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佛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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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入中國并被廣泛接受，這件事，無論對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還是對亞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義。
這是一種純粹的外來文化，原來與中國本土隔着“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
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本來它是無法穿越的，但它卻穿越了。
這還不算奇迹。
真正的奇迹是，它進入的土地，早就有了極其豐厚的文化。
從堯舜到秦漢，從《周易》到諸子百家，幾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間都嚴嚴實實地填滿了，而且填得那麼精緻而堂皇。
這片土地上的民衆，哪怕僅僅是鑽研其中一家的學問都足以耗盡終生。
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鑽研了兩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覺得深不可測。
面對這樣超濃度的文化大國，一種純然陌生的異國文化居然浩蕩進入，并且快速普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卻成了事實，這裡有極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麼傳入的，是一個小課題；研究佛教怎麼會傳入，才是一個大課題。
怎麼會？輕輕一問，立即撬動了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層結構。
因此，曆來很少有人這樣問。
二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在西漢末和東漢初之間。
曆來有一些佛教學者出于一種宗教感情，或出于一種猜測性的“想當然”，總想把傳入的時間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據的。
例如有些著作認為在堯舜時代佛教已經傳入，這比佛教在印度誕生的時間還早了一千多年，顯然是鬧笑話了。
《列子》說周穆王時已經在崇拜佛教，還說孔子把佛奉為大聖，也都無法成立，因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後的三百五十多年，釋迦牟尼才出世呢。
至于孔子奉佛，更毫無證據。
也有人說張骞出使西域時已取到了佛經，于永平十八年返回。
但我們知道的那個張骞在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個同名同姓的人？而且，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認真地寫到過張骞出使的事情，為什麼沒有提到此事？ 比來比去，我覺得還是範晔在《後漢書》裡的記載比較可靠。
那個記載說，世間傳聞，漢明帝夢見一個頭頂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詢問群臣，有個大臣告訴他，那應該是西方的佛。
漢明帝在位的時間，是公元五十八年至公元七十五年，不知道那個夢是哪一天晚上做的。
需要注意的是，他詢問群臣時，已經有人很明确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見佛教傳入的時間應該更早一點。
接下來的時間更加重要了，那就是：漢明帝在公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個人到西域訪求佛法，三年後他們與兩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陽，還用白馬馱回來了經書和佛像。
于是，譯經開始，并建造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
對于一個極其深厚的宗教來說，光靠這樣一次傳播當然是遠遠不夠的。
在漢代朝野，多數人還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術的一種。
但在西域，佛教的傳播已經如火如荼。
這種狀況激發了兩種努力：一種是由東向西繼續取經，一種是由西向東不斷送經。
這兩種努力，組成了兩大文明之間的深度交流。
那些孤獨的腳印、殊死的攀越，應該作為第一流的文化壯舉而被永久銘記。
朱士行是漢族僧人向西取經的創始人。
他于公元二六○年從長安出發，在沒有向導的情況下曆盡艱難到達遙遠的于阗，取得經卷六十萬言，派弟子送回洛陽，自己則留在于阗，直到八十高齡在那裡去世。
由西向東送經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羅什、佛圖澄等。
很久以來我一直對鸠摩羅什的經曆很感興趣，因為他的經曆讓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國傳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時從西域到長安，很多統治者都以搶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學者為榮，不惜為此發動戰争。
例如長安的前秦統治者苻堅為了搶奪佛學大師道安，竟然在公元三七九年攻打襄陽，達到了目的。
道安當時年事已高，到了長安便組織翻譯佛經。
他告訴苻堅，真正應該請到長安來的，是印度僧人鸠摩羅什。
鸠摩羅什的所在地很遠，在龜茲，也就是現在的新疆庫車。
鸠摩羅什當時隻有四十來歲。
苻堅看到道安這位已經七十多歲的黑臉佛學大師如此恭敬地推薦一個比自己小三十歲的學者，心想一定錯不了，就故技重演，派一個叫呂光的人率領重兵長途跋涉去攻打龜茲。
呂光的部隊是公元三八三年出發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龜茲，搶得鸠摩羅什。
正準備帶回長安向苻堅複命，半途停歇于涼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肅武威，呂光忽然聽到了驚人的消息，苻堅已經死了，政局發生了變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來的主人，顯然沒有必要再回長安了，呂光便留在了武威。
他擁兵自重，給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号，例如涼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涼天王等，越封越大。
盡管他本人并不怎麼信佛，但知道被他搶來的鸠摩羅什是個大寶貝，不肯放手。
鸠摩羅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鸠摩羅什學通了漢文，為他後來的翻譯生涯做好了準備。
還有青年學者從關中趕來向他學習佛法，例如後來成了著名佛學大師的僧肇。
接下來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堅死後，入主長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涼州來請鸠摩羅什。
