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亂麻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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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最。
作為城市後方的農村，情況如何？宋代無疑是中國農業大發展的時期。
水稻種植面積比唐代擴大了一倍，種植技術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帶的水稻畝産量已達到八九百斤。
此外，蠶桑絲織進入了專業化生産階段，産量和質量都突飛猛進。
由于農業的發展，中國人口在宋代進入一億大關。
至于科技，宋代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峰巅。
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進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針用于航海，把火藥用于戰争，都是宋代發生的事。
這些技術都相繼傳到西方，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
在宋代，還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夢溪筆談》、秦九韶的《數書九章》、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宋慈的《洗冤集錄》等，各門學科都出現了一種認真研究的專業氣氛。
說到這裡我需要提供一個時間概念。
宋代曆時三百二十年，這期間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紀的漫漫荒路中，隻有意大利佛羅倫薩那幾條由鵝卵石鋪成的深巷間，開始出現一點市民社會的清風。
在南宋王朝最終結束的那一年，被稱做歐洲中世紀最後一個詩人的但丁，才十四歲。
直到一百七十年後，文藝複興的第一位大師達·芬奇才出生。
由文藝複興所引發的歐洲社會大發展，更是以後的事了。
可見，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實在堪稱獨步。
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說。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蘇東坡、朱熹、陸遊、辛棄疾、郭熙、梁楷來說事，而要特别指出宋代所開拓的一個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開始就想用大批文官來取代武将，為的是防止再出現五代十國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面。
大批文官從哪裡來？隻能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的平民寒士中挑選。
為了讓平民寒士具備考試資格，又随之在全國廣辦公私教育，為科舉制度開辟人才基礎。
按照這個邏輯層層展開，全國的文化資源獲得空前的開發，文化空間獲得極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氣氛也立即變得濃郁起來。
所幸的是，這個邏輯還在一步步延伸：為了讓文官擁有足夠的尊嚴來執掌行政，不在氣勢上輸于那些曾經戰功卓著的武将，朝廷給了文官極高的待遇。
有的史學家認真研究過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勞标準，結果吓了一跳，認為其标準之高在中國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不僅如此，宋太祖趙匡胤在登基之初還立誓不殺士大夫和議論國事者，也就是保護有異見的知識分子。
這項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後的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才被觸犯。
但總的說來，宋代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請看，文官政治的邏輯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結果就必然如此。
退出的不僅是武将、貴族，而且是以前種種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維方式。
這樣一來，文化就有可能在權力結構中顯現自己的魅力了。
本來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結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
這種互相利用，最後的赢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誠實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樣隻把文化當做一種裝扮。
平心而論，在中國古代，一切官員都會有一點談論經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會有一點建功立業、修齊治平的雄心。
因此，要制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選一批谏官、謀士、史筆、文侍也不困難。
難的是，能不能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靈魂來問鼎最有權力的官僚機器？曆來幾乎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這些人如果沒有當政，他們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們取得了一代宗師的地位，但是，他們又先後擔任了朝廷的最高級别行政首腦。
兩種頂級高端的對接，會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全世界都很難找到這樣的先例。
我曾經花費不少時間鑽研這些文化大師當政後的各種政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鬥争，但後來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政見，而是他們是誰。
這正像幾位哲人在山巅舞劍，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劍術，而是他們是哲人，他們在山巅。
是誰把他們找出來的，又安排到了山巅？ 看上去是皇帝，其實背景要大得多。
既然認認真真地實施了文官政治，那麼，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來的官場弊端和社會痼疾能不能進一步消除？這個問題也必須交給文官自己來回答。
回答得好不好，決定着中國以後的統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高尚情懷的範仲淹，提出了整頓科舉制度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官之累而求其強。
十餘年後，王安石更是實施了牽動社會整體神經的經濟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費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見影，國家的财政情況果然大有改觀。
但是，司馬光則認為天下之富有定數，王安石式的國富必然導緻實質性的民窮，而且還會斫傷社會的穩定秩序，因此反對變法，主張“守常”。
我們大家都喜歡的蘇東坡，明顯地傾向于司馬光，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又覺得王安石也有道理。
按照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王安石簡直是一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
他的改革已涉及國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試圖以金融管理來主導整個行政體制。
這在當時自然不可能實現，但他以天才勃發的構想和義無反顧的行動展示了一種政治理想，成為公元十一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貴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敵司馬光，包括他們前前後後的範仲淹、歐陽修、蘇東坡，都是傑出的人文學者。
他們在公元十一世紀集體呈現的高度政治才華，使中國政治第一次如此濃烈地煥發出理想主義的文化品性。
這樣的努力很容易失敗，卻又無所謂失敗。
因為我說過，勝敗隻是軍事政治用語而不是文化用語。
當文化大幅度介入，就隻剩下能不能構成積累、是正面積累還是負面積累的問題了。
我對那些年月情有獨鐘，全是因為這幾個同時踩踏在文化峰巅和政治峰巅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
