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仰望長安
關燈
小
中
大
之于一代雄主,并不容易。
唐太宗親自為玄奘翻譯的《瑜伽師地論》寫了序言,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聖教序》。
書法家褚遂良曾書寫過這篇序言,而我最喜歡的則是弘福寺的懷仁和尚集晉代王羲之行書所組合镌刻的那個碑帖,應該稱之為《集王聖教序》吧,我小的時候學書法,就練過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長安也給新傳入的西域宗教騰出了空間。
例如,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教會(NestorianChurch),傳入中國後被稱做景教,在長安的義甯坊就建造了一個教堂。
其實,早在公元四三一年,這個教會的領袖聶斯脫利已在歐洲被教廷判為“異教徒”而革職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
公元六三五年,這個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羅本(Olopen)來到長安傳教。
對于這個在歐洲早被摧毀了二百年的教派,長安深表歡迎。
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齡率領儀仗隊到長安西部迎接,還親自聽了阿羅本的講道。
唐代把羅馬帝國稱為“大秦國”,因此長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對這個流亡教派所下發的诏書,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種集體心理,與當時歐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氣度。
他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随方設教,密濟群生。
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将經像,來獻上京。
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
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所司即于京義甯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的宗旨,像常識一般自然說出,證明了心目中對于“主流意識形态”和“傳統精神偶像”的漠視。
正是這種漠視,帶來了對于多元精神财富的重視。
古代波斯的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拜火教、火祆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公元七世紀因阿拉伯軍隊的占領而絕迹,但在長安卻很興盛。
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布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甯坊。
瑣羅亞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為國教,曾經迫害過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殺害。
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後又從中亞傳入唐朝。
武則天曾經挽留摩尼教徒在宮中講經。
唐代宗于公元七六八年發布赦令,允許摩尼教在長安設置寺院,并賜額“大雲光明”。
可惜,到了公元九世紀中葉,因戰争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伊斯蘭教創立于公元七世紀初,在幾十年後就傳入了中國。
後來阿拉伯人在長安數量很大,他們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蘭教在長安的地位也很高。
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驅逐摩尼教的,伊斯蘭教本是驅逐祆教的,但在長安,它們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頓在一起了。
而且,除了伊斯蘭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長安都待之若上賓。
一座城市真正的氣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國顯貴,而在于收納了多少飄零智者。
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貴,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對手,而在于讓這些對手不再成為對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偉大的城市,應該擁有很多“精神孤島”,不管它們來自何處,也不管它們在别
唐太宗親自為玄奘翻譯的《瑜伽師地論》寫了序言,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聖教序》。
書法家褚遂良曾書寫過這篇序言,而我最喜歡的則是弘福寺的懷仁和尚集晉代王羲之行書所組合镌刻的那個碑帖,應該稱之為《集王聖教序》吧,我小的時候學書法,就練過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長安也給新傳入的西域宗教騰出了空間。
例如,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教會(NestorianChurch),傳入中國後被稱做景教,在長安的義甯坊就建造了一個教堂。
其實,早在公元四三一年,這個教會的領袖聶斯脫利已在歐洲被教廷判為“異教徒”而革職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
公元六三五年,這個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羅本(Olopen)來到長安傳教。
對于這個在歐洲早被摧毀了二百年的教派,長安深表歡迎。
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齡率領儀仗隊到長安西部迎接,還親自聽了阿羅本的講道。
唐代把羅馬帝國稱為“大秦國”,因此長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對這個流亡教派所下發的诏書,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種集體心理,與當時歐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氣度。
他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随方設教,密濟群生。
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将經像,來獻上京。
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
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所司即于京義甯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的宗旨,像常識一般自然說出,證明了心目中對于“主流意識形态”和“傳統精神偶像”的漠視。
正是這種漠視,帶來了對于多元精神财富的重視。
古代波斯的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拜火教、火祆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公元七世紀因阿拉伯軍隊的占領而絕迹,但在長安卻很興盛。
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布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甯坊。
瑣羅亞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為國教,曾經迫害過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殺害。
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後又從中亞傳入唐朝。
武則天曾經挽留摩尼教徒在宮中講經。
唐代宗于公元七六八年發布赦令,允許摩尼教在長安設置寺院,并賜額“大雲光明”。
可惜,到了公元九世紀中葉,因戰争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伊斯蘭教創立于公元七世紀初,在幾十年後就傳入了中國。
後來阿拉伯人在長安數量很大,他們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蘭教在長安的地位也很高。
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驅逐摩尼教的,伊斯蘭教本是驅逐祆教的,但在長安,它們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頓在一起了。
而且,除了伊斯蘭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長安都待之若上賓。
一座城市真正的氣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國顯貴,而在于收納了多少飄零智者。
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貴,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對手,而在于讓這些對手不再成為對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偉大的城市,應該擁有很多“精神孤島”,不管它們來自何處,也不管它們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