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佛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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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國，雖然也曾和魏晉玄學相伴一陣，但很快發現中國民衆大多數是不習慣抽象思維而更信賴直覺的，這正好契合原始佛教的精神，因此有一大批傑出的佛教思想家開始恢複以往的簡明和透徹，甚至還有新的發展。
例如，禅宗認為衆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淨土宗認為人們通過念佛就能夠達到極樂世界；天台宗認為人們通過觀想就能夠“一念三千”，認識空、假、中三谛；華嚴宗認為世上無盡事物都圓通無礙……這些主張，都用清晰的思路勘破人世萬象，一聽之下如神泉滌塵、天風驅霧。
即使是不贊成這些結論的人，也不能不叫一聲：不亦快哉！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形态，往往過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種精神快感。
偶有一些快人快語，大多也是針對社會的體制和風氣，卻失焦于人生課題。
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于切實的參與規則。
一聽就明白，我是在說戒律。
佛教戒律不少，有的還很嚴格，照理會阻吓人們參與，但事實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
理由之一，戒律讓人覺得佛教可信。
這就像我們要去看一座庭院，光聽描述總無法确信，直到真的看到一層層圍牆、一道道籬笆、一重重欄杆。
圍牆、籬笆、欄杆就是戒律，看似障礙卻是庭院存在的可靠證明。
理由之二，戒律讓人覺得佛教可行。
這就像我們要去爬山，處處是路又處處無路，忽然見到一道石徑，階多勢陡，極難攀登，卻以一級一級的具體程序告示着通向山頂的切實可能。
相比之下，中華傳統文化大多處于一種“寫意狀态”：有主張，少邊界；有感召，少篩選；有勸導，少禁忌；有觀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階。
這種狀态，看似方便進入，卻讓人覺得不踏實，容易退身幾步，敬而遠之。
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這個概念。
追求了兩千多年，講述了兩千多年，但是，到底什麼叫君子？怎麼才算不是？區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标準何在？一個普通人要通過什麼樣的訓練程序才能成為君子？卻誰也說不清楚，或者越說越不清楚。
因此，君子成了一種沒有邊界和底線的存在，一團飄浮的雲氣，一種空泛的企盼。
長此以往，儒學就失去了一種參與憑據。
曆來參與儒學的人看似很多，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即便是投身科舉考試的大量考生，也隻是按照着官員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形。
佛教的戒律步步艱難卻步步明确，初一看與佛學的最高境界未必對應，但隻要行動在前，也就可以讓修習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學習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頭污濁，逐漸萌發智慧。
到這時，最高境界的純淨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約了。
佛教所說的“戒、定、慧”，就表述了這個程序。
如果說多數受戒的信衆未必能夠抵達最高境界，那麼，他們也已經行進在這個修煉的程序中了，前後左右都有同門師友的身影，自然會産生一種集體歸屬感。
與道教的修煉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肉身成仙”、“長生久視”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實行戒律也不必承擔靈驗證明。
這本是它的優越之處，但到了中國化時期，有的宗派過于依憑悟性不尚苦修，輕視戒律教規，固然也幫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騰躍，卻也為更多未必能真正開悟的信衆打開了過渡的方便之門。
與此相應，在唐代特别流行的淨土宗也顯得過于“易行”。
這種勢頭積累到後來，已出現了禅風虛浮的嚴重後果。
這也從反面說明，對佛教而言，持戒修行還是重要的，不能過于聰明、過于寫意、過于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師。
他從一個才華橫溢的現代文化人進入佛門，照理最容易選擇禅宗或淨土宗，但他最終卻選擇了戒律森嚴的南山律宗。
我想，這是他在決意違避現代文化人過于聰明、過于寫意、過于心急的毛病。
這種選擇使他真正成為一代高僧。
當然，曆來一直有很多人隻是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親近佛門，本來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強大而感人的弘法團隊。
中國的諸子百家，本來大多也是有門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續時間為最長。
但是，如果從組織的有序性、參與的嚴整性、活動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識性、不同時空的統一性這五個方面而論，沒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侶團隊。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廣大民衆對于佛教的認識，往往是通過一批批和尚、法師、喇嘛、活佛的舉止言行、服飾禮儀獲得的。
一代代下來，僧侶們的袈裟、佛号，成了人們感知佛教的主要信号。
他們的德行善舉，也成了人們讀解信仰的直接範本。
佛教從釋迦牟尼開始就表現出人格化的明顯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侶，更是以無數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隊伍也非常強大，但佛教的僧侶并不是神職人員，他們不承擔代人祈福消災、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
佛教僧侶隻是出家修行者，他們以高尚的品德和潔淨的生活向廣大佛教信徒做出表率。
他們必須嚴格遵守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惡口、不蓄私财、不做買賣、不算命看相、不詐顯神奇、不掠奪和威脅他人等戒律，而且堅持節儉、勤勞的集體生活，集中精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據佛法，觀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淨，由此覺悟無我、無常；進而在行動上去欲止惡、揚善救難，訓練慈悲柔和、利益衆生的心态和生态。
