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十萬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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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那些被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
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谒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
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裡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
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
“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者的悲哀。
照理落榜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歎息了。
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裡，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仆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
有一種傳言，如能夠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臉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
乞讨的結果常常是讨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榜者則還不至于去做這種自辱的事，隻是關在房間裡寫詩。
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裡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
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
——羅邺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裡絕音塵。
鬓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溫憲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
鬓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裡書。
——趙嘏 為什麼“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麼“淚血滴來千裡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宏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
李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
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裡上都是千難萬難的。
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卻十分真實。
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
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
《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
有一次他在城裡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
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
托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着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
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明年春試。
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着，聽說今夜宮中有傩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裡混了進去。
不想進去後就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内繞圈，繞了幾百轉，摔了好幾跤。
又要他執牛尾表演，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
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被人擡回旅社，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
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
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着，他們分别有多少年了？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之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傩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于屢試不第的沉重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
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适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
我在《玉泉子》中讀到這樣一則記載—— 一位級别很高的地方官員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軍攜家人參加。
将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
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将軍的女兒擡不起頭來，将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塊帷障遮羞。
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消息，于是将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
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而對這種可憐，将軍全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複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
“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幹二淨。
有的人比較沉着，面對着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
請看那個及第者曹邺自己的描寫，得了喜訊之後，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變化，然後想到換衣服。
而從舊衣服上，又似乎還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時留下的淚痕。
有的人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後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凄凄，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潇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内在真實性深可懷疑。
對于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松，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
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在社會上表現真實的自己了。
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禦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的大意，我可以把它譯成白話文：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為我找一個官職。
我至今隻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
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并肩台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我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
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變态心理學研究的素材。
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文詞後面的社會普遍性。
當年得中的士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
但就他們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五 面對着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于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裡包含着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
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蒙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做自己的人生目标。
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
這樣的投入所産生的人格惡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颠蔫了，颠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會聚散逸各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于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又髒。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
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
機會究竟何時來到，無法預蔔，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
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曆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稱贊為“胸有大志”。
因此，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态。
伺機心理也可稱作“翻身心理”。
本來，以奮鬥求成功，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不滿足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迹。
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态。
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
然而，機會隻是機會，不存在合理的價值選擇，不存在人生的終極關懷。
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隐潛着自私和虛僞。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确抗争，因為他們明白隻有把一切不滿上升到官方競争才高度有效。
于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争，安貧樂道而又天天都在嫉恨。
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态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别人還是對自己。
他們缺少透徹的思維，獨立的堅守，無私的奉獻，響亮的饋贈。
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騎牆态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着落，兩頭都不誠實。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前不久還是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之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傩戲的老人，一旦及第授官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
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結果，圍繞着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
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着邊際，既無所謂政治道義，也無所謂文化良知。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
在政治和文化之間騎牆的中國文人，特别擅長把一切文化行為納入政治架構。
一會兒作政治批鬥，一會兒作政治表演，而等到真的政治風暴來臨，他們大多集體隐身，或變節為奸。
因此，所謂“騎牆”，總是一腳蒼白，一腳混亂。
其三，矯情傾向。
既然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的全部榮譽，于是所有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舍，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别離和期待。
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
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于不顧，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在鄉間，隻怕面子不好看。
這樣做，開始是出于無奈，但在無奈中也漸漸滋生出矯情和自私。
鐵石心腸地輕視親情，卻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
俗諺謂“書中自有顔如玉”，也是這個意思。
中國書
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谒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
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裡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
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
“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者的悲哀。
照理落榜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歎息了。
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裡，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仆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
有一種傳言，如能夠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臉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
乞讨的結果常常是讨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榜者則還不至于去做這種自辱的事，隻是關在房間裡寫詩。
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裡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
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
——羅邺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裡絕音塵。
鬓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溫憲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
鬓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裡書。
——趙嘏 為什麼“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麼“淚血滴來千裡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宏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
李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
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裡上都是千難萬難的。
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卻十分真實。
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
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
《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
有一次他在城裡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
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
托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着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
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明年春試。
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着，聽說今夜宮中有傩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裡混了進去。
不想進去後就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内繞圈，繞了幾百轉，摔了好幾跤。
又要他執牛尾表演，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
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被人擡回旅社，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
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
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着，他們分别有多少年了？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之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傩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于屢試不第的沉重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
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适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
我在《玉泉子》中讀到這樣一則記載—— 一位級别很高的地方官員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軍攜家人參加。
将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
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将軍的女兒擡不起頭來，将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塊帷障遮羞。
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消息，于是将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
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而對這種可憐，将軍全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複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
“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幹二淨。
有的人比較沉着，面對着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
請看那個及第者曹邺自己的描寫，得了喜訊之後，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變化，然後想到換衣服。
而從舊衣服上，又似乎還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時留下的淚痕。
有的人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後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凄凄，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潇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内在真實性深可懷疑。
對于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松，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
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在社會上表現真實的自己了。
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禦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的大意，我可以把它譯成白話文：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為我找一個官職。
我至今隻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
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并肩台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我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
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變态心理學研究的素材。
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文詞後面的社會普遍性。
當年得中的士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
但就他們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五 面對着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于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裡包含着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
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蒙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做自己的人生目标。
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
這樣的投入所産生的人格惡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颠蔫了，颠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會聚散逸各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于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又髒。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
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
機會究竟何時來到，無法預蔔，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
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曆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稱贊為“胸有大志”。
因此，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态。
伺機心理也可稱作“翻身心理”。
本來，以奮鬥求成功，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不滿足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迹。
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态。
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
然而，機會隻是機會，不存在合理的價值選擇，不存在人生的終極關懷。
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隐潛着自私和虛僞。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确抗争，因為他們明白隻有把一切不滿上升到官方競争才高度有效。
于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争，安貧樂道而又天天都在嫉恨。
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态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别人還是對自己。
他們缺少透徹的思維，獨立的堅守，無私的奉獻，響亮的饋贈。
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騎牆态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着落，兩頭都不誠實。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前不久還是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之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傩戲的老人，一旦及第授官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
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結果，圍繞着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
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着邊際，既無所謂政治道義，也無所謂文化良知。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
在政治和文化之間騎牆的中國文人，特别擅長把一切文化行為納入政治架構。
一會兒作政治批鬥，一會兒作政治表演，而等到真的政治風暴來臨，他們大多集體隐身，或變節為奸。
因此，所謂“騎牆”，總是一腳蒼白，一腳混亂。
其三，矯情傾向。
既然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的全部榮譽，于是所有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舍，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别離和期待。
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
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于不顧，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在鄉間，隻怕面子不好看。
這樣做，開始是出于無奈，但在無奈中也漸漸滋生出矯情和自私。
鐵石心腸地輕視親情，卻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
俗諺謂“書中自有顔如玉”，也是這個意思。
中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