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佛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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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出家人總是少數，因為出家既要下很大的決心，又要符合很多條件。
一旦出家，就有可能更專注、更純淨地來修行了。
出家是對一種精神團體的參與，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稱為“僧伽”。
在僧伽這麼一個團體之内，又規定了一系列和諧原則，例如所謂“戒和”、“見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檢讨制度和征問投籌制度，有效地減少了互相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加了整體合力。
這樣的僧伽團隊，即便放到人世間所有的精神文化組合中，也顯得特别強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體行為是勸善救難，更以一種感人的形象深受民衆歡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針對着中華傳統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種種乏力，成為它終于融入中華文化的理由。
五 佛教在中國的驚人生命力，我還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體驗來加以證明。
我的家鄉浙江省餘姚縣出過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這樣一些天下公認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時，方圓幾十裡地已經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更沒有人了解他們提出過一些什麼主張，哪怕是片言隻語。
我的家鄉如此，别的地方當然也差不多。
我在長大後對這個現象反複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實際的文化夢想。
高層思維再精深，如果總是與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脫節，最終意義又在何處？ 當時的家鄉，兵荒馬亂，盜匪橫行，唯一與文明有關的痕迹，就是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吃素念經的女家長，天天在做着“積德行善”的事。
她們沒有一個人識字，卻都能熟練地念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婦女還能背得下《金剛經》。
她們作為一家之長，有力地帶動着全家的心理走向。
結果，小廟的黃牆佛殿、磬钹木魚，成為這些貧寒村落的寄托所在。
我相信，這些村落之所以沒有被仇恨所肢解，這些村民之所以沒有被邪惡所席卷，都與那支由文盲婦女組成的念佛隊伍有關。
這些村落間唯一熟悉中國文化經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過着悠閑而貧困的生活，自得其樂，卻全然于事無補。
他偶爾題寫在廟牆上的那些田園詩，隻有他自個兒在欣賞。
道家不等于道教，鄰村也有名正言順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隻是幫着張羅一些喪葬、驅病儀式，平日與農民完全沒有兩樣。
我的這幅童年回憶圖并非特例。
因為我後來問過很多從不同鄉間出來的前輩和同輩，情景基本類似。
這就說明，在中華文化腹地的絕大部分，在毛細血管伸及的肌膚之間，佛教的蹤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躍得多，也有效得多。
遺憾的是，那個時候，佛教本身也已經走向衰微。
晚明以後東南一帶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功利主義橫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現了不少直接對應功利目标的經文和門派。
這種勢頭從清代至近代，愈演愈烈。
佛教本來是為了引渡衆生放棄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已經反了過來，竟然出于貪欲而拜佛。
看似一片香火，卻由欲焰點燃。
在這種令人惋歎的場面不遠處，不少佛學大師在鑽研和講解經文，卻都是天國奧義，很難被常人理解。
這兩種極端，構成了佛教的頹勢。
我重新對佛教的前途産生喜悅的憧憬，是在台灣。
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幾十年來緻力于讓佛教走向現實人間、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業，成果卓著，已經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衆。
我曾多次在那裡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笑容澄澈無礙，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衆生、開導人心的大事小事，總是非常振奮。
我想，佛教的曆史重要性已被兩千年時間充分證明，而它的現實重要性則要被當今的實踐來證明。
現在好了，這種證明竟然已經展現得那麼輝煌。
除佛光山外，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也讓我深為感動。
以醫療為中心，到處救死扶傷，不管世界什麼地方突發嚴重自然災害，他們總是争取在第一時間趕到，讓當代人一次次強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義。
“慈濟功德會”同樣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衆。
無論是星雲大師還是證嚴法師，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學家聖嚴法師，他們做了那麼多現世善事，卻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啟迪上。
他們充分肯定人間正常歡樂，又像慈祥的人生導師一樣不斷地向現代人講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實而又生動地排除人們的各種私心障礙，從而有效地減少了大量的惡性沖突。
他們在當今各地受到歡迎的驚人程度，已使佛教發出了超越前代的光華。
由于他們，我不僅對佛教的前程産生某種樂觀，而且也對世道人心産生某種樂觀，甚至推演開去，又對中華文化産生某種樂觀。
我們這片土地，由于承載過太多戰鼓馬蹄、仁義道德的喤喤之聲而十分自滿，卻終于為西天傳來的一種輕柔而神秘的聲音讓出了空間。
當初那些在荒涼沙漠裡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腳印沒有白費，因為他們所追尋來的那種聲音成了熱鬧山河的必然需要。
但是，熱鬧山河經常會對自己的必然需要産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現了文化應該擔負的莊嚴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喚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靈的人群。
