指明何罪。
卡夫卡學者對于指控一個人而不說為什麼并不感到奇怪，而且也不急于去對這一智慧進行深思和欣賞這個前所未有的發明之美。
非但沒有這樣，他們反而在他們自己發起的對K的新的審判中，扮演起檢察官的角色，這一次是試圖證明被告的真正的錯誤。
布洛德：他沒有能力去愛！格德杜克：他同意讓他的生活變得機械化！維亞拉特：他毀了婚約！但是對這些人應該承認他們的功勞：他們對K的審判和前者一樣，也是卡夫卡式的。
因為如果在第一個審判中K被指罪為莫須有，那麼在第二次便是什麼都有，這其實是一回事，因為在兩種情況下有一點是清楚的：K有罪不是因為他犯了一個錯誤，而是因為他被指控。
他被指控，因而他應當死。
産生犯罪感 隻有一個唯一的辦法去理解卡夫卡的那些小說。
像讀某些小說那樣去讀。
不要在K的人物中去找作者的畫像，也不要在K的對話中去找什麼神秘的編碼信息，要認真地追從人物的行為，他們的說話，并試着在自己眼前想象他們。
如果這樣讀《審判》，從一開始，我們就會被K對指控所作的奇怪反應所困惑：從沒做任何壞事（或者說不知自己作了什麼壞事）的K馬上開始像有了罪過一樣去行動，他感到自己有罪，人們使他變成有罪。
人們使他産生犯罪感。
過去，在"是有罪的"和"感到自己有罪"之間，人們隻看到一種簡單的關系：有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
"産生犯罪感"一詞，事實上，是比較近期的一個詞；在法語裡，它在1966年靠了精神分析和它在語彙的發明才第一次被使用；這個動詞的名詞（"産生犯罪感"）兩年後被創造出來，在1968年。
然而，在很長時間以前，直到那時尚未被發掘的"産生犯罪感"的境況，卻早已在卡夫卡的小說中，在K這個人物身上被呈現，被描述，被展開。
在進化中它有不同的階段： 階段一：為了失去的尊嚴而徒勞鬥争。
一個人被荒謬地指責，但對
後者向有書寫癖的女人說，今日真正的作家已經放棄了小說這種過時的藝術："您知道，小說是一種人類幻想的果實，幻想理解他人，但是，我們之間相互理解什麼呢？……人們所能作的一切其實是呈上一份有關自己的報告……剩下的全是謊言。
"接着是巴納卡的朋友，一位哲學教授："自詹姆斯·喬伊斯以來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生活的最偉大的冒險在于冒險的不存在……荷馬的奧德賽已經轉移到了内在，它内心化了。
"書發表後不久，我發現這些話成了一部法文小說的卷首題詞，這使我很為得意，同時也有些尴尬。
在我眼裡，巴納卡和他的朋友所言不過是些精巧的混帳話。
當年，七十年代，我在周圍到處聽到這些，補綴着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殘渣的大學圈裡的扯淡。
《笑忘書》的這個第四章在捷克斯洛伐克用小冊子發表後（被禁廿年後我的那部作品首次發表），有人把一些剪報寄到巴黎給我：批評界對我頗為滿意，作為我的聰明的證明，他們引用了這些話，認為它們極為漂亮："自詹姆斯·喬伊斯以來，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生活最偉大的冒險在于冒險的不存在"諸如此類。
我體驗到一種奇特的淘氣的快樂：看見自己騎在一頭誤解的毛驢上回到故鄉。
誤解是可以理解的：我沒有試圖把我的巴納卡和他的教授變為可笑。
我沒有表明我對他們的保留。
相反，我想盡辦法來掩蓋這一點，想給他們的觀點賦予一種知識分子演說的優雅，大家那個時候都對此予以尊重，并狂熱地摹仿。
如果那時我把他們這些話變得可笑，渲染它們的過份，我所作的便是人們所說的諷刺。
諷刺，是标題藝術；出于對自己的真理确信無疑，于是把自己決意要鬥争的東西變得可笑。
小說家與他的人物的關系從不是諷刺的，它是嘲諷的。
但是，從定義上說包含有小心的意思在内的嘲諷怎麼能讓人看得出來？通過環境：巴納卡和他的朋友的話處在一個動作、行為和語言的空間，它把那些話變為相對的。
小小的包圍塔米娜的外省世界，因一種無辜的自我中心主義而顯示其特點：每個人都對她抱有一種真誠的同情，然而，沒有人試圖理解她，甚至不知道理解意味着什麼。
如果巴納卡說小說的藝術已過時，因而對他人的理解隻是一種幻想，他不僅表達了一種時髦的美學态度，而且，無意之中，也表達了他自己和他的圈子中的一種苦惱：缺乏理解别人的願望；一種對真實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
嘲諷就是說：人們在小說中找到的任何一種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們的每一個都處在與别的表示、别的境況、别的動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複雜與矛盾的對照中。
