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十萬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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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的僞君子習氣，大多由此而生。
不知道當年書生中，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
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裡的妓院玩樂。
令新科進士們驚訝的是，其中很多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曆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
她們隻是因為性别，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那個題目，你是怎麼起、承、轉、合的？”妓女詢問，新科進士敷衍了事地作了回答。
妓女聽了一笑，說：“起得尚可，承得拙了，轉得不錯，合得乏力。
”進士一聽，大驚失色。
他人格的最後支撐點，倒塌在他以為沒有支撐點的女子面前。
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
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于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
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題材，而我感興趣的隻是，終于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比照。
六 縱觀曆史，對科舉制度弊病的發現和整治，大緻可分為兩大截：唐宋為良性整治階段，明清為惡性整治階段。
這說起來太複雜，我本想避開，但後來一想，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具有跨越時代的參考價值，還是說一說吧。
直到今天，選拔行政官員的制度，還是會遇到一系列麻煩，而很多麻煩是古今相通的。
因此，我想帶着讀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頭腦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和諸多考官的立場上，看看他們在執掌科舉制度時，究竟遇到過哪些逃不開的麻煩。
然後，再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有沒有排解的辦法。
當頭遇到的一個麻煩，是科舉考試要不要與推薦結合起來。
粗粗一想，我們也許會斷然反對推薦，以保證考試的純淨性。
但是考試的純淨性遠不是選拔的準确性。
如果選拔不準确，考試的純淨性又有什麼意義？ 應考者的社會經驗和生命狀态究竟如何？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又是什麼？這比書面答卷更為重要，需要靠别人推薦和自我推薦來陳述。
因此在唐代，推薦在科舉考試中占據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離長安赴洛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餞送。
太學博士吳武陵在席間向崔郾推薦杜牧，而且當場朗讀了杜牧的《阿房宮賦》。
崔郾聽了也大為贊賞，吳武陵就直截了當地說：“那就請您讓他做頭名狀元吧。
”崔郾也不隐瞞，說：“頭名狀元已經有人了。
”一問下來，不僅頭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
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興，他當即在席間宣布：“剛才太學博士吳武陵先生送來一位第五名。
” 公元八三七年，高锴主持科舉考試，他平日在當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绹，于是在一次上朝時便問令狐绹：“您的朋友中誰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李商隐。
”這一年，李商隐及第。
連李商隐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為令狐绹推薦，就把這一事實寫在《與陶進士書》中。
這兩件事，現在說起來實在有點要不得。
有趣的是，當時大家并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可以朗聲推舉，可以坦然磋商，可以當衆宣布，可以詳細記述。
但如果不是這樣，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寫過《阿房宮賦》，就不會對李商隐的名字産生特别的注意了。
好在我們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道沒有任何一種考試能把他們那樣美麗的才華考出來，因此誰都願意站出來推薦他們。
這種推薦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說，與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甯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事實上，那種拒絕試卷之外的其他信息，隻憑試卷決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
來應考的人成千上萬，試卷如洪流翻滾，閱卷人能夠仔細品鑒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
閱卷人都上了年歲，時間趕得又那麼緊，看不了多久就會陷于疲憊和麻木，不會從他們眼裡漏掉一個人才的說法，隻是騙騙局外人罷了。
在這種情況下，連考官和閱卷人也極想知道一些推薦信息，使他們在試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點審讀對象。
對此，在這方面有深刻體驗的柳宗元說得最好。
他認為朝廷取士，不妨讓考官們在閱卷前對出色的應試者有所聞，即所謂“先聲”：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
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鹹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誇麗，務富厚。
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僞也。
惟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必目必專，以故少不勝。
《河東先升集》卷二十二，《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是我們所信賴的，他的這種說法當然不是在為私通關節辯護。
如果允許推薦，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接受應試者的自薦。
一般說來，他們比别人更知道自己的優勢所在，在考試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尋找社會名流中最懂行的人看一看，說幾句話，使自己在候選人中比較引人注意。
這種做法，在唐代屬于正常之舉。
唐代科舉考試中所風行的“行卷”，便是應試者們自我推薦的一種方式。
程千帆先生說： 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将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
