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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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為他的家族報了仇，但他坦誠地表示，自己的心底從來沒有那種仇恨。
他隻在乎今天的服務對象，并且努力把服務做好。
隻不過，在今天的服務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
他認為，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
因此，曆來被人們反複誇大和表演的“故鄉情結”、“省籍情結”、“祭祖情結”，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他追求的“王化歸一統”、“四海皆弟兄”的世界裡，從來沒有複興契丹之夢。
盡管他的契丹曾經建立過那麼壯闊和強大的遼國，留下了那麼豐富而動人的故事。
他一點兒也不想做“前朝遺民”、“複仇王子”。
他從來沒有秘藏過增添世仇的資料，謀劃過飄零貴族的聚會。
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沒有發出過任何暗示，“美髯公”的胡子沒有抖動過任何信号。
他知道時勢在劇變、時間在急逝、生命在重組。
他知道一切依托于過往曆史的所謂身份，乍一看是真實的，實際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種嶄新的重建，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體目的的重建。
他不願意參與這種表演式的重建，更願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樓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種身份。
為了擺脫那種身份，他甚至四處逃奔、改換門庭，直到進入“赤條條一身來去無牽挂”的境界。
但是，我們看到了，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
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漢傳佛教。
這讓我想起我的詩人朋友餘光中先生。
他因寫過《鄉愁》一詩，很多與他稍稍有點關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鄉在斯、所愁在斯。
但他說：我的故鄉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而是中華文化。
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餘光中先生是漢人，這樣說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漢人，這樣做很奇特。
其實，這是他做出的鄭重選擇。
越是動蕩的年代越有選擇的自由，他運用了這種自由。
有不少人說，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種在你出生前就已經布置好了的包圍，無法選擇。
我認為，無法選擇的是血統，必須選擇的是文化。
正因為血統無法選擇，也就加重了文化選擇的責任。
正因為文化是自己選擇的，當然也就比先天給予的血統更關及生命本質。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種固定人群的被動承擔，那麼，這種文化和這種人群，都會失去生命的創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必然導緻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這種布置中有豪華金飾，也決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這個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負着自己選擇的中華文化，出現在自己選擇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後，他又與成吉思汗在一起，召來了他在中華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處機的道家。
這一來，成吉思汗本人也開始進行文化選擇了。
對于位及至尊、叱咤風雲的成吉思汗來說，這種文化選擇已經變得非常艱難。
但是，如細雨潤物，如微風輕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擡起頭來，對這兩位博學的智者露出笑顔。
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裡出現的文化選擇，今天想來還覺得氣壯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達自己文化身份時重點選擇了兩個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時代呼籲護生愛民，在窩闊台時代實施理性管理。
這兩個方面，使蒙古民族為後來入主中華大地、建立統一的元朝做了文化準備。
這兩個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來的行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國文人雖有文化身份卻沒有行為身份，使文化變成了貼在額頭上的标簽，誰也不指望這種标簽和這種額頭與蒼生大地産生關聯。
經過以上整理，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個相反的人格結構—— 第一個人格結構：背後的民族身份是飄忽模糊的，中間的文化身份是堅定明朗的，眼前的行為身份是響亮清晰的。
第二個人格結構：誇張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為。
也許，在我們中國，最普及的是第二個人格結構，因此耶律楚材顯得那麼陌生。
什麼時候，能有更多的中國人，千裡跋涉來到人世災禍的第一線，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實實地以終極人性扭轉曆史的進程，那麼，耶律楚材對我們就不陌生了。
最後提一句，這位縱橫大漠的遊子畢竟有一個很好的歸宿。
他的墓和祠還在北京頤和園東門裡邊。
我每次都是在夕陽燦爛時到達的，總是寂寥無人。
偶爾有人停步，幾乎都不知道他是誰。
在頤和園留下他的遺迹，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
