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走向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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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遠處了，中國，從哪條道路走近它？
很多學者認為，順着中國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遲早能到。
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事實并不是這樣。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蕩之氣。
這氣，秦漢帝國曾經有過，尤其在秦始皇和漢武帝身上。
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鬥和龐大工程，漢武帝耗于五十餘年與匈奴的征戰，元氣散佚。
到了後來驕奢無度又四分五裂的亂世，更是氣息奄奄。
盡管有魏晉名士、王羲之、陶淵明他們延續着高貴的精神脈絡，但是，越高貴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應天下。
這種狀态，怎麼締造得了一個大唐？ 浩蕩之氣來自于一種強大的力量。
這種力量已經無法從宮廷和文苑産生，隻能來自于曠野。
曠野之力，也就是未曾開化的蠻力。
未曾開化的蠻力能夠參與創建一個偉大的文化盛世嗎？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開化。
如果它能做到，那麼，曠野之力也就可能成為支撐整個文明的脊梁。
中國，及時地獲得了這種曠野之力。
二 這種曠野之力，來自大興安嶺北部的東麓。
一個仍然處于原始遊牧狀态的民族——鮮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漸有起色。
當匈奴在漢武帝的征戰下西遷和南移之後，鮮卑拓跋氏來到匈奴故地，以強勢與匈奴餘部聯盟，戰勝其他部落，稱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四世紀後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當時叫平城。
根據一位漢族士人的提議，正式改國号為“魏”，表明已經承接三國魏氏政權而進入中華正統，史稱北魏。
此後，又經過半個世紀的征戰，北魏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
勝利，以及勝利後統治範圍的擴大，使北魏的鮮卑族首領們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顯的問題是：漢族被戰勝了，可以任意驅使，但漢族所代表的農耕文明，卻不能按遊牧文明的規則來任意驅使。
要有效地領導農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強兼并，實行均田制、戶籍制、賦稅制、州郡制，而這些制度又牽動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麼不改革，讓中原沃土廢耕為牧，一起走回原始時代；要麼改革，讓被戰勝者的文化來戰勝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鮮卑族的智者們勇敢地選擇了後者。
這在他們自己内部，當然阻力重重。
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範心理，一次次變成野蠻的兇殺。
有些在他們那裡做官的漢人也死得很慘，如崔浩。
但是，天佑鮮卑，天佑北魏，天佑中華，這條血迹斑斑的改革之路終于通向了一個結論：漢化！ 從公元五世紀後期開始，經由馮太後，到孝文帝拓跋宏，開始實行一系列強有力的漢化措施。
先在行政制度、農耕制度上動手，然後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發布了一系列屬于文化範疇的嚴厲命令。
第一，把首都從山西大同（平城）南遷到河南洛陽。
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适合遊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适合“文治”。
而所謂“文治”，也就是全面采用漢人的社會管理模式。
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事實并不是這樣。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蕩之氣。
這氣，秦漢帝國曾經有過，尤其在秦始皇和漢武帝身上。
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鬥和龐大工程，漢武帝耗于五十餘年與匈奴的征戰，元氣散佚。
到了後來驕奢無度又四分五裂的亂世，更是氣息奄奄。
盡管有魏晉名士、王羲之、陶淵明他們延續着高貴的精神脈絡，但是，越高貴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應天下。
這種狀态，怎麼締造得了一個大唐？ 浩蕩之氣來自于一種強大的力量。
這種力量已經無法從宮廷和文苑産生，隻能來自于曠野。
曠野之力，也就是未曾開化的蠻力。
未曾開化的蠻力能夠參與創建一個偉大的文化盛世嗎？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開化。
如果它能做到，那麼，曠野之力也就可能成為支撐整個文明的脊梁。
中國，及時地獲得了這種曠野之力。
二 這種曠野之力，來自大興安嶺北部的東麓。
一個仍然處于原始遊牧狀态的民族——鮮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漸有起色。
當匈奴在漢武帝的征戰下西遷和南移之後，鮮卑拓跋氏來到匈奴故地，以強勢與匈奴餘部聯盟，戰勝其他部落，稱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四世紀後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當時叫平城。
根據一位漢族士人的提議，正式改國号為“魏”，表明已經承接三國魏氏政權而進入中華正統，史稱北魏。
此後，又經過半個世紀的征戰，北魏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
勝利，以及勝利後統治範圍的擴大，使北魏的鮮卑族首領們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顯的問題是：漢族被戰勝了，可以任意驅使，但漢族所代表的農耕文明，卻不能按遊牧文明的規則來任意驅使。
要有效地領導農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強兼并，實行均田制、戶籍制、賦稅制、州郡制，而這些制度又牽動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麼不改革，讓中原沃土廢耕為牧，一起走回原始時代；要麼改革，讓被戰勝者的文化來戰勝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鮮卑族的智者們勇敢地選擇了後者。
這在他們自己内部，當然阻力重重。
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範心理，一次次變成野蠻的兇殺。
有些在他們那裡做官的漢人也死得很慘，如崔浩。
但是，天佑鮮卑，天佑北魏，天佑中華，這條血迹斑斑的改革之路終于通向了一個結論：漢化！ 從公元五世紀後期開始，經由馮太後，到孝文帝拓跋宏，開始實行一系列強有力的漢化措施。
先在行政制度、農耕制度上動手，然後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發布了一系列屬于文化範疇的嚴厲命令。
第一，把首都從山西大同（平城）南遷到河南洛陽。
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适合遊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适合“文治”。
而所謂“文治”，也就是全面采用漢人的社會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