這也就是一種憑借作品進行自我介紹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盛行，則是和當時的選舉制度分不開的。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第三頁。
一度，主考機構也要求應試者把自認為滿意的舊作上繳，以供選拔時參考。
士子們在選編自薦材料的時候不經意地編出了不少文集，否則很多詩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
例如皮日休的《文薮》和元結的《文編》，當初都是為自薦編成的。
他們兩人也都在編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進士及第，看來自薦的作用不小。
大詩人王維因自薦而成為頭名狀元的故事載于《集異記》，明代傳奇《郁輪袍》也講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有趣味。
故事說，當初年輕的王維以驚人的文學天賦和音樂才華遊曆于長安上層社會，特别為岐王所看重。
科舉考試将至，誰若能成為長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選上送，則極有希望奪魁狀元。
王維聽說，對此事有決定權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選，就請岐王幫忙。
岐王深知王維的才學有競争力，要他準備好舊詩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後再來。
五天後王維如期而至，岐王拿出像樣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義上是向公主奉獻酒樂，王維充作樂師。
公主見王維奏曲精妙，大為贊賞，岐王便說：“他不隻精通音樂，文詞更是無人可比。
”王維當即把準備的詩卷獻給公主，公主一看更為驚異，說：“這些詩，都是我平常反複誦讀的，一直以為是古人佳作，沒想到竟然出之于你的手筆！”于是以上賓之禮，與王維暢談。
王維言談間诙諧幽默，不能不讓在座的其他賓客深深欽佩。
岐王便對公主說：“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這位青年來承當，就會十分風光。
” 公主說：“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應試呢？” 岐王說：“這位老弟心氣頗高，不作為第一人選，他是絕不會去應試的，但聽說貴公主已決定了别的人作為第一人選。
” 公主笑道：“那算什麼呀，也是别人托的。
” 等岐王和王維一離開，公主就召來了考官。
于是，王維成了京兆府上報的第一人選。
曆史學家認為，這個故事在具體情節上的真實性雖然很可懷疑，但《集異記》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和上層交往關系，卻十分可信。
白居易所寫的一封自薦信，讓我對這件事有了最可靠、最感性的了解。
這封信是貞元十六年（公元八○○年）應進士試前寫給當時任給事中的陳京的，所以名為《與陳給事書》，現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内。
我把他的這封信，翻譯成了白話文： 這些天，您府上拜谒者如林，自薦者如雲，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您為他們吹噓張揚。
我不來拜谒，隻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給您，說明我的目的與他們不一樣，就憑這一點，您也該特别關注一下了。
我隻想誠懇求教，因為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人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難。
很傑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卻又自以為是。
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讓他們各歸其位。
您是天下文宗，當代權威，因此我願意向您袒露自己的内心：我白居易是個平民，上無朝廷援助，下無鄉紳擡舉，敢于到京城來應試完全是憑了文章，到時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斷。
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進還是可退，自己卻不甚清楚，因此請您幫我裁定一下。
特送上雜文二十篇、詩一百首，請您在公餘之暇随手翻翻。
如果覺得可進，請發一句話，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覺得不可進，也請發一句話，我就甘心退藏。
是進是退，我心中已鬥争多時，現在就等您一句話了。
白居易的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
陳京到底有沒有發話，我們并不清楚，所知道的隻是，白居易當年果真進士及第。
把以上所舉的杜牧、李商隐、柳宗元、皮日休、元結、王維、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他們那些年代，科舉考試隻是一個契機，圍繞着它，進行着一場選拔人才的大動員。
人才們自己也踴躍起來，走出苦讀的書房，離别偏僻的鄉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試着進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溝通。
做法上确實很不規範，但某種原始性的可喜魅力也就隐藏在這種不規範之中。
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遠無視規範呢？又不能，因為原始性的可喜魅力很容易因無序而轉化為可惡，不設置足夠的規範必然會把事情徹底搞糟。
科舉考試中的推薦，既被允許，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大量陰暗伎倆産生。
即便是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們那樣的上好詩文，也敵不過陰暗伎倆。
因此，當初像他們那樣大大咧咧地推薦，也就會完全失效。
唯一的辦法，是制訂嚴密規範來與陰暗伎倆作鬥争，這是令人沮喪又不得不為之的事。
創業之初的健康與大方，終于被警覺和瑣碎所代替。
到了宋代，推薦理所當然地被阻止了，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信息，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發榜的那一天。
長的時候，一鎖就是五十來天，也夠悶人的。
唐代試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讓考官知道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來了。
再後來，怕考官認出筆迹，幹脆雇一幫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給考官，以杜絕作弊的可能。
其實作弊是杜絕不了的。
科舉考試決定着一個人的全部升沉榮辱，總會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來做手腳。
官方發現後立即采取相應的對策，而一切對策又很快激發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環往複，日臻精微。
我曾參觀過一堆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實物，發現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場士子和官方層層遞進的智力競賽，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下。
