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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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至少對她來說是如此。
那就是這件事該我來辦。
8月的一個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處理一件家庭鬥毆。
一對拉丁美洲血統的夫婦，他們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
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隻眼睛被打青，他們的孩子在隔壁房間裡哇哇直叫。
但是我們很快使他們安靜了下來。
我們見兩人都傷得不重，因此便準備離開。
當那妻子知道我們要走時，開始高聲叫喊，說她丈夫欺負她的女兒，在肉體上虐待女兒。
丈夫一聽，頓時火了起來。
我認為她是在胡說八道，是想以此給她的丈夫找麻煩。
但是妻子堅持要我們檢查她的女兒，于是，我就進了孩子的房間。
那孩子大約9個月大，臉哭得通紅。
我拉開蓋被來檢查她身上的傷痕，這時我發現一塊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蓋被下面。
情況就是這樣。
我也說不清楚，反正就是這種情況。
他們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證明，可是并沒什麼可以證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無效，這事就這樣會沒完沒了。
他隻要找個稍微像樣些的律師，就能打赢這場官司，毫無問題。
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夥叫了進去。
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動。
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進嘴裡一嚼，就沒命了。
我想和他談談這個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現在就我和他兩人在孩子的房間裡。
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裡，和我的搭檔呆在一起。
突然那家夥掏出一隻有兩厘米厚的信封。
他撕開信封，我看見裡面全是100美元一張的鈔票。
一大疊100美元的鈔票。
他說道：“感謝你的幫助，警官。
” 信封裡足足有1萬美元，也許更多，我可說不準。
那家夥遞過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類的東西很危險的話。
那家夥立即把那包東西拿起來，放在地闆上，一腳踢到床底下。
然後他說道：“你說得不錯。
謝謝你，警官。
我可不願意女兒發生什麼意外。
”他遞過了信封。
就是這樣。
一切都亂了套。
他妻子在外邊對我的搭檔大吵大嚷，孩子在這兒對我們大聲啼哭。
那家夥舉着那信封，笑着，點着頭，就像在說，沒事兒，收下吧，這是你的。
而我想……我不知道我當時是怎麼想的。
我隻知道，後來我們進了起居室。
我說孩子沒什麼問題，這下那女人開始醉醺醺地對着我吼叫，說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現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說我和她丈夫合謀，說我們都是兒童虐待狂。
我的搭檔認為她是喝醉了說胡話，于是我們就走了。
情況就是這樣。
我的搭檔說：“你在那房間裡呆的時間可不短。
”我回答說：“我得檢查孩子嘛。
”就這樣。
隻是她第二天來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
她還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裡是有前科的，但盡管如此，這個指控夠嚴重的。
後來進行了預審，但因缺乏根據而被否決了。
情況就是這樣。
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一切。
這就是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些錢怎麼交待的呢？”康納問道。
“我到拉斯維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筆。
那年我為1.3萬美元非工資收入支付了稅金。
” “誰的主意？” “勞倫的主意。
她告訴我該怎麼辦。
” “那麼這一切她都知道？” “當然啰。
” “那麼警察局的調查呢？預審團有沒有提出報告？” “我想事情并沒有發展到如此地步。
他們隻是聽了一下口頭陳述，便不予受理。
也許在檔案裡做了記錄，但沒有寫報告。
” “好吧，”康納說道，“把其餘的一切也告訴我。
” 于是，我又對他講了肯·舒比克，講了《洛杉矶時報》，還有韋塞爾。
康納皺起了眉頭，一言不發地聽着。
我在叙述時，他開始從牙齒縫裡吸着氣。
這是日本人表示不滿的方式。
“後輩，”我講完後，他說道，“你使我處境十分為難。
毫無疑問，你使我看上去像個大傻瓜，而我本應當更清醒些。
你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因為這一切與你毫不相幹。
” “後輩呀，”他邊搖頭邊說，“後輩……” 我又在想我的女兒。
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無法再見我的女兒——我無法再…… “注意，”康納說道，“我對你說過，事情會變得令人難堪。
相信我的話，現在才是開始。
情況可能會變得十分嚴重。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設法把一切都趕快辦完。
” “我本來以為，一切都已辦完了。
” 康納歎了口氣，搖搖頭。
