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十萬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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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條大河，一直與一片厚厚的雲層相伴随。
大河應該感謝雲層：長久掩蔭，定期下雨，使之永不幹涸。
但是，大河也有可能産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雲影，不知道在你的雲影之外是否還有更遼闊的天宇？ ——這是一種比喻。
大河，比喻中國文化；雲層，比喻科舉制度。
自從建立科舉，中國文化就與它大規模地親密往來，後來它也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多少文人向它奔去，再也沒有回來；多少文人終于返回，魂魄還在考場；多少筆墨受它熏陶，變成強大遺傳…… 學術界在研究文化傳承的時候，總是習慣于把目光集中投向學說、學派、潮流、人物。
其實，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一旦确立并被有效執行，那麼，一個大國的行政力量就會轉化成空間力量、時間力量和社會心理力量，使文化傳承成為鐵的事實。
中國曆史上，企圖成為制度的文化主張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很少。
第一項，應該是秦始皇定下了統一全國文字的制度：“書同文。
”漢武帝也想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制度，但他畢生戎馬倥偬，缺少實際執行的可能，結果隻是成了一種倡導而已。
真正成為一種龐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國、行之千年的，便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人類奇迹。
世界上那麼多偉大的古文明為什麼都一一滅亡？除了曆史教科書中說的那些原因外，還有一個更要命的原因：遼闊的領土缺少大量管理者。
在一代開國雄主萎謝之後，這個問題更為嚴重。
對此，中國居然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從公元六世紀末開創的科舉制度，通過文化考試選拔各級官吏，時間、地點、程序、内容、法禁都嚴格規定，居然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
這在宏觀上創造了兩大正面效果：第一，中國雖大，卻能夠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批官吏資源管理各方，使中華文明始終未因徹底失序而潰散；第二，普及了一種“以文取仕”的全民共識，而範圍又沒有太多限制，極大地提升了整個社會崇尚文化的氣氛。
當然，負面效果也是巨大的。
例如，科舉制度使中國文化成了官場的附庸，兩者密不可分。
結果，文化的創新能力、批判能力、哲思能力、美學能力被大幅度取消。
更嚴重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文人中造就了一種“科舉人格”，習慣于忍耐、苦熬、投機、巴結、矯情，滿口道義卻遠離道義，你死我活卻貌似斯文，等等。
中國千餘年的文風、文氣、文脈，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科舉制度所左右。
影響之深，可謂深入骨髓，于今未消。
因此，要研究中國文化，萬不可躲過科舉制度。
二 讓我們先回到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那幾年。
在那兒，一群頭懸長辮、身着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号。
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隻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
慈禧太後在一九○一年夏天頒布上谕，改革科舉考試内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
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折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争衡各國。
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出于何人之口？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
于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裡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
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
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他，拖不得。
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裡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
但是，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賬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谕，廢除科舉。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于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
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後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願意再去撥弄它幾下。
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範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台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衆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後的輕松。
但是，如果讓這些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
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養的行政管理專家。
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複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
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體力行。
三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才華和學術能力的考察制度。
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多數狀元詩文不佳，學問不深，這當然是真的，但做官，本來就不太需要那些東西。
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一想，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有效的官吏網絡，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
然而，僅僅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都要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衆形象，那就需要為他們“創造”一種“資格”。
世襲是一種。
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稱之為“恩蔭”。
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
做官的先天資格不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創造”做官的後天資格。
平日見到有文韬武略的人，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
什麼時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
有的君主，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
這種辦法，曾讓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
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系，但是養和被養的關系，其實也成了血緣關系的延長。
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公平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
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帶有極大的随意性。
至于以軍功賞給官職，隻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衆所周知，打仗和治國是兩回事。
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确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
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随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
這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
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
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
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
這樣一來，有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開始走向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于那些“中正官”。
這些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标尺。
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主要标尺，那麼這種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
不幸事實果真如此，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
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着盡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
即便再老再遲，隻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着機會。
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争和挑選。
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衆産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系，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曆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占據了很大的數量。
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不分貴賤的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于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于澗松，甯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準看做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
有人會問：難道不管道德品質？科舉制度的設計者認為，道德品質要從他們做官之後的政績上來長期審查，而不可能從科舉考試中來分辨。
那麼，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
況且，由于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必須說明，科舉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使得天南地北無數考生都要長久地投入這種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唐宋文學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
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
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顔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于自己的手筆。
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仆必知其辱焉。
”（《答崔立之書》）但韓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有沒有可能偶爾冒出兩句勉強能讀的詩文？依我看，千餘年來堆積如山的試卷中，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
但也就是這兩句尚可一看，整首詩并不見佳。
這很可以理解，正如我前面說過的，科舉考試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
四 傷害了文學，倒是問題不大。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産生在包圍着它的社會心态中。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别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
