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一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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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勞累和痛苦。
即便是小人诽謗、同僚側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對他自沉汨羅江，也不必投以過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
郭沫若認為，屈原是看到秦國軍隊攻破楚國首都郢，才悲憤自殺的，是“殉國難”。
我覺得這恐怕與實際情況有一點出入。
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幾年，時間不太對。
還有一些人認為是楚國朝廷中那些奸臣賊子不想讓屈原活着，把他逼死的。
在寬泛的意義上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一定要編織出一個謀殺故事，卻沒有具體證據。
我認為，他做出自沉的選擇有更深刻的因素。
當然有對現實的悲憤，但也有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的皈服。
在彌漫着巫風神話傳統的山水間，投江是一種凄美的祭祀儀式。
他投江後，民衆把原來祭祀東君的日子轉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說過的包粽子、劃龍舟這樣的活動，正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
說實話，我實在想不出屈原還有哪一種更好的方式作為生命的句号。
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詩人哲學家做出這樣的選擇。
海德格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一個人對于自己生命的形成、處境、病衰都是無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生命。
我在北歐旅行時，知道那裡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别墅中的高雅人士選擇自殺。
我看着短暫的白天留給蒼原的燦爛黃昏，一次次聯想到屈原。
可惜那兒太寂寞，百裡難見人迹，無法奢望長江流域湖湘地區初夏時節那勃郁四野的米香和水聲。
這種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時代？美國詩人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種把過去、現在和将來融為一體的人。
當然，惠特曼所說的是少數真正的偉大詩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來就包含着今天和明天。
四 自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内心基調改變了，有了更多的個人話語。
雖然其中也關及朝廷和君主，但全部話語的起點和結局卻都是自己。
憑自己的心，說自己的話，說給自己聽。
被别人聽到，并非本願，因此也不可能與别人有絲毫争辯。
這種自我，非常強大又非常脆弱。
強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憑縱橫馳騁；脆弱到風露也成敵人，害怕時序更替，甚至無法承受鳥鳴花落、香草老去。
這樣的自我一站立，中國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文化。
帝王權謀可以傷害他，卻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養他，卻不能拯救他。
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獨卻又不再孤獨，他因喚醒了人們長久被共同話語掩埋的心靈秘窟而産生了強大的震撼效應。
他讓很多中國人把人生的疆場搬移到内心，漸漸領悟那裡才有真正的詩和文學，因此，他也就從文化的邊緣走到了中心。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被嫉受誣，将成為一個縱貫兩千多年的主題。
而且，所有的高貴和美好，也都将從這個主題中産生。
屈原為什麼希望太陽不要過于急迫地西沉于崦嵫山？為什麼擔憂杜鵑啼鳴？為什麼宣告要上下而求索？為什麼發誓雖九死而無悔？因為一旦被嫉受誣，生命的時間和通道都被剝奪，他要竭盡最後一點力量争取。
他的别離和不忍，也都與此有關。
屈原的這個精神程序，已被此後的中國文化史千萬次地重複，盡管往往重複得很不精彩。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學擺開了兩重意象的近距離對壘。
一邊是嫉妒、謠诼、黨人、群小、犬豕、貪婪、溷濁、流俗、糞壤、蕭艾，另一邊是美人、幽蘭、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飛騰、修能、昆侖、鳳凰。
這種對壘，有寫實，更是象征，詩人就生存在兩邊中間，因此總是在磨難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難。
詩人本來當然想置身在美人、幽蘭一邊，但另一邊總是奮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終生處于掙紮之中。
屈原的掙紮啟示後代讀者，常人都有物質上的掙紮和生理上的掙紮，但詩人的掙紮不在那裡。
屈原的掙紮更告訴中國文學，何謂掙紮中的高貴，何謂高貴中的掙紮。
屈原的高貴由内至外無所不在，但它的起點卻是承擔了使命之後的痛苦。
由痛苦直接釀造高貴似乎不可思議，屈原提供了最早的範本。
屈原不像諸子百家那樣總是表現出大道在心，平靜從容，不驚不詫。
相反，他有那麼多的驚詫，那麼多的無奈，那麼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麼多的眼淚和歎息。
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
他更驚歎衆人為何那麼喜歡謠言，又那麼冷落賢良……總之，他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困惑。
他曾寫過著名的《天問》，其實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問》和《人問》。
他是一個詢問者，而不是解答者，這也是他與諸子百家的重大區别。
而且，與諸子百家的主動流浪不同，屈原還開啟了一種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
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無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開了中國的貶官文化史。
由此可見，屈原為詩做了某種定位，為文學做了某種定位，也為詩人和文人做了某種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這位在中國幾乎人人皆知的屈原，兩千多年來依然寂寞。
