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一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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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身邊的江流、腳下的土地有關。
請想一想長江三峽吧，那兒與黃河流域的差别實在太大了。
那兒山險路窄，交通不便，很難構成龐大的集體行動和統一話語。
那兒樹茂藤密、物産豐裕，任何角落都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讓他獨晤山水、靜對心靈。
那兒雲谲波詭，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發神話般的奇思妙想。
那裡花開花落，物物有神，很難不讓人顧影自憐、借景騁懷、感物傷情。
那裡江流湍急，驚濤拍岸，又容易啟示人們在柔順的外表下志在千裡、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渾、蒼茫的黃河流域就沒有那麼多奇麗，那麼多掩蔭，那麼多自足，那麼多個性。
因此，從黃河到長江，《詩經》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屈原式的懸崖獨吟曲。
如果說，《詩經》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那麼，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人。
于是，我們看到屈原走來了，戴着花冠，佩着長劍，穿着奇特的服裝，挂着精緻的玉佩，臉色高貴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遠。
這麼一個模樣出現在諸子百家風塵奔波的黃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請注意，這恰恰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的偉大詩人。
《詩經》把詩寫在萬家炊煙間，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實屈原在從政遊曆的時候也到過黃河流域，甚至還去了百家會聚的稷下學宮（據我考證，可能是公元前三一一年），那當然不是這副打扮。
他當時的身份，是楚國的官吏和文化學者，從目光到姿态都是理性化、群體化、政治化的。
稷下學宮裡見到過他的各家學人，也許會覺得這位遠道而來的參訪者風度翩翩，舉手投足十分講究，卻不知道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遲早還要以他們無法預料的方式，把更大的範圍也代表了，包括他們在内。
代表的資格無可争議，因為即使楚國可以争議，長江可以争議，政見可以争議，學派可以争議，而詩，無可争議。
三 我一直覺得，很多中國文學史家都從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歎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壇上被排擠，抱怨楚國統治者對他的冷落。
這些文學史家忘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沒有受到排擠，世界上還會有一個值得每一部中國文學史都辟出專章專節來恭敬叙述的屈原嗎？ 中國文化人總喜歡以政治來框範文化，讓文化成為政治的衍生。
他們不知道：一個吟者因冠冕而喑啞了歌聲，才是真正值得惋歎的；一個詩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詩情，才是真正讓人可惜的；一個天才因政務而陷入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
而如果連文學史也失去了文學坐标，那就需要把惋歎、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學史論著作還喜歡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
這也就是把一個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學定位前面。
“愛國”？屈原站在當時楚國的立場上反對秦國，是為了捍衛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權形式，當然合情合理，但是這裡所謂的“國”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概念。
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将統一中國，産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啟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
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隻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
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
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
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擡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
尋常老百姓比他們好得多，每年端午節為了紀念屈原包粽子、劃龍舟的時候，完全不分地域。
不管是當時被楚國侵略過的地方，還是把楚國滅亡的地方，都在紀念。
當年的“國界”，早就被詩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
那粽子，那龍舟，是獻給詩人的。
中國民衆再慷慨，也不會把兩千多年的虔誠，送給另一種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無界，文化無價。
文化，切莫自卑。
在諸多同類著作中，我獨獨推崇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那一部《中國文學史》對屈原的分析。
書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但由于貴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參加政治活動時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點，缺少周旋能力，難于與環境協調。
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劇的同時也造就了優秀文學。
這就說對了。
正是政治上的障礙，指引了文學的通道。
落腳點應該是文學。
我的說法可能會更徹底一點：那些日子，中國終于走到了應該有個性文學的高點上了，因此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派出一個叫屈原的人去領受各種心理磨煉。
讓他切身體驗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誣、高貴和失群、天國和大地、神遊和無助、去國和思念、等待和無奈、自愛和自滅，等等，然後再以自己的生命把這些悖論冶煉為美，向世間呈示出一個最高坐标：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人。