“哪有的事啊，”他說道，“現在，在四點鐘你和妻子見面之前，我們必須把一切都安排好。
所以我們在那之前務必做好一切準備。
”
那就是這件事該我來辦。
8月的一個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處理一件家庭鬥毆。
一對拉丁美洲血統的夫婦，他們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
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隻眼睛被打青，他們的孩子在隔壁房間裡哇哇直叫。
但是我們很快使他們安靜了下來。
我們見兩人都傷得不重，因此便準備離開。
當那妻子知道我們要走時，開始高聲叫喊，說她丈夫欺負她的女兒，在肉體上虐待女兒。
丈夫一聽，頓時火了起來。
我認為她是在胡說八道，是想以此給她的丈夫找麻煩。
但是妻子堅持要我們檢查她的女兒，于是，我就進了孩子的房間。
那孩子大約9個月大，臉哭得通紅。
我拉開蓋被來檢查她身上的傷痕，這時我發現一塊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蓋被下面。
情況就是這樣。
我也說不清楚，反正就是這種情況。
他們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證明，可是并沒什麼可以證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無效，這事就這樣會沒完沒了。
他隻要找個稍微像樣些的律師，就能打赢這場官司，毫無問題。
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夥叫了進去。
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動。
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進嘴裡一嚼，就沒命了。
我想和他談談這個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現在就我和他兩人在孩子的房間裡。
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裡，和我的搭檔呆在一起。
突然那家夥掏出一隻有兩厘米厚的信封。
他撕開信封，我看見裡面全是100美元一張的鈔票。
一大疊100美元的鈔票。
他說道：“感謝你的幫助，警官。
” 信封裡足足有1萬美元，也許更多，我可說不準。
那家夥遞過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類的東西很危險的話。
那家夥立即把那包東西拿起來，放在地闆上，一腳踢到床底下。
然後他說道：“你說得不錯。
謝謝你，警官。
我可不願意女兒發生什麼意外。
”他遞過了信封。
就是這樣。
一切都亂了套。
他妻子在外邊對我的搭檔大吵大嚷，孩子在這兒對我們大聲啼哭。
那家夥舉着那信封，笑着，點着頭，就像在說，沒事兒，收下吧，這是你的。
而我想……我不知道我當時是怎麼想的。
我隻知道，後來我們進了起居室。
我說孩子沒什麼問題，這下那女人開始醉醺醺地對着我吼叫，說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現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說我和她丈夫合謀，說我們都是兒童虐待狂。
我的搭檔認為她是喝醉了說胡話，于是我們就走了。
情況就是這樣。
我的搭檔說：“你在那房間裡呆的時間可不短。
”我回答說：“我得檢查孩子嘛。
”就這樣。
隻是她第二天來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
她還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裡是有前科的，但盡管如此，這個指控夠嚴重的。
後來進行了預審，但因缺乏根據而被否決了。
情況就是這樣。
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一切。
這就是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些錢怎麼交待的呢？”康納問道。
“我到拉斯維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筆。
那年我為1.3萬美元非工資收入支付了稅金。
” “誰的主意？” “勞倫的主意。
她告訴我該怎麼辦。
” “那麼這一切她都知道？” “當然啰。
” “那麼警察局的調查呢？預審團有沒有提出報告？” “我想事情并沒有發展到如此地步。
他們隻是聽了一下口頭陳述，便不予受理。
也許在檔案裡做了記錄，但沒有寫報告。
” “好吧，”康納說道，“把其餘的一切也告訴我。
” 于是，我又對他講了肯·舒比克，講了《洛杉矶時報》，還有韋塞爾。
康納皺起了眉頭，一言不發地聽着。
我在叙述時，他開始從牙齒縫裡吸着氣。
這是日本人表示不滿的方式。
“後輩，”我講完後，他說道，“你使我處境十分為難。
毫無疑問，你使我看上去像個大傻瓜，而我本應當更清醒些。
你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因為這一切與你毫不相幹。
” “後輩呀，”他邊搖頭邊說，“後輩……” 我又在想我的女兒。
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無法再見我的女兒——我無法再…… “注意，”康納說道，“我對你說過，事情會變得令人難堪。
相信我的話，現在才是開始。
情況可能會變得十分嚴重。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設法把一切都趕快辦完。
” “我本來以為，一切都已辦完了。
” 康納歎了口氣，搖搖頭。
“哪有的事啊，”他說道，“現在，在四點鐘你和妻子見面之前，我們必須把一切都安排好。
所以我們在那之前務必做好一切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