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亂麻蘊藏
關燈
小
中
大
一
遠遠看去，宋代就像一團亂麻。
亂到什麼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話來表述：亂到連最不怕亂的曆史學家也越講越亂，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講亂，更不知道如何來擺脫亂。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國人也就找到了從亂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
宋代是我們大家的，它再亂，也像祖母頭上的亂發，等待我們去梳理。
我們沒有理由讓亂發長久地遮蔽了祖母，因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們自己。
根據小時候的經驗，祖母是不信任我們梳理的，卻喜歡我們把小手當做梳子在她的頭上遊戲。
有時她還會高興地說：“對，就這地方，再給我敲兩下！”她長年患有頭痛，我們不經意地碰到了某個穴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二 宋代還沒有開門，中國似乎已經亂成一片。
從唐王朝滅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間隔了五十幾年。
在這短短的五十幾年時間内，黃河流域相繼出現了五個王朝，史稱“五代”；南方又出現了九個割據政權，再加上山西的一個，史稱“十國”。
就這樣“五代十國”響響亮亮地作為一個正式名稱進入中國曆史，史籍間也一本正經地排列着“五代本紀”、“十國世家”之類，乍一看還以為是概括了多麼漫長的年代呢。
把十幾個各自獨立的皇帝擠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景自可想象。
更麻煩的是，這些皇帝為了表明自己正統，喜歡沿用曆史上已經出現過的朝代名稱，例如梁、唐、晉、漢、周等，人們不得不一一加一個“後”字來表示區别，也實在讓人頭暈的。
宋朝，就是在這樣的亂局中建立起來的。
結束混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誰料想，卻迎來了更大範圍内的危機。
原先的五代十國都是漢族政權，而宋朝面臨的是一個又一個強大勇猛、虎視眈眈的少數民族政權。
風起雲湧般的馬蹄聲永遠回蕩在耳邊，令人沮喪的戰報不斷從前方傳來，什麼辦法都想過了還是沒有辦法，除了失敗感就是屈辱感，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立國時間早于宋朝，領土面積也大于宋朝，宋朝哪裡是它的對手？留下的隻是楊家将一門抗敵的故事。
然後是西北方向的黨項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進攻宋朝，宋朝也屢戰屢敗。
再後來，遼的背後女真族建立的金，領土也比宋大，先把遼滅了，又來滅宋，宋朝的剩餘力量南遷，成為南宋。
南宋在軍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隻是傑出将領嶽飛被枉殺的故事。
等到蒙古族的騎兵一來，原先的這個族那個族、這個國那個國、這個軍那個軍，全都齊刷刷地灰飛煙滅，中華曆史也就鄭重地走向了唐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元朝，留下的隻是文天祥他們英勇拒降的故事。
這麼一段曆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選出來作為主角，确實會越想越不是味道：怎麼周邊的力量都與自己過不去？但是，如果從宏觀的中華曆史來看，其他各方也同樣是主角，每一個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場系統，構成了一重重詭谲不定的旋渦，根本無法受制于同一個價值坐标。
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過不少自以為頗有韬略的壞事，像“聯金滅遼”、“聯蒙滅金”之類，不僅使亂局更亂，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倫理的底線，也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這麼一想，我們在談論宋朝的時候，就不會像過去那樣充滿失敗感和屈辱感了。
在熱鬧的中華大家庭裡，成敗榮辱駁雜交錯，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無所謂絕對意義上的成敗榮辱。
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氣包一樣不斷地血淚控訴、咬牙自勵，反而令人疑惑。
浩蕩的曆史進程容不得太多的單向情感，複雜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斷。
秋風起了，不要把最後飄落的楓葉當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場春雨當做仇敵。
曆史自有正義，但它存在于一些更宏觀、更基本的命題上，大多與朝廷的興衰關系不大。
三 蒙古族的馬蹄使得原來一直在互相較勁的西遼、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敗，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
是不是這樣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會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積累型的，有可能長期延續。
兩相比較，朝廷的存滅實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
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文人那麼固執，至今還牢牢捧着宮廷史官的職業話語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當做曆史的命脈，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實的文明生态。
宋代，最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文明生态。
一提它的文明生态，它完全改變了形象，立即成了一個繁榮、富庶、高雅、精緻、開明的時代，穩坐在中國曆史的高位上藹然微笑。
這是宋代？ 不錯，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态，首先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上。
我本人由于很多年前寫作《中國戲劇史》，花費不少時間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較仔細地閱讀過《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時汴京（今河南開封）和南宋時臨安（今浙江杭州）這兩座都城的驚人景象。
本來唐代的長安城已經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所在了，而汴京和臨安的商市比之于長安又大大超越了。
長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閉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則完全是開放式的了。
手工行業也比長安多了四倍左右，鱗次栉比地延伸為一種摩肩接踵式的熱鬧。
這一點，我們從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種熱鬧，在唐代的長安城裡是有時間限制的，一到夜間就閉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卻完全沒有這種限制，不少店鋪的夜市一直開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開起了早市。
這樣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種畸形的虛假繁榮呢？并不。
都城以數量巨大的全國市鎮作為基座，在北宋時，全國的市鎮總量已接近兩千。
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頭腳步還是會聚了大地的真實。
據曆史學家黃仁宇統計，當時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現在的價格，差不多達到了六十億至七十億美元。
