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田園何處
關燈
小
中
大
俗目光，不再去問禮教規範，不再去問文壇褒貶。
如此幾度不問，等于幾度隔離，他們在甯靜和孤獨中發現了獨立精神活動的快感。
從此開始，他們在玄談和奇行中，連向民衆作解釋的過程也舍棄了；隻求幽虛飄逸，不怕驚世駭俗，沉浮于一種自享自足的遊戲狀态。
這種思維方式，很像二十世紀德國布萊希特提倡的“間離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
在布萊希特看來，人們對社會事态和世俗心态的過度關注，是深思的障礙、哲學的墳墓。
因此，必須追求故意的間離、阻斷和陌生化。
我發覺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學術界，對于魏晉名士的評價也往往包含着很大的誤解。
例如，肯定他們的，大多着眼于他們“對嚴酷社會環境的側面反抗”。
其實，他們注重的是精神主體，對社會環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會用權謀思維來選擇正面反抗還是側面反抗。
否定他們的，總是說他們“清談誤國”。
其實，精神文化領域的最高标準永遠不應該是實用主義，這些文人的談論雖然無助于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卻把中國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雲路。
一種大文化，不能永遠匍匐在“立竿見影”的泥土上。
以魏晉名士為代表的遊戲反叛型文化人格，直到今天還常常能夠見到現代化身。
每當文化觀念嚴重滞後的曆史時刻，一些人出現了，他們絕不和種種陳舊觀念辯論，也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而隻是在社會一角專注地做着自己的事，唱着奇奇怪怪的歌，寫着奇奇怪怪的詩，穿着奇奇怪怪的服裝，說着奇奇怪怪的話。
他們既不正統，也不流行。
當流行的風潮撷取他們的局部創造而風靡世間的時候，他們又走向了孤獨的小路。
随着年歲的增長、家庭的建立，他們遲早會告别這種生态，但他們一定不會後悔，因為正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歲月，使他們成了文化轉型的裡程碑。
當然，這裡也會滋生某種虛假。
一些既沒有反叛精神又沒有遊戲意識的平庸文人常常會用一些故作艱深的空談，來冒充魏晉名士的後裔，或換稱現代主義的精英，而且隊伍正日見擴大。
要識破這些人并不難，因為什麼都可以僞造，卻很難僞造人格。
魏晉名士再奇特，他們的文化人格還是強大而響亮的。
三 對于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國民衆不像對魏晉名士那樣陌生，也不像對三國群雄那樣熱絡，處在一種似遠似近、若即若離的狀态之中。
這就需要多說幾句了。
現在有不少曆史學家把陶淵明也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略。
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
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
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别。
他對三國群雄争鬥權謀的無果和無聊看得很透，這一點與魏晉名士是基本一緻的。
但細加對比，他會覺得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
他還會覺得，魏晉名士身上殘留着太多都邑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于互相依賴、過于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于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躍：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
如此幾度不問，等于幾度隔離，他們在甯靜和孤獨中發現了獨立精神活動的快感。
從此開始，他們在玄談和奇行中，連向民衆作解釋的過程也舍棄了；隻求幽虛飄逸，不怕驚世駭俗，沉浮于一種自享自足的遊戲狀态。
這種思維方式，很像二十世紀德國布萊希特提倡的“間離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
在布萊希特看來，人們對社會事态和世俗心态的過度關注，是深思的障礙、哲學的墳墓。
因此，必須追求故意的間離、阻斷和陌生化。
我發覺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學術界，對于魏晉名士的評價也往往包含着很大的誤解。
例如，肯定他們的，大多着眼于他們“對嚴酷社會環境的側面反抗”。
其實，他們注重的是精神主體，對社會環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會用權謀思維來選擇正面反抗還是側面反抗。
否定他們的，總是說他們“清談誤國”。
其實，精神文化領域的最高标準永遠不應該是實用主義，這些文人的談論雖然無助于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卻把中國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雲路。
一種大文化，不能永遠匍匐在“立竿見影”的泥土上。
以魏晉名士為代表的遊戲反叛型文化人格，直到今天還常常能夠見到現代化身。
每當文化觀念嚴重滞後的曆史時刻，一些人出現了，他們絕不和種種陳舊觀念辯論，也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而隻是在社會一角專注地做着自己的事，唱着奇奇怪怪的歌，寫着奇奇怪怪的詩，穿着奇奇怪怪的服裝，說着奇奇怪怪的話。
他們既不正統，也不流行。
當流行的風潮撷取他們的局部創造而風靡世間的時候，他們又走向了孤獨的小路。
随着年歲的增長、家庭的建立，他們遲早會告别這種生态，但他們一定不會後悔，因為正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歲月，使他們成了文化轉型的裡程碑。
當然，這裡也會滋生某種虛假。
一些既沒有反叛精神又沒有遊戲意識的平庸文人常常會用一些故作艱深的空談，來冒充魏晉名士的後裔，或換稱現代主義的精英，而且隊伍正日見擴大。
要識破這些人并不難，因為什麼都可以僞造，卻很難僞造人格。
魏晉名士再奇特，他們的文化人格還是強大而響亮的。
三 對于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國民衆不像對魏晉名士那樣陌生，也不像對三國群雄那樣熱絡，處在一種似遠似近、若即若離的狀态之中。
這就需要多說幾句了。
現在有不少曆史學家把陶淵明也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略。
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
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
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别。
他對三國群雄争鬥權謀的無果和無聊看得很透，這一點與魏晉名士是基本一緻的。
但細加對比，他會覺得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
他還會覺得，魏晉名士身上殘留着太多都邑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于互相依賴、過于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于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躍：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