隻有慢慢地閱讀，兩次、多次地重讀，才能對小說内部的所有嘲諷的關系得出結論。
K被捕時的奇怪行為 K早上醒來，還在床上，按鈴叫人給他送來早餐。
代替女傭人進來的是一些陌生人，正常人，穿着正常，但是，馬上就擺出一種主子的派頭，以緻K不能不感到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權力。
盡管忍無可忍，他還是能力趕走他們，反而有禮貌地問那些人："您們是誰？" 從一開始，K的行為就搖擺于兩者之間：脆弱以至于準備向闖入者（他們來向他說明他被捕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厚顔無恥低頭讓步，和害怕自己顯得可笑。
比如，他堅決地說："我既不想呆在這裡，也不喜歡你們不作介紹就向我說話。
"隻消把這些話從它們的嘲諷的關系中拽出來，僅從字面上捉住它們（有如我的讀者對待巴納卡的話那樣），K在我們看來［就像對于把《審判》寫入電影的奧爾遜·威爾斯（ORSONWELLES）］便會是個反抗-暴力-的人。
然而，隻須認真地讀一下文章就可知道這個被稱為反抗者的人繼續服從于闖入者，這些人不僅不屑于自我介紹，甚至吃了K的早餐，并讓K在整個時間，穿着睡衣站在那裡。
在這場奇怪的羞辱場面的結束的時候（他向他們伸出手去，他們拒絕握手），其中的一個男人對K說："我想您大概想去您的銀行吧？""去我的銀行？"K說，"我還以為我被捕了。
" 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長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評論說得更加明确： "K在他的提問中放進一種挑戰，因為盡管别人拒絕與他握手，但他卻覺得，尤其是監視人起來之後，自己越來越獨立于這些人。
他跟他們玩兒。
打算在他們要走的時候，一直追他們到樓門口，并建議他們把他逮捕。
" 這就是個非常巧妙的嘲諷：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個很強的"跟他們玩兒"的人，嘲笑他們，用玩笑的口氣，僞裝把自己的被捕當作認真的事。
他投降了，但馬上把他的投降解釋為在他自己看來他能夠保持他的尊嚴。
人們最先讀卡夫卡的時候，臉上一副悲劇面孔。
然後人們聽說，卡夫卡在把《審判》的第一章讀給朋友們聽的時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
于是人們也開始強迫自己去笑，卻并不知到底為什麼。
其實，在這一章裡，這麼好笑的到底是什麼？ K的行為。
但是這個行為的可笑在何處？ 這個問題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電影學院渡過的歲月。
在教員的會議上，我和朋友C，總是以一種調皮的親切感瞧着我們的同事D，一位50十多歲年紀的作家，狡猾但行為端正，我們始終懷疑他是個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膽小鬼。
我們夢想有這麼一個（可惜！）我們從未實現過的場面： 正在開會時，我們當中一個人将突然對他說："跪下來！" 他先是會聽不明白我們想要幹什麼；說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會懂了，但以為可以裝作不懂，來赢取一些時間。
于是我們會提高聲音："跪下！" 這時候，他再也不能裝不懂了。
他會準備好服從，但隻剩一個問題要解決：怎麼做？怎麼在這裡，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來，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将絕望地尋找一種滑稽的方式，用來配合下跪。
"親愛的同事，"他終于會說，"你們是否允許我在膝蓋下面放一個沙發墊背？" "跪下，不許說話。
" 他将照着去作：兩隻手交叉在一起，頭微微垂向左方："我的親愛的同事，如果你們認真研究過文藝複興時期的繪畫，拉斐爾畫的聖-弗朗索瓦·達西斯就是這種姿式。
" 那時候每一天我們為這個使人高興的場面想象新的場面，發明一些又一些我們的其他同事可能用來嘗試挽救其尊嚴的精神法。
對約瑟夫·K的第二次審判 與威爾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诠釋者遠遠不認為K是一個反抗專制的無辜者。