可以斷言，宋代的經濟水平是當時
亂到什麼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話來表述：亂到連最不怕亂的曆史學家也越講越亂，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講亂，更不知道如何來擺脫亂。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國人也就找到了從亂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
宋代是我們大家的，它再亂，也像祖母頭上的亂發，等待我們去梳理。
我們沒有理由讓亂發長久地遮蔽了祖母，因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們自己。
根據小時候的經驗，祖母是不信任我們梳理的，卻喜歡我們把小手當做梳子在她的頭上遊戲。
有時她還會高興地說：“對，就這地方，再給我敲兩下！”她長年患有頭痛，我們不經意地碰到了某個穴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二 宋代還沒有開門，中國似乎已經亂成一片。
從唐王朝滅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間隔了五十幾年。
在這短短的五十幾年時間内，黃河流域相繼出現了五個王朝，史稱“五代”；南方又出現了九個割據政權，再加上山西的一個，史稱“十國”。
就這樣“五代十國”響響亮亮地作為一個正式名稱進入中國曆史，史籍間也一本正經地排列着“五代本紀”、“十國世家”之類，乍一看還以為是概括了多麼漫長的年代呢。
把十幾個各自獨立的皇帝擠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景自可想象。
更麻煩的是，這些皇帝為了表明自己正統，喜歡沿用曆史上已經出現過的朝代名稱，例如梁、唐、晉、漢、周等，人們不得不一一加一個“後”字來表示區别，也實在讓人頭暈的。
宋朝，就是在這樣的亂局中建立起來的。
結束混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誰料想，卻迎來了更大範圍内的危機。
原先的五代十國都是漢族政權，而宋朝面臨的是一個又一個強大勇猛、虎視眈眈的少數民族政權。
風起雲湧般的馬蹄聲永遠回蕩在耳邊，令人沮喪的戰報不斷從前方傳來，什麼辦法都想過了還是沒有辦法，除了失敗感就是屈辱感，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立國時間早于宋朝，領土面積也大于宋朝，宋朝哪裡是它的對手？留下的隻是楊家将一門抗敵的故事。
然後是西北方向的黨項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進攻宋朝，宋朝也屢戰屢敗。
再後來，遼的背後女真族建立的金，領土也比宋大，先把遼滅了，又來滅宋，宋朝的剩餘力量南遷，成為南宋。
南宋在軍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隻是傑出将領嶽飛被枉殺的故事。
等到蒙古族的騎兵一來，原先的這個族那個族、這個國那個國、這個軍那個軍，全都齊刷刷地灰飛煙滅，中華曆史也就鄭重地走向了唐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元朝，留下的隻是文天祥他們英勇拒降的故事。
這麼一段曆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選出來作為主角，确實會越想越不是味道：怎麼周邊的力量都與自己過不去？但是，如果從宏觀的中華曆史來看，其他各方也同樣是主角，每一個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場系統，構成了一重重詭谲不定的旋渦，根本無法受制于同一個價值坐标。
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過不少自以為頗有韬略的壞事，像“聯金滅遼”、“聯蒙滅金”之類，不僅使亂局更亂，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倫理的底線，也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這麼一想，我們在談論宋朝的時候，就不會像過去那樣充滿失敗感和屈辱感了。
在熱鬧的中華大家庭裡，成敗榮辱駁雜交錯，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無所謂絕對意義上的成敗榮辱。
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氣包一樣不斷地血淚控訴、咬牙自勵，反而令人疑惑。
浩蕩的曆史進程容不得太多的單向情感，複雜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斷。
秋風起了，不要把最後飄落的楓葉當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場春雨當做仇敵。
曆史自有正義，但它存在于一些更宏觀、更基本的命題上，大多與朝廷的興衰關系不大。
三 蒙古族的馬蹄使得原來一直在互相較勁的西遼、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敗，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
是不是這樣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會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積累型的，有可能長期延續。
兩相比較，朝廷的存滅實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
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文人那麼固執，至今還牢牢捧着宮廷史官的職業話語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當做曆史的命脈，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實的文明生态。
宋代，最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文明生态。
一提它的文明生态，它完全改變了形象，立即成了一個繁榮、富庶、高雅、精緻、開明的時代，穩坐在中國曆史的高位上藹然微笑。
這是宋代？ 不錯，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态，首先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上。
我本人由于很多年前寫作《中國戲劇史》，花費不少時間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較仔細地閱讀過《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時汴京（今河南開封）和南宋時臨安（今浙江杭州）這兩座都城的驚人景象。
本來唐代的長安城已經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所在了，而汴京和臨安的商市比之于長安又大大超越了。
長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閉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則完全是開放式的了。
手工行業也比長安多了四倍左右，鱗次栉比地延伸為一種摩肩接踵式的熱鬧。
這一點，我們從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種熱鬧，在唐代的長安城裡是有時間限制的，一到夜間就閉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卻完全沒有這種限制，不少店鋪的夜市一直開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開起了早市。
這樣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種畸形的虛假繁榮呢？并不。
都城以數量巨大的全國市鎮作為基座，在北宋時，全國的市鎮總量已接近兩千。
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頭腳步還是會聚了大地的真實。
據曆史學家黃仁宇統計，當時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現在的價格，差不多達到了六十億至七十億美元。
可以斷言，宋代的經濟水平是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