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曆史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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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文學的眉飛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嘩衆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
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随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緻、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
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
這便是真正的“曆史文化大散文”。
《史記》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曆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曆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态而不是論文狀态，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
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史記》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
曆史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
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
在他之前，文壇充斥着濃郁的辭賦之風。
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
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
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面，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砺音節。
雖然确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态。
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骈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骈文，緻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
知道了司馬遷的文字環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筆的幹淨、樸實、靈動，包含着多大的突破。
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齊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話、參差錯落的自然散句。
他又要把這種散句熔煉得似俗而雅、生動活潑，實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寫作的基礎訣竅。
他還不讓古代語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須改得平易流暢，适合當代人閱讀。
我們如果在他的書中看到某種整齊、對稱、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筆。
例如後世專家們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為韻的句法，一緻肯定為後人羼入。
說到這裡，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
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骈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
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
”後來又有一位官員隻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面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
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的人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叙事。
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據說卻引起一片嘩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僞文學形态”。
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
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史記》，除了認識曆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司馬遷論稿》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
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史記》。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史記》，不僅是中國曆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
看上去它隻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别，但魯迅說了，與《離騷》相比，它隻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
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随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緻、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
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
這便是真正的“曆史文化大散文”。
《史記》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曆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曆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态而不是論文狀态，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
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史記》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
曆史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
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
在他之前，文壇充斥着濃郁的辭賦之風。
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
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
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面，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砺音節。
雖然确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态。
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骈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骈文，緻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
知道了司馬遷的文字環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筆的幹淨、樸實、靈動，包含着多大的突破。
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齊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話、參差錯落的自然散句。
他又要把這種散句熔煉得似俗而雅、生動活潑，實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寫作的基礎訣竅。
他還不讓古代語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須改得平易流暢，适合當代人閱讀。
我們如果在他的書中看到某種整齊、對稱、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筆。
例如後世專家們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為韻的句法，一緻肯定為後人羼入。
說到這裡，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
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骈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
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
”後來又有一位官員隻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面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
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的人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叙事。
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據說卻引起一片嘩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僞文學形态”。
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
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史記》，除了認識曆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司馬遷論稿》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
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史記》。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史記》，不僅是中國曆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
看上去它隻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别，但魯迅說了，與《離騷》相比，它隻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