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的智者已經習慣于擡頭谛聽，發現那兒有一些完全不同于身旁各種響亮的聲音，真正牽連着大家的生命内層。
正是這種谛聽，漸漸引出了心境平和、氣韻高華的大唐文明。
那麼，讓我們繼續谛聽。
一旦出家，就有可能更專注、更純淨地來修行了。
出家是對一種精神團體的參與，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稱為“僧伽”。
在僧伽這麼一個團體之内，又規定了一系列和諧原則，例如所謂“戒和”、“見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檢讨制度和征問投籌制度，有效地減少了互相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加了整體合力。
這樣的僧伽團隊，即便放到人世間所有的精神文化組合中，也顯得特别強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體行為是勸善救難，更以一種感人的形象深受民衆歡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針對着中華傳統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種種乏力，成為它終于融入中華文化的理由。
五 佛教在中國的驚人生命力，我還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體驗來加以證明。
我的家鄉浙江省餘姚縣出過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這樣一些天下公認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時，方圓幾十裡地已經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更沒有人了解他們提出過一些什麼主張，哪怕是片言隻語。
我的家鄉如此，别的地方當然也差不多。
我在長大後對這個現象反複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實際的文化夢想。
高層思維再精深，如果總是與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脫節，最終意義又在何處？ 當時的家鄉，兵荒馬亂，盜匪橫行，唯一與文明有關的痕迹，就是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吃素念經的女家長，天天在做着“積德行善”的事。
她們沒有一個人識字，卻都能熟練地念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婦女還能背得下《金剛經》。
她們作為一家之長，有力地帶動着全家的心理走向。
結果，小廟的黃牆佛殿、磬钹木魚，成為這些貧寒村落的寄托所在。
我相信，這些村落之所以沒有被仇恨所肢解，這些村民之所以沒有被邪惡所席卷，都與那支由文盲婦女組成的念佛隊伍有關。
這些村落間唯一熟悉中國文化經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過着悠閑而貧困的生活，自得其樂，卻全然于事無補。
他偶爾題寫在廟牆上的那些田園詩，隻有他自個兒在欣賞。
道家不等于道教，鄰村也有名正言順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隻是幫着張羅一些喪葬、驅病儀式，平日與農民完全沒有兩樣。
我的這幅童年回憶圖并非特例。
因為我後來問過很多從不同鄉間出來的前輩和同輩，情景基本類似。
這就說明，在中華文化腹地的絕大部分，在毛細血管伸及的肌膚之間，佛教的蹤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躍得多，也有效得多。
遺憾的是，那個時候，佛教本身也已經走向衰微。
晚明以後東南一帶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功利主義橫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現了不少直接對應功利目标的經文和門派。
這種勢頭從清代至近代，愈演愈烈。
佛教本來是為了引渡衆生放棄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已經反了過來，竟然出于貪欲而拜佛。
看似一片香火，卻由欲焰點燃。
在這種令人惋歎的場面不遠處，不少佛學大師在鑽研和講解經文，卻都是天國奧義，很難被常人理解。
這兩種極端，構成了佛教的頹勢。
我重新對佛教的前途産生喜悅的憧憬，是在台灣。
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幾十年來緻力于讓佛教走向現實人間、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業，成果卓著，已經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衆。
我曾多次在那裡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笑容澄澈無礙，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衆生、開導人心的大事小事，總是非常振奮。
我想，佛教的曆史重要性已被兩千年時間充分證明，而它的現實重要性則要被當今的實踐來證明。
現在好了，這種證明竟然已經展現得那麼輝煌。
除佛光山外，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也讓我深為感動。
以醫療為中心，到處救死扶傷，不管世界什麼地方突發嚴重自然災害，他們總是争取在第一時間趕到，讓當代人一次次強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義。
“慈濟功德會”同樣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衆。
無論是星雲大師還是證嚴法師，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學家聖嚴法師，他們做了那麼多現世善事，卻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啟迪上。
他們充分肯定人間正常歡樂，又像慈祥的人生導師一樣不斷地向現代人講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實而又生動地排除人們的各種私心障礙，從而有效地減少了大量的惡性沖突。
他們在當今各地受到歡迎的驚人程度，已使佛教發出了超越前代的光華。
由于他們，我不僅對佛教的前程産生某種樂觀，而且也對世道人心産生某種樂觀，甚至推演開去，又對中華文化産生某種樂觀。
我們這片土地，由于承載過太多戰鼓馬蹄、仁義道德的喤喤之聲而十分自滿，卻終于為西天傳來的一種輕柔而神秘的聲音讓出了空間。
當初那些在荒涼沙漠裡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腳印沒有白費，因為他們所追尋來的那種聲音成了熱鬧山河的必然需要。
但是，熱鬧山河經常會對自己的必然需要産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現了文化應該擔負的莊嚴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喚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靈的人群。
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的智者已經習慣于擡頭谛聽，發現那兒有一些完全不同于身旁各種響亮的聲音，真正牽連着大家的生命内層。
正是這種谛聽，漸漸引出了心境平和、氣韻高華的大唐文明。
那麼，讓我們繼續谛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