他們實在讓人難忘。
有人根據他們的凄涼後事斷言大文豪、大詩人、大學者、大曆史學家不能從政。
這就錯了。
他們不從政也未必不凄涼
作為城市後方的農村，情況如何？宋代無疑是中國農業大發展的時期。
水稻種植面積比唐代擴大了一倍，種植技術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帶的水稻畝産量已達到八九百斤。
此外，蠶桑絲織進入了專業化生産階段，産量和質量都突飛猛進。
由于農業的發展，中國人口在宋代進入一億大關。
至于科技，宋代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峰巅。
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進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針用于航海，把火藥用于戰争，都是宋代發生的事。
這些技術都相繼傳到西方，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
在宋代，還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夢溪筆談》、秦九韶的《數書九章》、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宋慈的《洗冤集錄》等，各門學科都出現了一種認真研究的專業氣氛。
說到這裡我需要提供一個時間概念。
宋代曆時三百二十年，這期間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紀的漫漫荒路中，隻有意大利佛羅倫薩那幾條由鵝卵石鋪成的深巷間，開始出現一點市民社會的清風。
在南宋王朝最終結束的那一年，被稱做歐洲中世紀最後一個詩人的但丁，才十四歲。
直到一百七十年後，文藝複興的第一位大師達·芬奇才出生。
由文藝複興所引發的歐洲社會大發展，更是以後的事了。
可見，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實在堪稱獨步。
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說。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蘇東坡、朱熹、陸遊、辛棄疾、郭熙、梁楷來說事，而要特别指出宋代所開拓的一個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開始就想用大批文官來取代武将，為的是防止再出現五代十國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面。
大批文官從哪裡來？隻能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的平民寒士中挑選。
為了讓平民寒士具備考試資格，又随之在全國廣辦公私教育，為科舉制度開辟人才基礎。
按照這個邏輯層層展開，全國的文化資源獲得空前的開發，文化空間獲得極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氣氛也立即變得濃郁起來。
所幸的是，這個邏輯還在一步步延伸：為了讓文官擁有足夠的尊嚴來執掌行政，不在氣勢上輸于那些曾經戰功卓著的武将，朝廷給了文官極高的待遇。
有的史學家認真研究過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勞标準，結果吓了一跳，認為其标準之高在中國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不僅如此，宋太祖趙匡胤在登基之初還立誓不殺士大夫和議論國事者，也就是保護有異見的知識分子。
這項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後的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才被觸犯。
但總的說來，宋代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請看，文官政治的邏輯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結果就必然如此。
退出的不僅是武将、貴族，而且是以前種種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維方式。
這樣一來，文化就有可能在權力結構中顯現自己的魅力了。
本來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結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
這種互相利用，最後的赢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誠實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樣隻把文化當做一種裝扮。
平心而論，在中國古代，一切官員都會有一點談論經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會有一點建功立業、修齊治平的雄心。
因此，要制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選一批谏官、謀士、史筆、文侍也不困難。
難的是，能不能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靈魂來問鼎最有權力的官僚機器？曆來幾乎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這些人如果沒有當政，他們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們取得了一代宗師的地位，但是，他們又先後擔任了朝廷的最高級别行政首腦。
兩種頂級高端的對接，會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全世界都很難找到這樣的先例。
我曾經花費不少時間鑽研這些文化大師當政後的各種政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鬥争，但後來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政見，而是他們是誰。
這正像幾位哲人在山巅舞劍，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劍術，而是他們是哲人，他們在山巅。
是誰把他們找出來的，又安排到了山巅？ 看上去是皇帝，其實背景要大得多。
既然認認真真地實施了文官政治，那麼，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來的官場弊端和社會痼疾能不能進一步消除？這個問題也必須交給文官自己來回答。
回答得好不好，決定着中國以後的統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高尚情懷的範仲淹，提出了整頓科舉制度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官之累而求其強。
十餘年後，王安石更是實施了牽動社會整體神經的經濟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費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見影，國家的财政情況果然大有改觀。
但是，司馬光則認為天下之富有定數，王安石式的國富必然導緻實質性的民窮，而且還會斫傷社會的穩定秩序，因此反對變法，主張“守常”。
我們大家都喜歡的蘇東坡，明顯地傾向于司馬光，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又覺得王安石也有道理。
按照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王安石簡直是一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
他的改革已涉及國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試圖以金融管理來主導整個行政體制。
這在當時自然不可能實現，但他以天才勃發的構想和義無反顧的行動展示了一種政治理想，成為公元十一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貴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敵司馬光，包括他們前前後後的範仲淹、歐陽修、蘇東坡，都是傑出的人文學者。
他們在公元十一世紀集體呈現的高度政治才華，使中國政治第一次如此濃烈地煥發出理想主義的文化品性。
這樣的努力很容易失敗，卻又無所謂失敗。
因為我說過，勝敗隻是軍事政治用語而不是文化用語。
當文化大幅度介入，就隻剩下能不能構成積累、是正面積累還是負面積累的問題了。
我對那些年月情有獨鐘，全是因為這幾個同時踩踏在文化峰巅和政治峰巅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
他們實在讓人難忘。
有人根據他們的凄涼後事斷言大文豪、大詩人、大學者、大曆史學家不能從政。
這就錯了。
他們不從政也未必不凄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