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佛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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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統”，有害于國計民生。
他說，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社會，比佛教傳入之後更平安、君王也更長壽。
他最後還激動地表示，如果佛教靈驗，我在這裡反佛，一定會受到懲罰，那就讓一切災禍降到我頭上吧！ 韓愈因此被皇帝貶谪，在半道上寫下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樣傑出的詩句，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韓愈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唐代散文家，我喜歡他文筆間的樸厚氣勢，但對他全盤否定佛教、道教，卻很難認同。
捍衛儒家“道統”的激情，使韓愈在這方面的論述帶有明顯的臆斷式排他傾向。
例如他對佛教傳入前後的漫長曆史的總體判斷，以及他誤以為佛教是在炫耀信奉者的長壽，或追求一種懲罰性的靈驗等，都是意氣用事的草率之言。
他不明白，他所排列的從堯到孟子的所謂“道統”是一種理論假設，而一個泱泱大國的廣大民衆卻需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宗教信仰在實際展開時，往往伴有特殊的非理性儀式。
儒家學者再高明，也隻是整個社會結構中極小的一部分，不應該以自己的思維邏輯來框範天下。
尤其是對于他們很少有發言權的關于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彼岸世界等課題，更不應該阻止别人去思考。
其實，更多文人沒有韓愈這麼極端。
唐代崇尚多元并存，李白近道，卻又有建功立業的儒家之志；杜甫近儒，卻不親儒；王維則長久生活在禅意佛境之中。
即便是與韓愈齊名的柳宗元，也與佛教交往密切，公開聲稱“吾自幼好佛”，常與禅僧或師或友。
劉禹錫同樣如此。
白居易對道教和佛教都有沉浸，晚年更向于佛。
“安史之亂”之後，大量的文化精英為了擺脫現實生活的痛苦而追求精神上的禅定，興起了一股“禅悅”之風，到了宋代更加熾盛。
這股“禅悅”之風既提升了唐宋文化的超逸品位，又加深了佛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的融合。
後來連儒學的自身建設“宋明理學”的構建，也受到佛教華嚴宗、禅宗的深刻影響，達到了“援佛入儒”、“儒表佛裡”的狀态。
至此，人們看到，儒、道、佛這三種完全不同的審美境界出現在中華文化之中。
一種是溫柔敦厚，載道言志；一種是逍遙自由，直覺天籁；一種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
中國文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種，但如果從更高的精神層面和審美等級上來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後面兩種。
在後面兩種中，又以第三種即佛的境界更為難得。
四 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固有門類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廣大中國人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在學術上很冒險，容易得罪很多傳統的文化派别。
但我還是想從存在方式上，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對世間人生的集中關注、深入剖析。
其他學說也會關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沒說幾句就“滑牙”了，或轉移到别的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上去了。
他們始終認為人生問題隻有支撐着别的問題才有價值，沒有單獨研究的意義。
例如，儒學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修煉成仙的問題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擺弄權謀遊戲的問題上去了，詩人文士有可能轉移到如何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問題上去了。
唯有佛教，絕不轉移，永遠聚焦于人間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擺脫人生苦難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轉移了的問題遼闊而宏大，關及王道社稷、鐵血征戰、家族榮辱、名節氣韻，但細細想去，那隻是曆史的片面、時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極有可能釀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無常，轉瞬即逝。
佛教看破這一切，因此把這些問題輕輕擱置，讓它們慢慢冷卻，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與每一個人始終相關的人生和生命的課題上來。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一代鴻儒聽到經誦梵呗也會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纖夫聽到晨鐘暮鼓也會怦然心動，即便是皇族貴胄遇到古寺名刹也會焚香敬禮。
佛教觸及了他們的共同難題，而且是他們誰也沒有真正解決的共同難題。
這便是它産生吸引力的第一原因。
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于立論的痛快和透徹。
人生和生命課題如此之大，如果泛泛談去不知要纏繞多少思辨彎路，陷入多少話語泥淖。
而佛教則幹淨利落，如水銀瀉地，爽然決然，沒有絲毫混濁。
一上來便斷言，人生就是苦。
産生苦的原因，就是貪欲。
産生貪欲的原因，就是無明無知。
要滅除苦，就應該覺悟：萬物并無實體，因緣聚散而已，一切都在變化，生死因果相續，連“我”也是一種幻覺，因此不可在虛妄中執著。
由此确立“無我”、“無常”的觀念，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就能引領衆生一起擺脫輪回，進入無限，達到涅盤。
我想，就從這麼幾句剛剛随手寫出的粗疏介紹，人們已經可以領略一種鞭辟入裡的清爽。
而且，這種清爽可以開啟每個人的體驗和悟性，讓人如靈感乍臨，如醍醐灌頂，而不是在思維的迷魂陣裡左支右绌。
這種痛快感所散發出來的吸引力當然是巨大的。
恰似在嗡嗡喤喤的高談闊論中，突然出現一個聖潔的智者，三言兩語了斷一切，又仁慈寬厚地一笑，太迷人了。
