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亂麻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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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從政也未必不凄涼。
凄涼是天地對一切高貴人生的自然總結，而不具備任何價值判斷。
在我看來，這些人從政确實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辭和動人表情的誤導，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這些文人中則常常擁擠着極高比例的小人。
對此，王安石和司馬光兩方面都承受到了。
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呂惠卿最終成了用最險惡的方法揭發王安石的人，而司馬光的鐵杆擁戴者蔡京最終也成了用最瘋狂的手段清算司馬光的人，這是多麼相似又多麼沉痛的教訓！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訓加在一起，也不能得出王安石、司馬光他們不能從政的結論。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對立、各不相讓，但從來沒有人能夠指出他們在個人私德上有任何明顯的瑕疵，或互相之間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
他們的對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争，不夾雜什麼個人利益，因此不傷害對方的基本人格。
他們兩人年歲相仿，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個月後也去世了。
兩顆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幾乎同時隕落的年份，是公元一○八六年。
王安石去世時司馬光已經病重，極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
如果事情倒過來，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沒有這個機會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鄉居的地方與支持司馬光的蘇東坡見面，他不僅親自騎驢到碼頭迎接蘇東坡，而且兩人還一起住了一段時間。
兩人分手時還相約買地毗鄰而居，可見交情已經不淺。
為此，蘇東坡寫過一首詩給王安石：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與蘇東坡在一起的時日，一起遊了南京的鐘山。
蘇東坡的記遊詩中有“峰多巧障目，江遠欲浮天”兩句。
王安石讀了就說：“我一生寫詩，寫不出這樣好的兩句來。
” 不錯，這是一個有太多高峰的時代，因此容易互相遮蓋、障人耳目。
但高峰畢竟是高峰，都有遠江之眺、浮天情懷。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
不管彼此的政見多麼分歧，隻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
遺憾的是，這種情形隻出現在宋代。
其他時代被人稱道的那些盛世政績，主要有賴于比較開明的皇帝，與君子政治關系不大。
王安石曾寫過這樣兩句著名的詩：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為君子政治的象征。
至于何謂君子政治，可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隻不過，那裡裹卷的權術還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氣氛的形成，與文官政治有關，但實際成果又遠遠超越了政治。
文化氣氛是一種處處滲透的精神契約。
滲透到細處，可以使繪畫靈秀、使書法雅緻、使瓷器造極，甚至使市民娛樂也抖擻起來；滲透到高處，可以使東南西北一大群學者潛心鑽研，友好論辯，形成一個個水準很高的哲學派别，最終又衆星托月般地産生了集大成的理學大師朱熹。
我掐指粗粗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後，那些高水準的哲學派别開始出現。
這個時間值得注意，表明一個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着力于文化建設，淺層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後就能看到，而深層次的成果則要等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初露端倪。
準備的時間長一點，出來的成果也像樣一點。
文化的事，急不出來。
像樣的成果一旦露頭，接下來必然林林總總接踵而至，擋也擋不住了。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黃金時代。
宋代哲學思想的黃金時代大約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其間真是名家輩出、不勝枚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颢、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終于，一個輝煌的平台出現了，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陳亮、葉适等一衆精神巨匠，相繼現身。
這中間還不包括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王安石和司馬光。
如此密集的高層智能大迸發，隻有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即中國的諸子百家時期和古希臘哲學的繁榮時期才能與之比肩。
朱熹是一個集大成者。
他的學說有一種高貴的甯靜，企圖為中華文明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永恒體系，并為這個永恒體系找出一個唯理論的本原。
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為長期處于散逸狀态的儒家教誨找到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基礎。
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萬物之理。
因此，他也找到了讓天地萬物回歸秩序的理由，找到了聖人人格的依據，找到了仁義禮智信的起點。
為此，他在儒學各家各篇的基礎上，汲取佛學和道學的體系化立論法則，對天地萬物的邏輯進行重新構造。
他希望自己的思考獲得感性經驗的支持，因此用盡了“格物緻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們也隻有通過感性經驗才能漸漸領悟本原。
這樣，他就把宏觀構建和微觀實證的重擔全壓在自己身上了，近似于以一人之力挖幾座山、堆幾座山、扛幾座山。
這種情景，直到今天想來，還讓人敬佩不已。
朱熹長期擔任地方官，對世俗民情并不陌生，太知道普天之下能夠理解這種高層思維的人少之又少。
但是，他沒有因此而停步，反而越來越把自己的思維推向無與倫比的缜密與完整。
他是這樣，他的諸多同行，包括反對者們，也努力想做到這樣。
這種極為奢侈的精神博弈必須建立在密密層層的文化基座之上，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之上。
隻有宋代，具有這樣的基座和默契。
正由于對世俗民情的了解，朱熹又要在高層思維之餘設計通俗的儒學行為規範，進行教化普及。
這種設計，小而言之，關及個人、家庭的涵養觀瞻；大而言之，關及國家、社稷的儀态程序。
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學付諸實踐，使天下萬物全都進入合理安排。
這種企圖，并沒有流于空想，而是切切實實地變成了“三綱五常”之類的普及性規範，傳播到社會各個階層。
在這方面，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
因為這顯然是以一個抽象的理念壓抑了人性、否定了個體、剝奪了自由。
而人性、個體和自由，在中國長久的宗法倫理社會中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