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裡，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幹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
不知道當年書生中，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
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裡的妓院玩樂。
令新科進士們驚訝的是，其中很多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曆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
她們隻是因為性别，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那個題目，你是怎麼起、承、轉、合的？”妓女詢問，新科進士敷衍了事地作了回答。
妓女聽了一笑，說：“起得尚可，承得拙了，轉得不錯，合得乏力。
”進士一聽，大驚失色。
他人格的最後支撐點，倒塌在他以為沒有支撐點的女子面前。
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
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于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
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題材，而我感興趣的隻是，終于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比照。
六 縱觀曆史，對科舉制度弊病的發現和整治，大緻可分為兩大截：唐宋為良性整治階段，明清為惡性整治階段。
這說起來太複雜，我本想避開，但後來一想，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具有跨越時代的參考價值，還是說一說吧。
直到今天，選拔行政官員的制度，還是會遇到一系列麻煩，而很多麻煩是古今相通的。
因此，我想帶着讀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頭腦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和諸多考官的立場上，看看他們在執掌科舉制度時，究竟遇到過哪些逃不開的麻煩。
然後，再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有沒有排解的辦法。
當頭遇到的一個麻煩，是科舉考試要不要與推薦結合起來。
粗粗一想，我們也許會斷然反對推薦，以保證考試的純淨性。
但是考試的純淨性遠不是選拔的準确性。
如果選拔不準确，考試的純淨性又有什麼意義？ 應考者的社會經驗和生命狀态究竟如何？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又是什麼？這比書面答卷更為重要，需要靠别人推薦和自我推薦來陳述。
因此在唐代，推薦在科舉考試中占據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離長安赴洛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餞送。
太學博士吳武陵在席間向崔郾推薦杜牧，而且當場朗讀了杜牧的《阿房宮賦》。
崔郾聽了也大為贊賞，吳武陵就直截了當地說：“那就請您讓他做頭名狀元吧。
”崔郾也不隐瞞，說：“頭名狀元已經有人了。
”一問下來，不僅頭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
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興，他當即在席間宣布：“剛才太學博士吳武陵先生送來一位第五名。
” 公元八三七年，高锴主持科舉考試，他平日在當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绹，于是在一次上朝時便問令狐绹：“您的朋友中誰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李商隐。
”這一年，李商隐及第。
連李商隐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為令狐绹推薦，就把這一事實寫在《與陶進士書》中。
這兩件事，現在說起來實在有點要不得。
有趣的是，當時大家并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可以朗聲推舉，可以坦然磋商，可以當衆宣布，可以詳細記述。
但如果不是這樣，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寫過《阿房宮賦》，就不會對李商隐的名字産生特别的注意了。
好在我們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道沒有任何一種考試能把他們那樣美麗的才華考出來，因此誰都願意站出來推薦他們。
這種推薦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說，與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甯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事實上，那種拒絕試卷之外的其他信息，隻憑試卷決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
來應考的人成千上萬，試卷如洪流翻滾，閱卷人能夠仔細品鑒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
閱卷人都上了年歲，時間趕得又那麼緊，看不了多久就會陷于疲憊和麻木，不會從他們眼裡漏掉一個人才的說法，隻是騙騙局外人罷了。
在這種情況下，連考官和閱卷人也極想知道一些推薦信息，使他們在試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點審讀對象。
對此，在這方面有深刻體驗的柳宗元說得最好。
他認為朝廷取士，不妨讓考官們在閱卷前對出色的應試者有所聞，即所謂“先聲”：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
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鹹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誇麗，務富厚。
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僞也。
惟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必目必專，以故少不勝。
《河東先升集》卷二十二，《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是我們所信賴的，他的這種說法當然不是在為私通關節辯護。
如果允許推薦，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接受應試者的自薦。
一般說來，他們比别人更知道自己的優勢所在，在考試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尋找社會名流中最懂行的人看一看，說幾句話，使自己在候選人中比較引人注意。
這種做法，在唐代屬于正常之舉。
唐代科舉考試中所風行的“行卷”，便是應試者們自我推薦的一種方式。
程千帆先生說： 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将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
這也就是一種憑借作品進行自我介紹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盛行，則是和當時的選舉制度分不開的。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第三頁。
