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悶
關燈
小
中
大
一
我早就發現，現代中國人對古代文化的繼承，主要集中在明清兩代。
這件事一直讓我很傷心。
這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到了明清兩代已經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難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
甚至朝廷也有這個意思，一次次組織人馬編大型辭書。
但文化的基元是個體創造，與官方聲勢關系不大。
通過個體創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兩代六百多年間，我看也就是王陽明和曹雪芹兩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離看看還可以，如果放長遠了看，或者放到國際上看，就不容易顯現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 這與社會氣氛有關。
氣壓總是那麼低，濕度總是那麼高，天光總是那麼暗，世情總是那麼懸，禁令總是那麼多，冷眼總是那麼密，連最美好的事物也總是以沉悶為背景，結果也都有點變态了。
造成這樣的社會氣氛，起點是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
二 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一樣，朱元璋的文化專制主義是一種系統的設計、嚴密的包圍、整體的滲透、長久的綿延。
由草根起家而奪取了全國政權，朱元璋顯然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
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邏輯汲取了宋朝和元朝滅亡的教訓，廢除宰相制度，獨裁全國行政，濫用暴力，大批誅殺功臣，強化社會管制，實行特務政治。
這麼一來，國家似乎被嚴格地掌控起來了，而社會氣氛如何，則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他還直接問津文化。
他在奪權戰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權後的治國更需要文官。
他發現以前從科舉考試選出來的文官問題很大，因此經過多年設計，他為科舉考試制定了一個嚴格的制度。
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舉，考生必出自學校，考題必出自“四書五經”，闡述必排除己見，文體必符合八股，殿試必掌控于皇帝。
這麼一來，皇帝和朝廷，不僅是政治權力的終端，也是學位考試的終端，更是全國一切文化行為和教育事業的終端。
這一套制度，乍一看沒有多少血腥氣，卻把中華文化全盤捏塑成了一個純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幾乎不留任何空隙。
當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劇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體文人了。
因為他們存身的家園被圍上了高牆，被統一了話語，被劃定了路線，被鎖定了出口。
時間一長，他們由狂躁、憤怒而漸漸适應，大多也循規蹈矩地進入了這種“文化—官僚系統”。
也有一些人會感到苦悶，發發牢騷。
盡管這些苦悶和牢騷有時也能轉化為不錯的思想和作品，但無可諱言，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已經從根子上被改造。
與此同時，朱元璋對于少數不願意進入“文化—官僚系統”的文人，不惜殺一儆百。
例如，有的文人拒絕出來做官，甚至為此而自殘肢體。
朱元璋聽說後，就把他們全殺了。
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極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字獄，使中華文化從最高點上籠罩在巨大的恐怖氣氛之下。
文字獄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
這個現象好像很奇怪，其實很深刻。
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夠證明反抗過。
這中間沒有等号，不能進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他居然看出來，“生”是暗指“僧”，罵他做過和尚，“作則”是罵他“做賊”。
又如，有人歌頌他是“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他居然看出來，“法坤”是暗指“發髡”，諷刺他曾經剃發，而“藻飾太平”則是“早失太平”。
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那些原來想歌功頌德的文人當然也都逃不脫殘酷的死刑。
這些人的下場尚且如此，稍有一點不同見解的文人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
恐怖培養奴才，當奴才也被誅殺，那一定是因為有了鷹犬。
據我判斷，一個極權帝王要從密密層層的文翰堆裡發現哪一個字有暗指，多數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閱，而是出于鷹犬的告密。
例如前面所說的由“法坤”而聯想到“發髡”，就明顯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這麼一個人的文字感應。
文化鷹犬與朱元璋的特務政治密切呼應。
當文化鷹犬成為一個永恒的職業，文字獄自然得以延續，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誕。
荒誕的恐怖是一種無邏輯的恐怖，而無邏輯的恐怖正是世間最嚴重的恐怖。
恐怖對于文明和文化的殘害，是一切沒有經過恐怖的人難以體會的。
在恐怖中，最後連最高統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種似乎人人都想奪其位篡其權的恐怖。
隻有一種人輕松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鷹犬。
他們沒有個人履曆，沒有固定主子，更沒有固定立場，也沒有固定話語，永遠随着當下需要不斷地告密、揭發。
他們的告密、揭發常常很難被人理解，因此又充當了分析批判、上綱上線的角色。
這種角色興于明代，盛于清代。
在近代的兵荒馬亂間功用不大，成為一個蕪雜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時期又大行其道。
直到今天，坊間還能看到少數孑遺，隻不過早就更換了立場和話語罷了。
若要排排他們的傳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養的鷹犬隊伍，這是中國文化的負面特産。
朱元璋在發展經濟、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為中國曆史上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負面的，留下的遺産也主要是負面的。
他以高壓專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氣氛，剝奪了