好在這是在宋代，朱熹的設計遇到了強大的學術對手，例如陸九淵、陳亮、葉适他們。
這些學術對手所播下的種子，将在明代開花結果，尤其在我家鄉的王陽明手上将爆發一場以“心學”為旗幟的思想革命，為近代思維
凄涼是天地對一切高貴人生的自然總結，而不具備任何價值判斷。
在我看來，這些人從政确實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辭和動人表情的誤導，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這些文人中則常常擁擠着極高比例的小人。
對此，王安石和司馬光兩方面都承受到了。
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呂惠卿最終成了用最險惡的方法揭發王安石的人，而司馬光的鐵杆擁戴者蔡京最終也成了用最瘋狂的手段清算司馬光的人，這是多麼相似又多麼沉痛的教訓！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訓加在一起，也不能得出王安石、司馬光他們不能從政的結論。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對立、各不相讓，但從來沒有人能夠指出他們在個人私德上有任何明顯的瑕疵，或互相之間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
他們的對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争，不夾雜什麼個人利益，因此不傷害對方的基本人格。
他們兩人年歲相仿，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個月後也去世了。
兩顆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幾乎同時隕落的年份，是公元一○八六年。
王安石去世時司馬光已經病重，極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
如果事情倒過來，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沒有這個機會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鄉居的地方與支持司馬光的蘇東坡見面，他不僅親自騎驢到碼頭迎接蘇東坡，而且兩人還一起住了一段時間。
兩人分手時還相約買地毗鄰而居，可見交情已經不淺。
為此，蘇東坡寫過一首詩給王安石：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與蘇東坡在一起的時日，一起遊了南京的鐘山。
蘇東坡的記遊詩中有“峰多巧障目，江遠欲浮天”兩句。
王安石讀了就說：“我一生寫詩，寫不出這樣好的兩句來。
” 不錯，這是一個有太多高峰的時代，因此容易互相遮蓋、障人耳目。
但高峰畢竟是高峰，都有遠江之眺、浮天情懷。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
不管彼此的政見多麼分歧，隻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
遺憾的是，這種情形隻出現在宋代。
其他時代被人稱道的那些盛世政績，主要有賴于比較開明的皇帝，與君子政治關系不大。
王安石曾寫過這樣兩句著名的詩：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為君子政治的象征。
至于何謂君子政治，可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隻不過，那裡裹卷的權術還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氣氛的形成，與文官政治有關，但實際成果又遠遠超越了政治。
文化氣氛是一種處處滲透的精神契約。
滲透到細處，可以使繪畫靈秀、使書法雅緻、使瓷器造極，甚至使市民娛樂也抖擻起來；滲透到高處，可以使東南西北一大群學者潛心鑽研，友好論辯，形成一個個水準很高的哲學派别，最終又衆星托月般地産生了集大成的理學大師朱熹。
我掐指粗粗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後，那些高水準的哲學派别開始出現。
這個時間值得注意，表明一個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着力于文化建設，淺層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後就能看到，而深層次的成果則要等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初露端倪。
準備的時間長一點，出來的成果也像樣一點。
文化的事，急不出來。
像樣的成果一旦露頭，接下來必然林林總總接踵而至，擋也擋不住了。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黃金時代。
宋代哲學思想的黃金時代大約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其間真是名家輩出、不勝枚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颢、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終于，一個輝煌的平台出現了，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陳亮、葉适等一衆精神巨匠，相繼現身。
這中間還不包括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王安石和司馬光。
如此密集的高層智能大迸發，隻有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即中國的諸子百家時期和古希臘哲學的繁榮時期才能與之比肩。
朱熹是一個集大成者。
他的學說有一種高貴的甯靜，企圖為中華文明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永恒體系，并為這個永恒體系找出一個唯理論的本原。
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為長期處于散逸狀态的儒家教誨找到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基礎。
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萬物之理。
因此，他也找到了讓天地萬物回歸秩序的理由，找到了聖人人格的依據，找到了仁義禮智信的起點。
為此，他在儒學各家各篇的基礎上，汲取佛學和道學的體系化立論法則，對天地萬物的邏輯進行重新構造。
他希望自己的思考獲得感性經驗的支持，因此用盡了“格物緻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們也隻有通過感性經驗才能漸漸領悟本原。
這樣，他就把宏觀構建和微觀實證的重擔全壓在自己身上了，近似于以一人之力挖幾座山、堆幾座山、扛幾座山。
這種情景，直到今天想來，還讓人敬佩不已。
朱熹長期擔任地方官，對世俗民情并不陌生，太知道普天之下能夠理解這種高層思維的人少之又少。
但是，他沒有因此而停步，反而越來越把自己的思維推向無與倫比的缜密與完整。
他是這樣，他的諸多同行，包括反對者們，也努力想做到這樣。
這種極為奢侈的精神博弈必須建立在密密層層的文化基座之上，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之上。
隻有宋代，具有這樣的基座和默契。
正由于對世俗民情的了解，朱熹又要在高層思維之餘設計通俗的儒學行為規範，進行教化普及。
這種設計，小而言之，關及個人、家庭的涵養觀瞻；大而言之，關及國家、社稷的儀态程序。
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學付諸實踐，使天下萬物全都進入合理安排。
這種企圖，并沒有流于空想，而是切切實實地變成了“三綱五常”之類的普及性規範，傳播到社會各個階層。
在這方面，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
因為這顯然是以一個抽象的理念壓抑了人性、否定了個體、剝奪了自由。
而人性、個體和自由，在中國長久的宗法倫理社會中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
好在這是在宋代，朱熹的設計遇到了強大的學術對手，例如陸九淵、陳亮、葉适他們。
這些學術對手所播下的種子，将在明代開花結果，尤其在我家鄉的王陽明手上将爆發一場以“心學”為旗幟的思想革命，為近代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