一度，主考機構也要求應試者把自認為滿意的舊作上繳，以供選拔時參考。
士子們在選編自薦材料的時候不經意地編出了不少文集，否則很多詩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
例如皮日休的《文薮》和元結的《文編》，當初都是為自薦編成的。
他們兩人也都在編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進士及第，看來自薦的作用不小。
大詩人王維因自薦而成為頭名狀元的故事載于《集異記》，明代傳奇《郁輪袍》也講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有趣味。
故事說，當初年輕的王維以驚人的文學天賦和音樂才華遊曆于長安上層社會，特别為岐王所看重。
科舉考試将至，誰若能成為長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選上送，則極有希望奪魁狀元。
王維聽說，對此事有決定權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選，就請岐王幫忙。
岐王深知王維的才學有競争力，要他準備好舊詩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後再來。
五天後王維如期而至，岐王拿出像樣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義上是向公主奉獻酒樂，王維充作樂師。
公主見王維奏曲精妙，大為贊賞，岐王便說：“他不隻精通音樂，文詞更是無人可比。
”王維當即把準備的詩卷獻給公主，公主一看更為驚異，說：“這些詩，都是我平常反複誦讀的，一直以為是古人佳作，沒想到竟然出之于你的手筆！”于是以上賓之禮，與王維暢談。
王維言談間诙諧幽默，不能不讓在座的其他賓客深深欽佩。
岐王便對公主說：“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這位青年來承當，就會十分風光。
” 公主說：“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應試呢？” 岐王說：“這位老弟心氣頗高，不作為第一人選，他是絕不會去應試的，但聽說貴公主已決定了别的人作為第一人選。
” 公主笑道：“那算什麼呀，也是别人托的。
” 等岐王和王維一離開，公主就召來了考官。
于是，王維成了京兆府上報的第一人選。
曆史學家認為，這個故事在具體情節上的真實性雖然很可懷疑，但《集異記》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和上層交往關系，卻十分可信。
白居易所寫的一封自薦信，讓我對這件事有了最可靠、最感性的了解。
這封信是貞元十六年（公元八○○年）應進士試前寫給當時任給事中的陳京的，所以名為《與陳給事書》，現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内。
我把他的這封信，翻譯成了白話文： 這些天，您府上拜谒者如林，自薦者如雲，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您為他們吹噓張揚。
我不來拜谒，隻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給您，說明我的目的與他們不一樣，就憑這一點，您也該特别關注一下了。
我隻想誠懇求教，因為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人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難。
很傑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卻又自以為是。
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讓他們各歸其位。
您是天下文宗，當代權威，因此我願意向您袒露自己的内心：我白居易是個平民，上無朝廷援助，下無鄉紳擡舉，敢于到京城來應試完全是憑了文章，到時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斷。
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進還是可退，自己卻不甚清楚，因此請您幫我裁定一下。
特送上雜文二十篇、詩一百首，請您在公餘之暇随手翻翻。
如果覺得可進，請發一句話，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覺得不可進，也請發一句話，我就甘心退藏。
是進是退，我心中已鬥争多時，現在就等您一句話了。
白居易的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
陳京到底有沒有發話，我們并不清楚，所知道的隻是，白居易當年果真進士及第。
把以上所舉的杜牧、李商隐、柳宗元、皮日休、元結、王維、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他們那些年代，科舉考試隻是一個契機，圍繞着它，進行着一場選拔人才的大動員。
人才們自己也踴躍起來，走出苦讀的書房，離别偏僻的鄉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試着進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溝通。
做法上确實很不規範，但某種原始性的可喜魅力也就隐藏在這種不規範之中。
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遠無視規範呢？又不能，因為原始性的可喜魅力很容易因無序而轉化為可惡，不設置足夠的規範必然會把事情徹底搞糟。
科舉考試中的推薦，既被允許，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大量陰暗伎倆産生。
即便是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們那樣的上好詩文，也敵不過陰暗伎倆。
因此，當初像他們那樣大大咧咧地推薦，也就會完全失效。
唯一的辦法，是制訂嚴密規範來與陰暗伎倆作鬥争，這是令人沮喪又不得不為之的事。
創業之初的健康與大方，終于被警覺和瑣碎所代替。
到了宋代，推薦理所當然地被阻止了，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信息，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發榜的那一天。
長的時候，一鎖就是五十來天，也夠悶人的。
唐代試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讓考官知道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來了。
再後來，怕考官認出筆迹，幹脆雇一幫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給考官，以杜絕作弊的可能。
其實作弊是杜絕不了的。
科舉考試決定着一個人的全部升沉榮辱，總會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來做手腳。
官方發現後立即采取相應的對策，而一切對策又很快激發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環往複，日臻精微。
我曾參觀過一堆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實物，發現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場士子和官方層層遞進的智力競賽，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下。
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裡，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幹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