我還曾因此猜測過這位晚于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數民族皇帝的人格結構，并增添了幾分對他的敬意。
他隻在乎今天的服務對象，并且努力把服務做好。
隻不過，在今天的服務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
他認為，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
因此，曆來被人們反複誇大和表演的“故鄉情結”、“省籍情結”、“祭祖情結”，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他追求的“王化歸一統”、“四海皆弟兄”的世界裡，從來沒有複興契丹之夢。
盡管他的契丹曾經建立過那麼壯闊和強大的遼國，留下了那麼豐富而動人的故事。
他一點兒也不想做“前朝遺民”、“複仇王子”。
他從來沒有秘藏過增添世仇的資料，謀劃過飄零貴族的聚會。
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沒有發出過任何暗示，“美髯公”的胡子沒有抖動過任何信号。
他知道時勢在劇變、時間在急逝、生命在重組。
他知道一切依托于過往曆史的所謂身份，乍一看是真實的，實際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種嶄新的重建，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體目的的重建。
他不願意參與這種表演式的重建，更願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樓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種身份。
為了擺脫那種身份，他甚至四處逃奔、改換門庭，直到進入“赤條條一身來去無牽挂”的境界。
但是，我們看到了，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
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漢傳佛教。
這讓我想起我的詩人朋友餘光中先生。
他因寫過《鄉愁》一詩，很多與他稍稍有點關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鄉在斯、所愁在斯。
但他說：我的故鄉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而是中華文化。
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餘光中先生是漢人，這樣說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漢人，這樣做很奇特。
其實，這是他做出的鄭重選擇。
越是動蕩的年代越有選擇的自由，他運用了這種自由。
有不少人說，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種在你出生前就已經布置好了的包圍，無法選擇。
我認為，無法選擇的是血統，必須選擇的是文化。
正因為血統無法選擇，也就加重了文化選擇的責任。
正因為文化是自己選擇的，當然也就比先天給予的血統更關及生命本質。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種固定人群的被動承擔，那麼，這種文化和這種人群，都會失去生命的創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必然導緻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這種布置中有豪華金飾，也決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這個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負着自己選擇的中華文化，出現在自己選擇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後，他又與成吉思汗在一起，召來了他在中華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處機的道家。
這一來，成吉思汗本人也開始進行文化選擇了。
對于位及至尊、叱咤風雲的成吉思汗來說，這種文化選擇已經變得非常艱難。
但是，如細雨潤物，如微風輕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擡起頭來，對這兩位博學的智者露出笑顔。
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裡出現的文化選擇，今天想來還覺得氣壯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達自己文化身份時重點選擇了兩個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時代呼籲護生愛民，在窩闊台時代實施理性管理。
這兩個方面，使蒙古民族為後來入主中華大地、建立統一的元朝做了文化準備。
這兩個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來的行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國文人雖有文化身份卻沒有行為身份，使文化變成了貼在額頭上的标簽，誰也不指望這種标簽和這種額頭與蒼生大地産生關聯。
經過以上整理，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個相反的人格結構—— 第一個人格結構：背後的民族身份是飄忽模糊的，中間的文化身份是堅定明朗的，眼前的行為身份是響亮清晰的。
第二個人格結構：誇張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為。
也許，在我們中國，最普及的是第二個人格結構，因此耶律楚材顯得那麼陌生。
什麼時候，能有更多的中國人，千裡跋涉來到人世災禍的第一線，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實實地以終極人性扭轉曆史的進程，那麼，耶律楚材對我們就不陌生了。
最後提一句，這位縱橫大漠的遊子畢竟有一個很好的歸宿。
他的墓和祠還在北京頤和園東門裡邊。
我每次都是在夕陽燦爛時到達的，總是寂寥無人。
偶爾有人停步，幾乎都不知道他是誰。
在頤和園留下他的遺迹，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
我還曾因此猜測過這位晚于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數民族皇帝的人格結構，并增添了幾分對他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