對于麥克斯·布洛德來說，毫無疑問，約瑟夫·K是有罪的。
他幹了什麼？按照布洛德的說法（《卡夫卡作品中的絕望與拯救》，1959年），他因為自己的LIEBLOSIGKEIT，他的無能力去愛，而有罪。
"JOSEPHKLIEBTNIEMAND，ERLIEBELTNUR，DESHALBMUSSERSTERBEN．"約瑟夫·K不愛任何人，他隻是去追追女人，所以，他應當死。
（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句絕對愚蠢的話）布洛德立即指出K的LIEBLOSIGKEIT的兩個證明：按照小說未完成的，之後被擯棄的某一章（一般都發表在小說的附加部分）：約瑟夫·卡三年以來，沒有去看望過自己的母親；他隻是寄錢給她，通過一位表兄了解她的身體情況。
（奇怪的相似：小說《異鄉人》中的墨爾索MEURSAULT也被指控不愛他的母親。
）第二個證明：是他與布爾斯特納小姐的關系。
在布洛德看來，那是"最卑下的性"的關系（DIENIEDRIGTESEXUALITABT），"由于被性糾纏，約瑟夫·卡不把女人看做一個人性的存在"。
愛德華·格德杜克（EDOUARDGOLDSTUBCKER），捷克卡夫卡專家，在《審判》1964年布拉格版的前言中如此嚴厲地譴責K，即使他的措詞不是像布洛德一樣帶有神學的印迹，而是馬克思主義化的社會學辭令："約瑟夫·卡之有罪，是因為他允許自己的生活走向機械化、自動化、異化，順從于社會機器的呆闆的速度，使之失去所有人道的東西；因而K逾越了，按照卡夫卡的觀點，全人類都服從的法律，這個法律說：實行人道吧。
"格德杜克在50年代遭受莫須有罪名指控，受到斯大林式審判之後，坐了4年監獄。
我問自己：這個審判的受害者怎麼能夠在10年之後，向另外一個和他一樣并無罪過的被告發起又一番審判呢？ 亞曆山大·維亞拉特認為（《〈審判〉的秘密故事》LHISTOIRESECRETEDUPROCES，1947年）卡夫卡小說裡的審判是卡夫卡對自己的預審。
K隻是他的另一個EGO（自我）：卡夫卡斷絕了與費麗絲的訂婚，未來的嶽父"專程從馬爾墨（MALMOB）趕來審判這個有罪過的人。
阿斯加尼酒店房間發生的場面（1914年7月）給卡夫卡一個審判庭的感覺。
……第二天，他便投入寫作《教養營》和《審判》。
K的罪行，我們無所知，流行的道德寬恕了它。
然而，他的無辜是惡魔般的。
……K以神秘的方式違背具有神秘的公正性的法，這一公正與我們法律的公正性截然不同……。
法官是卡夫卡博士，被告是卡夫卡博士。
他為被告的惡魔般的無辜作辯護。
" 在第一次審判（按照卡夫卡在他的小說裡所講述）中，法庭指控K而并未指明何罪。
卡夫卡學者對于指控一個人而不說為什麼并不感到奇怪，而且也不急于去對這一智慧進行深思和欣賞這個前所未有的發明之美。
非但沒有這樣，他們反而在他們自己發起的對K的新的審判中，扮演起檢察官的角色，這一次是試圖證明被告的真正的錯誤。
布洛德：他沒有能力去愛！格德杜克：他同意讓他的生活變得機械化！維亞拉特：他毀了婚約！但是對這些人應該承認他們的功勞：他們對K的審判和前者一樣，也是卡夫卡式的。
因為如果在第一個審判中K被指罪為莫須有，那麼在第二次便是什麼都有，這其實是一回事，因為在兩種情況下有一點是清楚的：K有罪不是因為他犯了一個錯誤，而是因為他被指控。
他被指控，因而他應當死。
産生犯罪感 隻有一個唯一的辦法去理解卡夫卡的那些小說。
像讀某些小說那樣去讀。
不要在K的人物中去找作者的畫像，也不要在K的對話中去找什麼神秘的編碼信息，要認真地追從人物的行為，他們的說話，并試着在自己眼前想象他們。
如果這樣讀《審判》，從一開始，我們就會被K對指控所作的奇怪反應所困惑：從沒做任何壞事（或者說不知自己作了什麼壞事）的K馬上開始像有了罪過一樣去行動，他感到自己有罪，人們使他變成有罪。
人們使他産生犯罪感。
過去，在"是有罪的"和"感到自己有罪"之間，人們隻看到一種簡單的關系：有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
"産生犯罪感"一詞，事實上，是比較近期的一個詞；在法語裡，它在1966年靠了精神分析和它在語彙的發明才第一次被使用；這個動詞的名詞（"産生犯罪感"）兩年後被創造出來，在1968年。
然而，在很長時間以前，直到那時尚未被發掘的"産生犯罪感"的境況，卻早已在卡夫卡的小說中，在K這個人物身上被呈現，被描述，被展開。
在進化中它有不同的階段： 階段一：為了失去的尊嚴而徒勞鬥争。
一個人被荒謬地指責，但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