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佛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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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輝煌的佛經翻譯曆程。
他的翻譯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們閱讀的佛經，很多還是他的譯筆。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驚愕的情景：在我們西北方向的遼闊土地上，在那個時代，一次次的連天烽火，竟然都是為了争奪一個佛教學者而燃起！這種情景不管在中國文化史還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絕無僅有。
由此可見，這片土地雖然荒涼，卻出現了一種非常飽滿的宗教生态，出現了一種以宗教為目的、以軍事為前導的文化交流。
就在鸠摩羅什抵達長安的兩年前，一位漢族僧人卻從長安出發了，他就是反着鸠摩羅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經的法顯。
這兩種腳印在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的逆向重疊，分量很重。
其中使我特别感動的是，法顯出行時已經是六十五歲高齡。
他自己記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望人骨以标行路”。
人骨？這中間又有多少取經者和送經者！ 人類最勇敢的腳步，往往毫無路标可尋；人類最悲壯的跋涉，則以白骨為路标。
法顯在自己六十七歲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爾高原（蔥嶺）。
這是昆侖山、喜馬拉雅山、天山等幾個頂級山脈交集而成的一個天險隘口，自古至今就連極其強壯的年輕人也難于在夏天翻越，卻讓一位白發學者在冰天雪地的嚴冬戰勝了。
這種生命強度，實在令人震驚。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歲那一年從巴基斯坦那面尋路到那個隘口的南麓，對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國老人的壯舉深深祭拜。
我去時，也是在冬季，還同時祭拜了比法顯晚二百多年到達這一帶的另一位佛教大師玄奘。
那時玄奘還年輕，大約三十多歲。
他說，在艱苦卓絕的路途上隻要一想到年邁的法顯前輩，就什麼也不怕了。
從法顯到玄奘，還應該包括鸠摩羅什等這些偉大行者，以最壯觀的生命形式為中華大地引進了一種珍貴的精神文化。
結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學理上，而是在驚人的生命形式上楔入了中華文化。
平心而論，中華傳統文化本身是缺少這樣壯觀的生命形式的。
有時看似壯觀了，卻已不屬于文化。
三 那麼，中華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嗎？ 本來，作為民間傳播的宗教，不管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還是承受不起的問題。
因為承受以接受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
但是，中國自秦漢以來已經是君主集權大國，這個問題與朝廷的态度連在一起，就變得相當複雜和尖銳。
我們前面說到過的那位道安就明确表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說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佛教的興衰。
開始，東漢和魏晉南北朝的多數統治者是歡迎佛教的，他們一旦掌權就會覺得如果讓佛教感化百姓靜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
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說：“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緻太平，夫複何事？”（見《弘明集》）其中，公元六世紀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蕭衍态度最為徹底，不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脫下皇帝裝，穿起僧侶衣，“舍身為奴”，在寺廟裡服役。
每次都要由大臣們出錢從寺廟裡把他“贖回”。
而且正是他，規定了漢地佛教的素食傳統。
與南朝相對峙的北朝，佛教場面做得更大。
據《洛陽伽藍記》等資料記載，到北魏末年，即公元五三四年，境内佛寺多達三萬餘座，僧尼達二百餘萬人。
光洛陽一地，寺廟就有一千三百多座。
大家不妨閉眼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繁密的景象啊！唐代杜牧寫懷古詩時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人們讀了已覺得感慨萬千，而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幾倍。
但是，正是這個數量，引起另外一些統治者的抗拒。
他們手上的至高權力又使這種抗拒成為一種“滅佛”的災難。
幾度“滅佛”災難，各持理由，概括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全國出現了那麼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團體，朝廷的話還有誰在聽；二、耗巨資建那麼多金碧輝煌的寺院，養那麼多不事生産的僧侶，社會的經濟壓力太大了；三、更嚴重的是，佛教漠視中國傳統的家族宗親關系，無視婚嫁傳代，動搖了中華文化之本。
第一個滅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
他在信奉道教後對佛教處處抵觸，後來又懷疑長安的大量寺院完全處于朝廷的可控制範圍之外，可能與當時的蓋吳起義有聯系，便下令誅殺僧衆，焚毀佛經、佛像，在全國禁佛，造成重大浩劫。
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
其實，生根于中國本土的道教本身也是深厚善良、重生貴生、充滿靈性的宗教，不存在滅佛的意圖。
太武帝借道滅佛，隻是出于一種非宗教的權力謀略。
一百三十年後，信奉儒學的周武帝以耗費民衆财力為由下令同時禁絕佛、道兩教，其中又以佛教為最，因為它是“夷狄之法”，容易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
又過了二百七十年，在唐代的會昌年間，唐武宗又一次聲稱佛教違反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大規模滅佛，後果非常嚴重，在佛教史上被稱為“會昌法難”。
三次滅佛，前後曆時四百年，三個廟号都帶有一個“武”字的皇帝，把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對于佛教的警惕發洩得淋漓盡緻。
後來在五代時期周世宗還采取過一次打擊佛教的行動，但算不上滅佛。
由于警惕的根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入了。