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
早在唐
大河應該感謝雲層：長久掩蔭，定期下雨，使之永不幹涸。
但是，大河也有可能産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雲影，不知道在你的雲影之外是否還有更遼闊的天宇？ ——這是一種比喻。
大河，比喻中國文化；雲層，比喻科舉制度。
自從建立科舉，中國文化就與它大規模地親密往來，後來它也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多少文人向它奔去，再也沒有回來；多少文人終于返回，魂魄還在考場；多少筆墨受它熏陶，變成強大遺傳…… 學術界在研究文化傳承的時候，總是習慣于把目光集中投向學說、學派、潮流、人物。
其實，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一旦确立并被有效執行，那麼，一個大國的行政力量就會轉化成空間力量、時間力量和社會心理力量，使文化傳承成為鐵的事實。
中國曆史上，企圖成為制度的文化主張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很少。
第一項，應該是秦始皇定下了統一全國文字的制度：“書同文。
”漢武帝也想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制度，但他畢生戎馬倥偬，缺少實際執行的可能，結果隻是成了一種倡導而已。
真正成為一種龐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國、行之千年的，便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人類奇迹。
世界上那麼多偉大的古文明為什麼都一一滅亡？除了曆史教科書中說的那些原因外，還有一個更要命的原因：遼闊的領土缺少大量管理者。
在一代開國雄主萎謝之後，這個問題更為嚴重。
對此，中國居然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從公元六世紀末開創的科舉制度，通過文化考試選拔各級官吏，時間、地點、程序、内容、法禁都嚴格規定，居然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
這在宏觀上創造了兩大正面效果：第一，中國雖大，卻能夠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批官吏資源管理各方，使中華文明始終未因徹底失序而潰散；第二，普及了一種“以文取仕”的全民共識，而範圍又沒有太多限制，極大地提升了整個社會崇尚文化的氣氛。
當然，負面效果也是巨大的。
例如，科舉制度使中國文化成了官場的附庸，兩者密不可分。
結果，文化的創新能力、批判能力、哲思能力、美學能力被大幅度取消。
更嚴重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文人中造就了一種“科舉人格”，習慣于忍耐、苦熬、投機、巴結、矯情，滿口道義卻遠離道義，你死我活卻貌似斯文，等等。
中國千餘年的文風、文氣、文脈，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科舉制度所左右。
影響之深，可謂深入骨髓，于今未消。
因此，要研究中國文化，萬不可躲過科舉制度。
二 讓我們先回到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那幾年。
在那兒，一群頭懸長辮、身着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号。
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隻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
慈禧太後在一九○一年夏天頒布上谕，改革科舉考試内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
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折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争衡各國。
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出于何人之口？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
于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裡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
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
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他，拖不得。
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裡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
但是，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賬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谕，廢除科舉。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于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
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後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願意再去撥弄它幾下。
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範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台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衆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後的輕松。
但是，如果讓這些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
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養的行政管理專家。
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複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
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體力行。
三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才華和學術能力的考察制度。
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多數狀元詩文不佳，學問不深，這當然是真的，但做官，本來就不太需要那些東西。
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一想，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有效的官吏網絡，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
然而，僅僅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都要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衆形象，那就需要為他們“創造”一種“資格”。
世襲是一種。
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稱之為“恩蔭”。
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
做官的先天資格不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創造”做官的後天資格。
平日見到有文韬武略的人，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
什麼時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
有的君主，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
這種辦法，曾讓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
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系，但是養和被養的關系，其實也成了血緣關系的延長。
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公平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
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帶有極大的随意性。
至于以軍功賞給官職，隻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衆所周知，打仗和治國是兩回事。
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确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
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随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
這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
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
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
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
這樣一來，有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開始走向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于那些“中正官”。
這些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标尺。
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主要标尺，那麼這種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
不幸事實果真如此，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
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着盡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
即便再老再遲，隻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着機會。
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争和挑選。
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衆産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系，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曆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占據了很大的數量。
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不分貴賤的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于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于澗松，甯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準看做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
有人會問：難道不管道德品質？科舉制度的設計者認為，道德品質要從他們做官之後的政績上來長期審查，而不可能從科舉考試中來分辨。
那麼，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
況且，由于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必須說明，科舉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使得天南地北無數考生都要長久地投入這種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唐宋文學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
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
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顔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于自己的手筆。
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仆必知其辱焉。
”（《答崔立之書》）但韓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有沒有可能偶爾冒出兩句勉強能讀的詩文？依我看，千餘年來堆積如山的試卷中，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
但也就是這兩句尚可一看，整首詩并不見佳。
這很可以理解，正如我前面說過的，科舉考試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
四 傷害了文學，倒是問題不大。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産生在包圍着它的社會心态中。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别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
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
早在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