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關燈
小
中
大
班人，而我卻因此被學校當成再恰當不過的政治标靶。
那時，連普通中學也要開展“忠誠坦白”的政治運動，據說那是知識分子改造的一個必經過程，學校天天開會動員中學生向領導“交心”。
我不知道領導要那麼多“心”幹什麼用，十幾歲的中學生上交的“心”非常單純，滿足不了領導的需求，于是領導就到家庭成份複雜的學生中搜尋複雜的“心”，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就首當其沖。
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學學習都很好，我這個“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上交給領導，卻又一時難于啟齒，正在猶豫不決斟酌詞句的時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動親切地找我談“心”。
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心”的主題是無産階級必須具備的道德品質。
然後和藹地問我知不知道宿舍裡經常丢失私人物。
品，什麼襪子墨水信封信紙郵票鋼筆針頭線腦等等等等。
我說我知道，我自己也丢過一雙襪子。
班主任說你知道就好，很好！你應該向領導坦白是你“拿”的。
我驚詫地問我自己的襪子怎麼會自己去“拿”？班主任啟發我說：不是你“拿”了自己的東西而是你“拿”了同學的東西。
我斷然地搖搖頭說我從來沒有“拿”過同學的東西。
班主任說你應該承認你“拿”過，你出身于資産階級家庭，生在那種家庭的人天生下來就和無産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樣，有“拿”别人東西的毛病，你承認了，認識了，那種毛病才能徹底改正。
我疑惑地說我好像從小就沒有那種毛病，那種毛病不就是“偷”嗎？班主任不厭其煩地教導我說在資産階級出身的人身上，那種毛病是不自覺的，再說，“拿”和“偷”不一樣，“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經常性的。
你隻不過偶然“拿”過同學的東西裡了，怎麼能和“偷”聯系在一起呢？這話雖然很有道理但我還是想不通，這比“青春”與“青春潮”的區别還難懂。
班主任寬容地說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實實承認下來，又說，承認了對我絕對有“好處”，領導的政策一向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承認“拿”了同學的東西以後照舊讀書，就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談三次“心”，同學們議論紛紛，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況，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終打動了我，覺得再不按他的教導承認“拿”過同學的東西也太對不起老師了。
最後我終于低下頭問他，您說我“拿”過些什麼東西好呢？班主任見我總算被他說服，輕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紙筆讓我記錄，他翻開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寫一件，什麼襪子三雙、郵票十張、信封一沓、用過幾張的信紙一本、球鞋一雙、墨水兩瓶、鋼筆一枝、鉛筆四枝等等等等。
我寫完交給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驚，噴噴地說，一件件東西加起來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搖頭感歎資産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是多麼難教育好。
幾天後，學校卻宣布将我開除，這就是班主任答應給我的“好處”。
過了四十年，這所中學舉辦五十周年校慶，同時要編一部《同學錄》，據說我是母校培養出來的最有成就的學生之一，母校來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幾句話”，我寫了“感謝我的母校給了我一個艱難的起點”寄給她。
所謂“艱難的起點”，主要指學校宣布開除我那天竟将我母親叫到學校，等校長在操場上當衆宣布了我是“盜竊分子”之後，讓我母親在衆目腹膜下與我見面。
這大概是當時學校采取的教育學生同時教育家長的一種方式。
我看見母親慈樣地
那時，連普通中學也要開展“忠誠坦白”的政治運動，據說那是知識分子改造的一個必經過程，學校天天開會動員中學生向領導“交心”。
我不知道領導要那麼多“心”幹什麼用，十幾歲的中學生上交的“心”非常單純，滿足不了領導的需求，于是領導就到家庭成份複雜的學生中搜尋複雜的“心”，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就首當其沖。
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學學習都很好，我這個“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上交給領導，卻又一時難于啟齒，正在猶豫不決斟酌詞句的時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動親切地找我談“心”。
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心”的主題是無産階級必須具備的道德品質。
然後和藹地問我知不知道宿舍裡經常丢失私人物。
品，什麼襪子墨水信封信紙郵票鋼筆針頭線腦等等等等。
我說我知道，我自己也丢過一雙襪子。
班主任說你知道就好，很好！你應該向領導坦白是你“拿”的。
我驚詫地問我自己的襪子怎麼會自己去“拿”？班主任啟發我說：不是你“拿”了自己的東西而是你“拿”了同學的東西。
我斷然地搖搖頭說我從來沒有“拿”過同學的東西。
班主任說你應該承認你“拿”過，你出身于資産階級家庭，生在那種家庭的人天生下來就和無産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樣，有“拿”别人東西的毛病，你承認了，認識了，那種毛病才能徹底改正。
我疑惑地說我好像從小就沒有那種毛病，那種毛病不就是“偷”嗎？班主任不厭其煩地教導我說在資産階級出身的人身上，那種毛病是不自覺的，再說，“拿”和“偷”不一樣，“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經常性的。
你隻不過偶然“拿”過同學的東西裡了，怎麼能和“偷”聯系在一起呢？這話雖然很有道理但我還是想不通，這比“青春”與“青春潮”的區别還難懂。
班主任寬容地說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實實承認下來，又說，承認了對我絕對有“好處”，領導的政策一向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承認“拿”了同學的東西以後照舊讀書，就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談三次“心”，同學們議論紛紛，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況，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終打動了我，覺得再不按他的教導承認“拿”過同學的東西也太對不起老師了。
最後我終于低下頭問他，您說我“拿”過些什麼東西好呢？班主任見我總算被他說服，輕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紙筆讓我記錄，他翻開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寫一件，什麼襪子三雙、郵票十張、信封一沓、用過幾張的信紙一本、球鞋一雙、墨水兩瓶、鋼筆一枝、鉛筆四枝等等等等。
我寫完交給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驚，噴噴地說，一件件東西加起來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搖頭感歎資産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是多麼難教育好。
幾天後，學校卻宣布将我開除，這就是班主任答應給我的“好處”。
過了四十年，這所中學舉辦五十周年校慶，同時要編一部《同學錄》，據說我是母校培養出來的最有成就的學生之一，母校來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幾句話”，我寫了“感謝我的母校給了我一個艱難的起點”寄給她。
所謂“艱難的起點”，主要指學校宣布開除我那天竟将我母親叫到學校，等校長在操場上當衆宣布了我是“盜竊分子”之後，讓我母親在衆目腹膜下與我見面。
這大概是當時學校采取的教育學生同時教育家長的一種方式。
我看見母親慈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