例如唐代大文人韓愈在“會昌法難”前二十幾年就以一篇《谏迎佛骨表》明确表示了反佛的立場。
他認為佛教、道教都有損于儒
他的翻譯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們閱讀的佛經，很多還是他的譯筆。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驚愕的情景：在我們西北方向的遼闊土地上，在那個時代，一次次的連天烽火，竟然都是為了争奪一個佛教學者而燃起！這種情景不管在中國文化史還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絕無僅有。
由此可見，這片土地雖然荒涼，卻出現了一種非常飽滿的宗教生态，出現了一種以宗教為目的、以軍事為前導的文化交流。
就在鸠摩羅什抵達長安的兩年前，一位漢族僧人卻從長安出發了，他就是反着鸠摩羅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經的法顯。
這兩種腳印在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的逆向重疊，分量很重。
其中使我特别感動的是，法顯出行時已經是六十五歲高齡。
他自己記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望人骨以标行路”。
人骨？這中間又有多少取經者和送經者！ 人類最勇敢的腳步，往往毫無路标可尋；人類最悲壯的跋涉，則以白骨為路标。
法顯在自己六十七歲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爾高原（蔥嶺）。
這是昆侖山、喜馬拉雅山、天山等幾個頂級山脈交集而成的一個天險隘口，自古至今就連極其強壯的年輕人也難于在夏天翻越，卻讓一位白發學者在冰天雪地的嚴冬戰勝了。
這種生命強度，實在令人震驚。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歲那一年從巴基斯坦那面尋路到那個隘口的南麓，對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國老人的壯舉深深祭拜。
我去時，也是在冬季，還同時祭拜了比法顯晚二百多年到達這一帶的另一位佛教大師玄奘。
那時玄奘還年輕，大約三十多歲。
他說，在艱苦卓絕的路途上隻要一想到年邁的法顯前輩，就什麼也不怕了。
從法顯到玄奘，還應該包括鸠摩羅什等這些偉大行者，以最壯觀的生命形式為中華大地引進了一種珍貴的精神文化。
結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學理上，而是在驚人的生命形式上楔入了中華文化。
平心而論，中華傳統文化本身是缺少這樣壯觀的生命形式的。
有時看似壯觀了，卻已不屬于文化。
三 那麼，中華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嗎？ 本來，作為民間傳播的宗教，不管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還是承受不起的問題。
因為承受以接受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
但是，中國自秦漢以來已經是君主集權大國，這個問題與朝廷的态度連在一起，就變得相當複雜和尖銳。
我們前面說到過的那位道安就明确表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說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佛教的興衰。
開始，東漢和魏晉南北朝的多數統治者是歡迎佛教的，他們一旦掌權就會覺得如果讓佛教感化百姓靜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
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說：“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緻太平，夫複何事？”（見《弘明集》）其中，公元六世紀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蕭衍态度最為徹底，不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脫下皇帝裝，穿起僧侶衣，“舍身為奴”，在寺廟裡服役。
每次都要由大臣們出錢從寺廟裡把他“贖回”。
而且正是他，規定了漢地佛教的素食傳統。
與南朝相對峙的北朝，佛教場面做得更大。
據《洛陽伽藍記》等資料記載，到北魏末年，即公元五三四年，境内佛寺多達三萬餘座，僧尼達二百餘萬人。
光洛陽一地，寺廟就有一千三百多座。
大家不妨閉眼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繁密的景象啊！唐代杜牧寫懷古詩時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人們讀了已覺得感慨萬千，而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幾倍。
但是，正是這個數量，引起另外一些統治者的抗拒。
他們手上的至高權力又使這種抗拒成為一種“滅佛”的災難。
幾度“滅佛”災難，各持理由，概括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全國出現了那麼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團體，朝廷的話還有誰在聽；二、耗巨資建那麼多金碧輝煌的寺院，養那麼多不事生産的僧侶，社會的經濟壓力太大了；三、更嚴重的是，佛教漠視中國傳統的家族宗親關系，無視婚嫁傳代，動搖了中華文化之本。
第一個滅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
他在信奉道教後對佛教處處抵觸，後來又懷疑長安的大量寺院完全處于朝廷的可控制範圍之外，可能與當時的蓋吳起義有聯系，便下令誅殺僧衆，焚毀佛經、佛像，在全國禁佛，造成重大浩劫。
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
其實，生根于中國本土的道教本身也是深厚善良、重生貴生、充滿靈性的宗教，不存在滅佛的意圖。
太武帝借道滅佛，隻是出于一種非宗教的權力謀略。
一百三十年後，信奉儒學的周武帝以耗費民衆财力為由下令同時禁絕佛、道兩教，其中又以佛教為最，因為它是“夷狄之法”，容易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
又過了二百七十年，在唐代的會昌年間，唐武宗又一次聲稱佛教違反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大規模滅佛，後果非常嚴重，在佛教史上被稱為“會昌法難”。
三次滅佛，前後曆時四百年，三個廟号都帶有一個“武”字的皇帝，把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對于佛教的警惕發洩得淋漓盡緻。
後來在五代時期周世宗還采取過一次打擊佛教的行動，但算不上滅佛。
由于警惕的根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入了。
例如唐代大文人韓愈在“會昌法難”前二十幾年就以一篇《谏迎佛骨表》明确表示了反佛的立場。
他認為佛教、道教都有損于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