簡單說來，這是一種通向輝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級台階，就無法抵達目标，不管那些台階對
請想一想長江三峽吧，那兒與黃河流域的差别實在太大了。
那兒山險路窄，交通不便，很難構成龐大的集體行動和統一話語。
那兒樹茂藤密、物産豐裕，任何角落都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讓他獨晤山水、靜對心靈。
那兒雲谲波詭，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發神話般的奇思妙想。
那裡花開花落，物物有神，很難不讓人顧影自憐、借景騁懷、感物傷情。
那裡江流湍急，驚濤拍岸，又容易啟示人們在柔順的外表下志在千裡、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渾、蒼茫的黃河流域就沒有那麼多奇麗，那麼多掩蔭，那麼多自足，那麼多個性。
因此，從黃河到長江，《詩經》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屈原式的懸崖獨吟曲。
如果說，《詩經》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那麼，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人。
于是，我們看到屈原走來了，戴着花冠，佩着長劍，穿着奇特的服裝，挂着精緻的玉佩，臉色高貴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遠。
這麼一個模樣出現在諸子百家風塵奔波的黃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請注意，這恰恰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的偉大詩人。
《詩經》把詩寫在萬家炊煙間，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實屈原在從政遊曆的時候也到過黃河流域，甚至還去了百家會聚的稷下學宮（據我考證，可能是公元前三一一年），那當然不是這副打扮。
他當時的身份，是楚國的官吏和文化學者，從目光到姿态都是理性化、群體化、政治化的。
稷下學宮裡見到過他的各家學人，也許會覺得這位遠道而來的參訪者風度翩翩，舉手投足十分講究，卻不知道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遲早還要以他們無法預料的方式，把更大的範圍也代表了，包括他們在内。
代表的資格無可争議，因為即使楚國可以争議，長江可以争議，政見可以争議，學派可以争議，而詩，無可争議。
三 我一直覺得，很多中國文學史家都從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歎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壇上被排擠，抱怨楚國統治者對他的冷落。
這些文學史家忘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沒有受到排擠，世界上還會有一個值得每一部中國文學史都辟出專章專節來恭敬叙述的屈原嗎？ 中國文化人總喜歡以政治來框範文化，讓文化成為政治的衍生。
他們不知道：一個吟者因冠冕而喑啞了歌聲，才是真正值得惋歎的；一個詩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詩情，才是真正讓人可惜的；一個天才因政務而陷入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
而如果連文學史也失去了文學坐标，那就需要把惋歎、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學史論著作還喜歡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
這也就是把一個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學定位前面。
“愛國”？屈原站在當時楚國的立場上反對秦國，是為了捍衛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權形式，當然合情合理，但是這裡所謂的“國”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概念。
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将統一中國，産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啟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
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隻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
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
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
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擡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
尋常老百姓比他們好得多，每年端午節為了紀念屈原包粽子、劃龍舟的時候，完全不分地域。
不管是當時被楚國侵略過的地方，還是把楚國滅亡的地方，都在紀念。
當年的“國界”，早就被詩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
那粽子，那龍舟，是獻給詩人的。
中國民衆再慷慨，也不會把兩千多年的虔誠，送給另一種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無界，文化無價。
文化，切莫自卑。
在諸多同類著作中，我獨獨推崇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那一部《中國文學史》對屈原的分析。
書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但由于貴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參加政治活動時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點，缺少周旋能力，難于與環境協調。
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劇的同時也造就了優秀文學。
這就說對了。
正是政治上的障礙，指引了文學的通道。
落腳點應該是文學。
我的說法可能會更徹底一點：那些日子，中國終于走到了應該有個性文學的高點上了，因此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派出一個叫屈原的人去領受各種心理磨煉。
讓他切身體驗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誣、高貴和失群、天國和大地、神遊和無助、去國和思念、等待和無奈、自愛和自滅，等等，然後再以自己的生命把這些悖論冶煉為美，向世間呈示出一個最高坐标：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人。
簡單說來，這是一種通向輝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級台階，就無法抵達目标，不管那些台階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