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天一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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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
他 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麼，這些 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 劇性*願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 座藏書樓，一座，隻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範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範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内藏書家， 唯此巋然獨存。
”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曆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後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 我們隻向這座房子叩頭緻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 小小的栖腳處。
範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後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 多，北至陝西、河南，南至兩廣、雲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後做 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
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礎和搜羅空間。
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 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
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 别是搜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志、政書、實錄以及曆科試 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雲的東西，他也搜得不 少。
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财就不夠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 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餘，或者說，成 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潛着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曆史的宏觀裁斷也是 這樣。
好像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颠簸九州的官位上 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tan官，也許是調停了幾 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财政關系，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
然而 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 那裡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彙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 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範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别關心的一個命題：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過來說，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
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 盛的皇親郭勳，因而遭到延杖之罰，并下過監獄。
後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嚴嵩卻說：“範欽是連郭勳都敢 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
”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範欽不得。
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範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
與範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範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并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範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範欽寫得出來的。
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裡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範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于火災，最後隻得把剩餘的書籍轉售給範欽。
範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
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隻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
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範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
他 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麼，這些 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 劇性*願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 座藏書樓，一座，隻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範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範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内藏書家， 唯此巋然獨存。
”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曆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後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 我們隻向這座房子叩頭緻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 小小的栖腳處。
範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後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 多，北至陝西、河南，南至兩廣、雲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後做 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
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礎和搜羅空間。
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 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
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 别是搜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志、政書、實錄以及曆科試 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雲的東西，他也搜得不 少。
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财就不夠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 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餘，或者說，成 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潛着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曆史的宏觀裁斷也是 這樣。
好像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颠簸九州的官位上 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tan官，也許是調停了幾 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财政關系，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
然而 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 那裡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彙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 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範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别關心的一個命題：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過來說，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
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 盛的皇親郭勳，因而遭到延杖之罰，并下過監獄。
後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嚴嵩卻說：“範欽是連郭勳都敢 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
”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範欽不得。
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範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
與範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範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并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範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範欽寫得出來的。
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裡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範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于火災，最後隻得把剩餘的書籍轉售給範欽。
範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
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隻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
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範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