呂光哪裡會放。
或者說，越有人來要，越不放。
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繼位了，再派人來請，當然又遭拒絕，于是新帝王便出兵讨伐，直到搶得鸠摩羅什。
鸠摩羅什就這樣在一路戰火的挾持下于公元五世紀初年到了長安
這是一種純粹的外來文化，原來與中國本土隔着“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
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本來它是無法穿越的，但它卻穿越了。
這還不算奇迹。
真正的奇迹是，它進入的土地，早就有了極其豐厚的文化。
從堯舜到秦漢，從《周易》到諸子百家，幾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間都嚴嚴實實地填滿了，而且填得那麼精緻而堂皇。
這片土地上的民衆，哪怕僅僅是鑽研其中一家的學問都足以耗盡終生。
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鑽研了兩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覺得深不可測。
面對這樣超濃度的文化大國，一種純然陌生的異國文化居然浩蕩進入，并且快速普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卻成了事實，這裡有極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麼傳入的，是一個小課題；研究佛教怎麼會傳入，才是一個大課題。
怎麼會？輕輕一問，立即撬動了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層結構。
因此，曆來很少有人這樣問。
二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在西漢末和東漢初之間。
曆來有一些佛教學者出于一種宗教感情，或出于一種猜測性的“想當然”，總想把傳入的時間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據的。
例如有些著作認為在堯舜時代佛教已經傳入，這比佛教在印度誕生的時間還早了一千多年，顯然是鬧笑話了。
《列子》說周穆王時已經在崇拜佛教，還說孔子把佛奉為大聖，也都無法成立，因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後的三百五十多年，釋迦牟尼才出世呢。
至于孔子奉佛，更毫無證據。
也有人說張骞出使西域時已取到了佛經，于永平十八年返回。
但我們知道的那個張骞在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個同名同姓的人？而且，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認真地寫到過張骞出使的事情，為什麼沒有提到此事？ 比來比去，我覺得還是範晔在《後漢書》裡的記載比較可靠。
那個記載說，世間傳聞，漢明帝夢見一個頭頂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詢問群臣，有個大臣告訴他，那應該是西方的佛。
漢明帝在位的時間，是公元五十八年至公元七十五年，不知道那個夢是哪一天晚上做的。
需要注意的是，他詢問群臣時，已經有人很明确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見佛教傳入的時間應該更早一點。
接下來的時間更加重要了，那就是：漢明帝在公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個人到西域訪求佛法，三年後他們與兩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陽，還用白馬馱回來了經書和佛像。
于是，譯經開始，并建造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
對于一個極其深厚的宗教來說，光靠這樣一次傳播當然是遠遠不夠的。
在漢代朝野，多數人還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術的一種。
但在西域，佛教的傳播已經如火如荼。
這種狀況激發了兩種努力：一種是由東向西繼續取經，一種是由西向東不斷送經。
這兩種努力，組成了兩大文明之間的深度交流。
那些孤獨的腳印、殊死的攀越，應該作為第一流的文化壯舉而被永久銘記。
朱士行是漢族僧人向西取經的創始人。
他于公元二六○年從長安出發，在沒有向導的情況下曆盡艱難到達遙遠的于阗，取得經卷六十萬言，派弟子送回洛陽，自己則留在于阗，直到八十高齡在那裡去世。
由西向東送經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羅什、佛圖澄等。
很久以來我一直對鸠摩羅什的經曆很感興趣，因為他的經曆讓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國傳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時從西域到長安，很多統治者都以搶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學者為榮，不惜為此發動戰争。
例如長安的前秦統治者苻堅為了搶奪佛學大師道安，竟然在公元三七九年攻打襄陽，達到了目的。
道安當時年事已高，到了長安便組織翻譯佛經。
他告訴苻堅，真正應該請到長安來的，是印度僧人鸠摩羅什。
鸠摩羅什的所在地很遠，在龜茲，也就是現在的新疆庫車。
鸠摩羅什當時隻有四十來歲。
苻堅看到道安這位已經七十多歲的黑臉佛學大師如此恭敬地推薦一個比自己小三十歲的學者，心想一定錯不了，就故技重演，派一個叫呂光的人率領重兵長途跋涉去攻打龜茲。
呂光的部隊是公元三八三年出發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龜茲，搶得鸠摩羅什。
正準備帶回長安向苻堅複命，半途停歇于涼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肅武威，呂光忽然聽到了驚人的消息，苻堅已經死了，政局發生了變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來的主人，顯然沒有必要再回長安了，呂光便留在了武威。
他擁兵自重，給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号，例如涼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涼天王等，越封越大。
盡管他本人并不怎麼信佛，但知道被他搶來的鸠摩羅什是個大寶貝，不肯放手。
鸠摩羅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鸠摩羅什學通了漢文，為他後來的翻譯生涯做好了準備。
還有青年學者從關中趕來向他學習佛法，例如後來成了著名佛學大師的僧肇。
接下來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堅死後，入主長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涼州來請鸠摩羅什。
呂光哪裡會放。
或者說，越有人來要，越不放。
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繼位了，再派人來請，當然又遭拒絕，于是新帝王便出兵讨伐，直到搶得鸠摩羅什。
鸠摩羅什就這樣在一路戰火的挾持下于公元五世紀初年到了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