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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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來說卻顯得相當重要。

    藏書藏到一定地步, 就會對書的整體形式重視起來,不僅封面設計,有時連墨色*紙質也會斤斤計較。

    捧 着一本挺展潔淨的書,自己的心情也立即變得舒朗。

    讀這樣的書,就像與一位頭面 幹淨、衣衫整齊的朋友對話,整個氣氛回蕩着雅潔和高尚。

    但是,借去還來的書, 常常變成卷角彎脊,一派衰相。

    有時看上去還算幹淨,卻沒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 拿在手上軟綿綿、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

    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書店裡還有 這本書賣,我準會再去買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問:“你不是也購置遠年舊書嗎,舊書還講究得了什麼挺拔?”我的回答是: 那是曆史風塵,舊得有味,舊得合乎章法。

    我們不能因為古銅鼎綠鏽斑剝,把日常 器皿也都搞髒。

     其三,怕借去後彼此忘掉。

    我有好些書,多年不見歸還,也忘了是誰借的,肯 定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我堅信借書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沒,而是借去後看看放放,或 幾度轉借,連他們也完全遺忘。

    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見他書架上一套《閱微草堂 筆記》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書,忘了是什麼時候被他借去的。

    朋友見我 看得入神,爽朗地說:“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沒什麼用。

    ”這位朋友是位極其豁達 大方的人,平生絕無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顯然是忘了。

    那天在場友人不少,包括 他的妻子兒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書放回書架。

    那是一個20年代印的版 本,沒有大大的價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給這位朋友了吧。

    好在 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會看到我的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歸的書是無法補購的了。

    有人說,身外之物,何必頂真?倡 這些書曾經參加了我的精神構建,失落了它們,我精神領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動了參 證。

    既有約約綽綽的印象,又空虛飄浮得無可憑依,讓人好不煩悶。

    不是個中人很 難知道:失書和丢錢完全是兩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趙景深教授。

    他藏書甚富,樂于借人,但不管如何親密, 借書必須登記。

    記得那是一個中學生用的練習本,一一記下何人何時借何書,一目 了然。

    借了一段時間未還,或他自己臨時要用,借書者就會收到他的一封信。

    字迹 娟小,言詞大方,信封下端一律蓋着一個長條藍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還想到了毛|澤|東警衛員尹荊山的一則回憶。

    50年代末,毛|澤|東向黃炎培借取王 羲之書貼一本,借期一個月。

    黃炎培借出後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連不斷打電話 催問,問是否看完,什麼時候還。

    毛|澤|東有點生氣,整整看了一個月,在最後一天 如期歸還。

    黃炎培也真夠大膽的,但文人對自己的藏書癡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報上發表告示,要求借了他書的人能 及時歸還。

    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書給别人十分慷慨,卻是個不記事的馬大哈,久 而久之突然發現自己的書少了那麼多,不知向誰追讨,除了登報别無良策。

    我見報 後不久來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沒有借過。

    他疑惑的目光穿過厚厚的鏡片打量着我, 問了一聲“真的?”我不無惶恐,盡管我确實沒有借過。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書。

    黃炎培式的勇氣,更是一絲無存。

    有時我也 想學學趙景深教授,設一個登記簿,但趙先生是藏書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資格把 事情辦得如此認真。

    我算什麼呢,區區那一點書,面對親朋好友,也敢把登記簿遞 過去? 藏書者就這樣自得其樂,又擔驚受怕地過着日子。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種 更大的擔憂漸漸從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後,這一屋子書将何去何從? 這種擔憂本來隻應屬于垂垂老者,但事實是,我身邊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學術界 朋友已在一個個離去。

     早在讀大學時,我的一個同學就因患尿毒症死去。

    他本也是個買書迷,身邊錢 不多,見有好書即便節衣縮食也要弄到手。

    學校課程安排緊張,夜間書店又不開門, 等到星期天又怕書賣完,因此,他總在午休時間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