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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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諾頓公司辦公大樓下午5時
約翰·馬德情緒平靜——這很危險。
“隻是一次簡短的采訪，”他說，“10分鐘，至多15分鐘。
你沒有時間去詳談細節，但作為事故分析小組的負責人，你的地位完全适合解釋公司對安全承擔的責任。
我們是怎樣小心謹慎地分析事故。
我們對産品售後服務承擔的責任。
然後你可以解釋我們的初步報告，表明事件是由一個外國維修站安裝的冒牌推力罩引起的，所以它就不會是前緣縫翼事件。
這樣我們就主動了，不給巴克一點機會。
也不給《新聞線》一點機會。
” “約翰，”她說，“我剛從音響實驗室來。
毫無疑問，就是前緣縫翼打開了。
” “得了吧，音響實驗充其量隻能是次要的，”馬德說，“齊格勒是神經病。
我們隻有依靠飛行數據記錄儀才能準确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同時，事故分析小組做出了初步調查結論，排除了前緣縫翼。
” 好像聽見自己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她說：“約翰，這種搞法讓我很不舒服。
” “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未來，凱西。
” “我懂，約翰，可是——” “和中國做成這筆大買賣将會拯救整個公司。
流動資金，設計改型，新型飛機，美好的未來。
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談的，凱西。
成千上萬人的就業。
” “我明白，約翰，可是——” “我來問你幾個問題，凱西。
你認為我們的N—22型飛機有任何毛病嗎？” “絕對沒有。
” “你認為它是死亡陷阱嗎？” “不。
” “公司怎麼樣？是個好公司嗎？” “當然。
” 他凝視凱西，搖搖頭。
最後他說：“我要你和一個人談談。
” 愛德華·福勒是諾頓公司法律事務部的負責人。
他今年40歲，瘦弱又笨拙。
此刻他緊張不安地坐在馬德辦公室的椅子裡。
“愛德華，”馬德說，“我們遇到個難題。
《新聞線》這個周末要在黃金時間播出一檔有關N—22型飛機的報道，這個報道對公司将極為不利。
” “有多不利？” “他們把N—22稱為死亡陷阱。
” “噢，天哪，”福勒說，“這太不幸了。
” “是的，的确是的，”馬德說，“我把你請來是因為我想知道我們對此能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福勒皺着眉頭說。
“是的，”馬德說，“我們覺得《新聞線》是在卑鄙地追求轟動效應。
我們認為他們的節目是無知的，對我們的産品充滿偏見。
我們确信他們是在處心積慮、不計後果地诋毀我們公司。
” “我知道了。
” “所以，”馬德說，“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能阻止他們播出這個節目嗎？” “不能。
” “我們能搞到法院的禁制令來阻止他們嗎？” “不行，那是預先禁令。
況且從公關角度講，這是很不明智的。
” “你的意思是說這樣很不好？” “企圖封住新聞界的嘴嗎？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那将會暗示你們有什麼東西要隐瞞。
” “換句話說，”馬德說，“他們可以播出節目，而我們卻沒有任何辦法阻止他們。
” “是的。
” “那好吧。
但是我認為《新聞線》的情報是不準确的，存有偏見的。
我們能要求他們給我們相等的時間陳述我方的證據嗎？” “不能，”福勒說，“公平準則，包括提供相等時間，在裡根總統時期就已經廢止。
電視新聞節目現在完全沒有義務對某個内容表述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 “于是他們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不管判斷有多麼不可靠？” “是這樣的。
” “這好像不合适吧。
” “但這是法律。
”福勒聳聳肩膀說。
“好吧，”馬德說，“現在，這檔節目将在對我們公司極為敏感的時刻播出。
負面的宣傳将會使我們丢掉和中國的那筆交易。
” “是的，會的吧。
” “假定因為他們的節目造成我們商業上的損失。
如果我們能證明《新聞線》表現了錯誤的形象——我們也已告訴了他們這是錯誤的——我們可以控告他們造成的損害嗎？” “從實踐上來講，不行。
我們得證明，他們對已知事實。
‘有意忽視’而編播節目。
從曆史上看，這一點是極難證實的。
” “那麼《新聞線》對造成的損失不負任何責任了？” “是的。
” “他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如果他們毀了我們的生意，那就是我們活該如此嗎？” “是這麼回事。
” “難道對他們說些什麼就沒有任何一點限制嗎？” “好吧，”福勒在椅子裡動了動，“如果他們虛假地描述了公司，他們可能得承擔責任。
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有了一樁545号航班乘客委托律師代理的官司。
《新聞線》就能說他們隻是在報道事實而已：是一名律師在對我們進行以下的指控。
” “我明白了，”馬德說，“但是法庭上進行的指控其宣傳面十分有限。
而《新聞線》将向4000萬觀衆傳播這些瘋狂的聲音。
而且與此同時，他們将通過在電視上反複播放來自動使這些意見發生作用。
對我們造成的損害來自于他們節目的曝光，而不是原有的聲音。