與廣大佛教信徒相
例如，禅宗認為衆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淨土宗認為人們通過念佛就能夠達到極樂世界；天台宗認為人們通過觀想就能夠“一念三千”，認識空、假、中三谛；華嚴宗認為世上無盡事物都圓通無礙……這些主張，都用清晰的思路勘破人世萬象，一聽之下如神泉滌塵、天風驅霧。
即使是不贊成這些結論的人，也不能不叫一聲：不亦快哉！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形态，往往過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種精神快感。
偶有一些快人快語，大多也是針對社會的體制和風氣，卻失焦于人生課題。
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于切實的參與規則。
一聽就明白，我是在說戒律。
佛教戒律不少，有的還很嚴格，照理會阻吓人們參與，但事實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
理由之一，戒律讓人覺得佛教可信。
這就像我們要去看一座庭院，光聽描述總無法确信，直到真的看到一層層圍牆、一道道籬笆、一重重欄杆。
圍牆、籬笆、欄杆就是戒律，看似障礙卻是庭院存在的可靠證明。
理由之二，戒律讓人覺得佛教可行。
這就像我們要去爬山，處處是路又處處無路，忽然見到一道石徑，階多勢陡，極難攀登，卻以一級一級的具體程序告示着通向山頂的切實可能。
相比之下，中華傳統文化大多處于一種“寫意狀态”：有主張，少邊界；有感召，少篩選；有勸導，少禁忌；有觀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階。
這種狀态，看似方便進入，卻讓人覺得不踏實，容易退身幾步，敬而遠之。
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這個概念。
追求了兩千多年，講述了兩千多年，但是，到底什麼叫君子？怎麼才算不是？區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标準何在？一個普通人要通過什麼樣的訓練程序才能成為君子？卻誰也說不清楚，或者越說越不清楚。
因此，君子成了一種沒有邊界和底線的存在，一團飄浮的雲氣，一種空泛的企盼。
長此以往，儒學就失去了一種參與憑據。
曆來參與儒學的人看似很多，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即便是投身科舉考試的大量考生，也隻是按照着官員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形。
佛教的戒律步步艱難卻步步明确，初一看與佛學的最高境界未必對應，但隻要行動在前，也就可以讓修習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學習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頭污濁，逐漸萌發智慧。
到這時，最高境界的純淨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約了。
佛教所說的“戒、定、慧”，就表述了這個程序。
如果說多數受戒的信衆未必能夠抵達最高境界，那麼，他們也已經行進在這個修煉的程序中了，前後左右都有同門師友的身影，自然會産生一種集體歸屬感。
與道教的修煉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肉身成仙”、“長生久視”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實行戒律也不必承擔靈驗證明。
這本是它的優越之處，但到了中國化時期，有的宗派過于依憑悟性不尚苦修，輕視戒律教規，固然也幫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騰躍，卻也為更多未必能真正開悟的信衆打開了過渡的方便之門。
與此相應，在唐代特别流行的淨土宗也顯得過于“易行”。
這種勢頭積累到後來，已出現了禅風虛浮的嚴重後果。
這也從反面說明，對佛教而言，持戒修行還是重要的，不能過于聰明、過于寫意、過于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師。
他從一個才華橫溢的現代文化人進入佛門，照理最容易選擇禅宗或淨土宗，但他最終卻選擇了戒律森嚴的南山律宗。
我想，這是他在決意違避現代文化人過于聰明、過于寫意、過于心急的毛病。
這種選擇使他真正成為一代高僧。
當然，曆來一直有很多人隻是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親近佛門，本來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強大而感人的弘法團隊。
中國的諸子百家，本來大多也是有門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續時間為最長。
但是，如果從組織的有序性、參與的嚴整性、活動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識性、不同時空的統一性這五個方面而論，沒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侶團隊。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廣大民衆對于佛教的認識，往往是通過一批批和尚、法師、喇嘛、活佛的舉止言行、服飾禮儀獲得的。
一代代下來，僧侶們的袈裟、佛号，成了人們感知佛教的主要信号。
他們的德行善舉，也成了人們讀解信仰的直接範本。
佛教從釋迦牟尼開始就表現出人格化的明顯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侶，更是以無數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隊伍也非常強大，但佛教的僧侶并不是神職人員，他們不承擔代人祈福消災、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
佛教僧侶隻是出家修行者，他們以高尚的品德和潔淨的生活向廣大佛教信徒做出表率。
他們必須嚴格遵守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惡口、不蓄私财、不做買賣、不算命看相、不詐顯神奇、不掠奪和威脅他人等戒律，而且堅持節儉、勤勞的集體生活，集中精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據佛法，觀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淨，由此覺悟無我、無常；進而在行動上去欲止惡、揚善救難，訓練慈悲柔和、利益衆生的心态和生态。
與廣大佛教信徒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