雖然有很多模仿者，卻總是難得其神。
有些文人在經曆和精神上與他有局部相遇，卻終究又失之交臂。
至于他所開創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
即便是小人诽謗、同僚側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對他自沉汨羅江，也不必投以過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
郭沫若認為，屈原是看到秦國軍隊攻破楚國首都郢，才悲憤自殺的，是“殉國難”。
我覺得這恐怕與實際情況有一點出入。
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幾年，時間不太對。
還有一些人認為是楚國朝廷中那些奸臣賊子不想讓屈原活着，把他逼死的。
在寬泛的意義上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一定要編織出一個謀殺故事，卻沒有具體證據。
我認為，他做出自沉的選擇有更深刻的因素。
當然有對現實的悲憤，但也有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的皈服。
在彌漫着巫風神話傳統的山水間，投江是一種凄美的祭祀儀式。
他投江後，民衆把原來祭祀東君的日子轉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說過的包粽子、劃龍舟這樣的活動，正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
說實話，我實在想不出屈原還有哪一種更好的方式作為生命的句号。
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詩人哲學家做出這樣的選擇。
海德格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一個人對于自己生命的形成、處境、病衰都是無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生命。
我在北歐旅行時，知道那裡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别墅中的高雅人士選擇自殺。
我看着短暫的白天留給蒼原的燦爛黃昏，一次次聯想到屈原。
可惜那兒太寂寞，百裡難見人迹，無法奢望長江流域湖湘地區初夏時節那勃郁四野的米香和水聲。
這種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時代？美國詩人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種把過去、現在和将來融為一體的人。
當然，惠特曼所說的是少數真正的偉大詩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來就包含着今天和明天。
四 自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内心基調改變了，有了更多的個人話語。
雖然其中也關及朝廷和君主，但全部話語的起點和結局卻都是自己。
憑自己的心，說自己的話，說給自己聽。
被别人聽到，并非本願，因此也不可能與别人有絲毫争辯。
這種自我，非常強大又非常脆弱。
強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憑縱橫馳騁；脆弱到風露也成敵人，害怕時序更替，甚至無法承受鳥鳴花落、香草老去。
這樣的自我一站立，中國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文化。
帝王權謀可以傷害他，卻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養他，卻不能拯救他。
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獨卻又不再孤獨，他因喚醒了人們長久被共同話語掩埋的心靈秘窟而産生了強大的震撼效應。
他讓很多中國人把人生的疆場搬移到内心，漸漸領悟那裡才有真正的詩和文學，因此，他也就從文化的邊緣走到了中心。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被嫉受誣，将成為一個縱貫兩千多年的主題。
而且，所有的高貴和美好，也都将從這個主題中産生。
屈原為什麼希望太陽不要過于急迫地西沉于崦嵫山？為什麼擔憂杜鵑啼鳴？為什麼宣告要上下而求索？為什麼發誓雖九死而無悔？因為一旦被嫉受誣，生命的時間和通道都被剝奪，他要竭盡最後一點力量争取。
他的别離和不忍，也都與此有關。
屈原的這個精神程序，已被此後的中國文化史千萬次地重複，盡管往往重複得很不精彩。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學擺開了兩重意象的近距離對壘。
一邊是嫉妒、謠诼、黨人、群小、犬豕、貪婪、溷濁、流俗、糞壤、蕭艾，另一邊是美人、幽蘭、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飛騰、修能、昆侖、鳳凰。
這種對壘，有寫實，更是象征，詩人就生存在兩邊中間，因此總是在磨難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難。
詩人本來當然想置身在美人、幽蘭一邊，但另一邊總是奮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終生處于掙紮之中。
屈原的掙紮啟示後代讀者，常人都有物質上的掙紮和生理上的掙紮，但詩人的掙紮不在那裡。
屈原的掙紮更告訴中國文學，何謂掙紮中的高貴，何謂高貴中的掙紮。
屈原的高貴由内至外無所不在，但它的起點卻是承擔了使命之後的痛苦。
由痛苦直接釀造高貴似乎不可思議，屈原提供了最早的範本。
屈原不像諸子百家那樣總是表現出大道在心，平靜從容，不驚不詫。
相反，他有那麼多的驚詫，那麼多的無奈，那麼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麼多的眼淚和歎息。
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
他更驚歎衆人為何那麼喜歡謠言，又那麼冷落賢良……總之，他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困惑。
他曾寫過著名的《天問》，其實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問》和《人問》。
他是一個詢問者，而不是解答者，這也是他與諸子百家的重大區别。
而且，與諸子百家的主動流浪不同，屈原還開啟了一種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
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無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開了中國的貶官文化史。
由此可見，屈原為詩做了某種定位，為文學做了某種定位，也為詩人和文人做了某種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這位在中國幾乎人人皆知的屈原，兩千多年來依然寂寞。
雖然有很多模仿者，卻總是難得其神。
有些文人在經曆和精神上與他有局部相遇，卻終究又失之交臂。
至于他所開創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