這件事一直讓我很傷心。
這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到了明清兩代已經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難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
甚至朝廷也有這個意思，一次次組織人馬編大型辭書。
但文化的基元是個體創造，與官方聲勢關系不大。
通過個體創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兩代六百多年間，我看也就是王陽明和曹雪芹兩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離看看還可以，如果放長遠了看，或者放到國際上看，就不容易顯現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 這與社會氣氛有關。
氣壓總是那麼低，濕度總是那麼高，天光總是那麼暗，世情總是那麼懸，禁令總是那麼多，冷眼總是那麼密，連最美好的事物也總是以沉悶為背景，結果也都有點變态了。
造成這樣的社會氣氛，起點是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
二 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一樣，朱元璋的文化專制主義是一種系統的設計、嚴密的包圍、整體的滲透、長久的綿延。
由草根起家而奪取了全國政權，朱元璋顯然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
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邏輯汲取了宋朝和元朝滅亡的教訓，廢除宰相制度，獨裁全國行政，濫用暴力，大批誅殺功臣，強化社會管制，實行特務政治。
這麼一來，國家似乎被嚴格地掌控起來了，而社會氣氛如何，則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他還直接問津文化。
他在奪權戰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權後的治國更需要文官。
他發現以前從科舉考試選出來的文官問題很大，因此經過多年設計，他為科舉考試制定了一個嚴格的制度。
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舉，考生必出自學校，考題必出自“四書五經”，闡述必排除己見，文體必符合八股，殿試必掌控于皇帝。
這麼一來，皇帝和朝廷，不僅是政治權力的終端，也是學位考試的終端，更是全國一切文化行為和教育事業的終端。
這一套制度，乍一看沒有多少血腥氣，卻把中華文化全盤捏塑成了一個純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幾乎不留任何空隙。
當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劇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體文人了。
因為他們存身的家園被圍上了高牆，被統一了話語，被劃定了路線，被鎖定了出口。
時間一長，他們由狂躁、憤怒而漸漸适應，大多也循規蹈矩地進入了這種“文化—官僚系統”。
也有一些人會感到苦悶，發發牢騷。
盡管這些苦悶和牢騷有時也能轉化為不錯的思想和作品，但無可諱言，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已經從根子上被改造。
與此同時，朱元璋對于少數不願意進入“文化—官僚系統”的文人，不惜殺一儆百。
例如，有的文人拒絕出來做官，甚至為此而自殘肢體。
朱元璋聽說後，就把他們全殺了。
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極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字獄，使中華文化從最高點上籠罩在巨大的恐怖氣氛之下。
文字獄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
這個現象好像很奇怪，其實很深刻。
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夠證明反抗過。
這中間沒有等号，不能進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他居然看出來，“生”是暗指“僧”，罵他做過和尚，“作則”是罵他“做賊”。
又如，有人歌頌他是“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他居然看出來，“法坤”是暗指“發髡”，諷刺他曾經剃發，而“藻飾太平”則是“早失太平”。
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那些原來想歌功頌德的文人當然也都逃不脫殘酷的死刑。
這些人的下場尚且如此，稍有一點不同見解的文人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
恐怖培養奴才，當奴才也被誅殺，那一定是因為有了鷹犬。
據我判斷，一個極權帝王要從密密層層的文翰堆裡發現哪一個字有暗指，多數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閱，而是出于鷹犬的告密。
例如前面所說的由“法坤”而聯想到“發髡”，就明顯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這麼一個人的文字感應。
文化鷹犬與朱元璋的特務政治密切呼應。
當文化鷹犬成為一個永恒的職業，文字獄自然得以延續，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誕。
荒誕的恐怖是一種無邏輯的恐怖，而無邏輯的恐怖正是世間最嚴重的恐怖。
恐怖對于文明和文化的殘害，是一切沒有經過恐怖的人難以體會的。
在恐怖中，最後連最高統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種似乎人人都想奪其位篡其權的恐怖。
隻有一種人輕松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鷹犬。
他們沒有個人履曆，沒有固定主子，更沒有固定立場，也沒有固定話語，永遠随着當下需要不斷地告密、揭發。
他們的告密、揭發常常很難被人理解，因此又充當了分析批判、上綱上線的角色。
這種角色興于明代，盛于清代。
在近代的兵荒馬亂間功用不大，成為一個蕪雜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時期又大行其道。
直到今天，坊間還能看到少數孑遺，隻不過早就更換了立場和話語罷了。
若要排排他們的傳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養的鷹犬隊伍，這是中國文化的負面特産。
朱元璋在發展經濟、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為中國曆史上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負面的，留下的遺産也主要是負面的。
他以高壓專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氣氛，剝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