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田園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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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時代，文化都會分出很多層次，比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複雜得多。
你看，我們要衡量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遠不如對比他們在軍事上的輸赢方便，因為他們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别，很難找到統一的數字化标準。
但是，如果與後來那批沉溺于清談、喝酒、吃藥、打鐵的魏晉名士比，他們兩個人的共性反倒顯現出來了。
不妨設想一下，他們如果多活一些年月，聽到了那些名士們的清談，一定完全聽不懂，甯肯回過頭來對着昔日疆場的對手眨眨眼、聳聳肩。
這種情景就像當代兩位年邁的軍人，不管曾經舉着不同的旗幟對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腳陷入孫兒們的搖滾樂天地，才發現真正的知音還是老哥兒倆。
然而，如果再放寬視野，引出另一個異類，那麼就會發現，連曹操、諸葛亮與魏晉名士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了，例如，他們都名重一時，他們都意氣高揚，他們都喜歡紮堆……而我們要引出的異類正相反，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
他，就是陶淵明。
于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重巒疊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
其實，這種劃分也進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為幾乎每一個文化轉型期都會出現這幾種人格類型。
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
因此，深刻意義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體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樣。
正是這種不一樣，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素質。
一般說來，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這種文化人格，以金戈鐵馬為背景，以政治名義為号召，以萬民觀瞻為前提，以驚險故事為外形，總是特别具有可講述性和可鼓動性。
正因為這樣，這種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衆的口味所改造，而民衆的口味又總是偏向于誇張化和漫畫化的。
例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劉、關、張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道義色彩而接近于聖，曹操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邪惡成分而接近于魔，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智謀成分而接近于仙（魯迅說“近于妖”），然後變成一種易讀易識的人格圖譜，傳之後世。
有趣的是，民衆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當頑固。
這種亂世群雄的漫畫化人格圖譜會長久延續，即便在群雄退場之後，仍然對其他人格類型保持着強大的排他性。
中國每次社會轉型，總是很難帶動集體文化人格的相應推進，便與此有關。
中國民衆最感到陌生的，是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晉名士對于三國群雄，是一種反叛性的脫離。
這種脫離，并不是敵對。
敵對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大多發生在同一個語法系統之内，就像同一盤棋中的黑白兩方。
魏晉名士則完全離開了棋盤，他們雖然離三國故事的時間很近，但對那裡的血火情仇已經毫無興趣。
開始，他們是迫于當時司馬氏殘酷的專制極權采取“佯謬”的方式來自保，但是這種“佯謬”一旦開始就進入了自己的邏輯，不再去問社會功利，不再去問世
你看，我們要衡量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遠不如對比他們在軍事上的輸赢方便，因為他們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别，很難找到統一的數字化标準。
但是，如果與後來那批沉溺于清談、喝酒、吃藥、打鐵的魏晉名士比，他們兩個人的共性反倒顯現出來了。
不妨設想一下，他們如果多活一些年月，聽到了那些名士們的清談，一定完全聽不懂，甯肯回過頭來對着昔日疆場的對手眨眨眼、聳聳肩。
這種情景就像當代兩位年邁的軍人，不管曾經舉着不同的旗幟對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腳陷入孫兒們的搖滾樂天地，才發現真正的知音還是老哥兒倆。
然而，如果再放寬視野，引出另一個異類，那麼就會發現，連曹操、諸葛亮與魏晉名士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了，例如，他們都名重一時，他們都意氣高揚，他們都喜歡紮堆……而我們要引出的異類正相反，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
他，就是陶淵明。
于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重巒疊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
其實，這種劃分也進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為幾乎每一個文化轉型期都會出現這幾種人格類型。
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
因此，深刻意義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體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樣。
正是這種不一樣，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素質。
一般說來，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這種文化人格，以金戈鐵馬為背景，以政治名義為号召，以萬民觀瞻為前提，以驚險故事為外形，總是特别具有可講述性和可鼓動性。
正因為這樣，這種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衆的口味所改造，而民衆的口味又總是偏向于誇張化和漫畫化的。
例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劉、關、張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道義色彩而接近于聖，曹操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邪惡成分而接近于魔，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智謀成分而接近于仙（魯迅說“近于妖”），然後變成一種易讀易識的人格圖譜，傳之後世。
有趣的是，民衆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當頑固。
這種亂世群雄的漫畫化人格圖譜會長久延續，即便在群雄退場之後，仍然對其他人格類型保持着強大的排他性。
中國每次社會轉型，總是很難帶動集體文化人格的相應推進，便與此有關。
中國民衆最感到陌生的，是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晉名士對于三國群雄，是一種反叛性的脫離。
這種脫離，并不是敵對。
敵對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大多發生在同一個語法系統之内，就像同一盤棋中的黑白兩方。
魏晉名士則完全離開了棋盤，他們雖然離三國故事的時間很近，但對那裡的血火情仇已經毫無興趣。
開始，他們是迫于當時司馬氏殘酷的專制極權采取“佯謬”的方式來自保，但是這種“佯謬”一旦開始就進入了自己的邏輯，不再去問社會功利，不再去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