” “我同意你的解釋，是這麼回事，”福勒說，“但法律不這樣看問題。
《新聞線》有權利報道一樁訴訟官司。
” 《新聞線》難道可以随心所欲肆無忌憚，對法
“隻是一次簡短的采訪，”他說，“10分鐘，至多15分鐘。
你沒有時間去詳談細節，但作為事故分析小組的負責人，你的地位完全适合解釋公司對安全承擔的責任。
我們是怎樣小心謹慎地分析事故。
我們對産品售後服務承擔的責任。
然後你可以解釋我們的初步報告，表明事件是由一個外國維修站安裝的冒牌推力罩引起的，所以它就不會是前緣縫翼事件。
這樣我們就主動了，不給巴克一點機會。
也不給《新聞線》一點機會。
” “約翰，”她說，“我剛從音響實驗室來。
毫無疑問，就是前緣縫翼打開了。
” “得了吧，音響實驗充其量隻能是次要的，”馬德說，“齊格勒是神經病。
我們隻有依靠飛行數據記錄儀才能準确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同時，事故分析小組做出了初步調查結論，排除了前緣縫翼。
” 好像聽見自己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她說：“約翰，這種搞法讓我很不舒服。
” “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未來，凱西。
” “我懂，約翰，可是——” “和中國做成這筆大買賣将會拯救整個公司。
流動資金，設計改型，新型飛機，美好的未來。
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談的，凱西。
成千上萬人的就業。
” “我明白，約翰，可是——” “我來問你幾個問題，凱西。
你認為我們的N—22型飛機有任何毛病嗎？” “絕對沒有。
” “你認為它是死亡陷阱嗎？” “不。
” “公司怎麼樣？是個好公司嗎？” “當然。
” 他凝視凱西，搖搖頭。
最後他說：“我要你和一個人談談。
” 愛德華·福勒是諾頓公司法律事務部的負責人。
他今年40歲，瘦弱又笨拙。
此刻他緊張不安地坐在馬德辦公室的椅子裡。
“愛德華，”馬德說，“我們遇到個難題。
《新聞線》這個周末要在黃金時間播出一檔有關N—22型飛機的報道，這個報道對公司将極為不利。
” “有多不利？” “他們把N—22稱為死亡陷阱。
” “噢，天哪，”福勒說，“這太不幸了。
” “是的，的确是的，”馬德說，“我把你請來是因為我想知道我們對此能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福勒皺着眉頭說。
“是的，”馬德說，“我們覺得《新聞線》是在卑鄙地追求轟動效應。
我們認為他們的節目是無知的，對我們的産品充滿偏見。
我們确信他們是在處心積慮、不計後果地诋毀我們公司。
” “我知道了。
” “所以，”馬德說，“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能阻止他們播出這個節目嗎？” “不能。
” “我們能搞到法院的禁制令來阻止他們嗎？” “不行，那是預先禁令。
況且從公關角度講，這是很不明智的。
” “你的意思是說這樣很不好？” “企圖封住新聞界的嘴嗎？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那将會暗示你們有什麼東西要隐瞞。
” “換句話說，”馬德說，“他們可以播出節目，而我們卻沒有任何辦法阻止他們。
” “是的。
” “那好吧。
但是我認為《新聞線》的情報是不準确的，存有偏見的。
我們能要求他們給我們相等的時間陳述我方的證據嗎？” “不能，”福勒說，“公平準則，包括提供相等時間，在裡根總統時期就已經廢止。
電視新聞節目現在完全沒有義務對某個内容表述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 “于是他們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不管判斷有多麼不可靠？” “是這樣的。
” “這好像不合适吧。
” “但這是法律。
”福勒聳聳肩膀說。
“好吧，”馬德說，“現在，這檔節目将在對我們公司極為敏感的時刻播出。
負面的宣傳将會使我們丢掉和中國的那筆交易。
” “是的，會的吧。
” “假定因為他們的節目造成我們商業上的損失。
如果我們能證明《新聞線》表現了錯誤的形象——我們也已告訴了他們這是錯誤的——我們可以控告他們造成的損害嗎？” “從實踐上來講，不行。
我們得證明，他們對已知事實。
‘有意忽視’而編播節目。
從曆史上看，這一點是極難證實的。
” “那麼《新聞線》對造成的損失不負任何責任了？” “是的。
” “他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如果他們毀了我們的生意，那就是我們活該如此嗎？” “是這麼回事。
” “難道對他們說些什麼就沒有任何一點限制嗎？” “好吧，”福勒在椅子裡動了動，“如果他們虛假地描述了公司，他們可能得承擔責任。
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有了一樁545号航班乘客委托律師代理的官司。
《新聞線》就能說他們隻是在報道事實而已：是一名律師在對我們進行以下的指控。
” “我明白了，”馬德說，“但是法庭上進行的指控其宣傳面十分有限。
而《新聞線》将向4000萬觀衆傳播這些瘋狂的聲音。
而且與此同時，他們将通過在電視上反複播放來自動使這些意見發生作用。
對我們造成的損害來自于他們節目的曝光，而不是原有的聲音。
” “我同意你的解釋，是這麼回事，”福勒說，“但法律不這樣看問題。
《新聞線》有權利報道一樁訴訟官司。
” 《新聞線》難道可以随心所欲肆無忌憚，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