其實，當初釋迦牟尼在世時一路啟示弟子的時候，也是這麼簡潔、淺顯、直擊衆生體驗的，否則不可能到處湧現那麼多信徒；倒是後來的佛教學者們出于崇敬和鑽研，一步步越弄越深奧。
佛教
他說，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社會，比佛教傳入之後更平安、君王也更長壽。
他最後還激動地表示，如果佛教靈驗，我在這裡反佛，一定會受到懲罰，那就讓一切災禍降到我頭上吧！ 韓愈因此被皇帝貶谪，在半道上寫下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樣傑出的詩句，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韓愈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唐代散文家，我喜歡他文筆間的樸厚氣勢，但對他全盤否定佛教、道教，卻很難認同。
捍衛儒家“道統”的激情，使韓愈在這方面的論述帶有明顯的臆斷式排他傾向。
例如他對佛教傳入前後的漫長曆史的總體判斷，以及他誤以為佛教是在炫耀信奉者的長壽，或追求一種懲罰性的靈驗等，都是意氣用事的草率之言。
他不明白，他所排列的從堯到孟子的所謂“道統”是一種理論假設，而一個泱泱大國的廣大民衆卻需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宗教信仰在實際展開時，往往伴有特殊的非理性儀式。
儒家學者再高明，也隻是整個社會結構中極小的一部分，不應該以自己的思維邏輯來框範天下。
尤其是對于他們很少有發言權的關于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彼岸世界等課題，更不應該阻止别人去思考。
其實，更多文人沒有韓愈這麼極端。
唐代崇尚多元并存，李白近道，卻又有建功立業的儒家之志；杜甫近儒，卻不親儒；王維則長久生活在禅意佛境之中。
即便是與韓愈齊名的柳宗元，也與佛教交往密切，公開聲稱“吾自幼好佛”，常與禅僧或師或友。
劉禹錫同樣如此。
白居易對道教和佛教都有沉浸，晚年更向于佛。
“安史之亂”之後，大量的文化精英為了擺脫現實生活的痛苦而追求精神上的禅定，興起了一股“禅悅”之風，到了宋代更加熾盛。
這股“禅悅”之風既提升了唐宋文化的超逸品位，又加深了佛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的融合。
後來連儒學的自身建設“宋明理學”的構建，也受到佛教華嚴宗、禅宗的深刻影響，達到了“援佛入儒”、“儒表佛裡”的狀态。
至此，人們看到，儒、道、佛這三種完全不同的審美境界出現在中華文化之中。
一種是溫柔敦厚，載道言志；一種是逍遙自由，直覺天籁；一種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
中國文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種，但如果從更高的精神層面和審美等級上來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後面兩種。
在後面兩種中，又以第三種即佛的境界更為難得。
四 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固有門類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廣大中國人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在學術上很冒險，容易得罪很多傳統的文化派别。
但我還是想從存在方式上，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對世間人生的集中關注、深入剖析。
其他學說也會關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沒說幾句就“滑牙”了，或轉移到别的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上去了。
他們始終認為人生問題隻有支撐着别的問題才有價值，沒有單獨研究的意義。
例如，儒學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修煉成仙的問題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擺弄權謀遊戲的問題上去了，詩人文士有可能轉移到如何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問題上去了。
唯有佛教，絕不轉移，永遠聚焦于人間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擺脫人生苦難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轉移了的問題遼闊而宏大，關及王道社稷、鐵血征戰、家族榮辱、名節氣韻，但細細想去，那隻是曆史的片面、時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極有可能釀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無常，轉瞬即逝。
佛教看破這一切，因此把這些問題輕輕擱置，讓它們慢慢冷卻，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與每一個人始終相關的人生和生命的課題上來。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一代鴻儒聽到經誦梵呗也會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纖夫聽到晨鐘暮鼓也會怦然心動，即便是皇族貴胄遇到古寺名刹也會焚香敬禮。
佛教觸及了他們的共同難題，而且是他們誰也沒有真正解決的共同難題。
這便是它産生吸引力的第一原因。
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于立論的痛快和透徹。
人生和生命課題如此之大，如果泛泛談去不知要纏繞多少思辨彎路，陷入多少話語泥淖。
而佛教則幹淨利落，如水銀瀉地，爽然決然，沒有絲毫混濁。
一上來便斷言，人生就是苦。
産生苦的原因，就是貪欲。
産生貪欲的原因，就是無明無知。
要滅除苦，就應該覺悟：萬物并無實體，因緣聚散而已，一切都在變化，生死因果相續，連“我”也是一種幻覺，因此不可在虛妄中執著。
由此确立“無我”、“無常”的觀念，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就能引領衆生一起擺脫輪回，進入無限，達到涅盤。
我想，就從這麼幾句剛剛随手寫出的粗疏介紹，人們已經可以領略一種鞭辟入裡的清爽。
而且，這種清爽可以開啟每個人的體驗和悟性，讓人如靈感乍臨，如醍醐灌頂，而不是在思維的迷魂陣裡左支右绌。
這種痛快感所散發出來的吸引力當然是巨大的。
恰似在嗡嗡喤喤的高談闊論中，突然出現一個聖潔的智者，三言兩語了斷一切，又仁慈寬厚地一笑，太迷人了。
其實，當初釋迦牟尼在世時一路啟示弟子的時候，也是這麼簡潔、淺顯、直擊衆生體驗的，否則不可能到處湧現那麼多信徒；倒是後來的佛教學者們出于崇敬和鑽研，一步步越弄越深奧。
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