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一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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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并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
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回蕩起“詩三百篇”，也就是《詩經》中的那些句子。
這不是出于他們對于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于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
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們遠祖的精神起點很高。
在極低的生産力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以詩為經”了。
這真是了不起，試想，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已經狠狠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後，不是越來越渴望哪一天能夠由物質追求而走向詩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詩為經”的境界嗎？ 那麼，“以詩為經”，既是我們的起點，又是我們的目标。
《詩經》這兩個字，實在可以提挈中華文明的首尾了。
當時流傳的詩，應該比《詩經》所收的數量大得多。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是孔子把三千餘篇古詩删成三百餘篇的。
這好像說得不大對，因為《論語》頻頻談及詩三百篇，卻從未提到删詩的事，孔子的學生和同時代人也沒有提過，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出現這樣的記述，總覺得有點奇怪。
而且，有資料表明，在孔子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詩經》的格局已成。
成年後的孔子可能訂正和編排過其中的音樂，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無論是誰選的，也無論是三千選三百，還是三萬選三百，《詩經》的選擇基數很大，則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歡《詩經》。
過去在課堂上向學生推薦時，不少學生常常因一個“經”字望而卻步，我總是告訴他們，那裡有一種采自鄉野大地的人間情味，像是剛剛收割的麥垛的氣味那麼誘鼻，卻誰也無法想象這股新鮮氣味竟然來自于數千年前。
我喜歡它的雎鸠黃鳥、蒹葭白露，喜歡它的習習谷風、霏霏雨雪，喜歡它的靜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歡的，則是它用最幹淨的漢語短句，表達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樂。
這些詩句中，蘊藏着民風、民情、民怨，包含着禮儀、道德、曆史，幾乎構成了一部内容豐富的社會教育課本。
這部課本竟然那麼美麗而悅耳，很自然地呼喚出了一種普遍而悠久的吟誦。
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誦于百年，誦于千年。
于是，也熔鑄進了民族的集體人格，成為中國文脈的奠基。
中國文脈的奠基，分“天、地”二儀。
天上的奠基，就是前面說過的那些神話；地上的奠基，就是《詩經》。
每次吟誦《詩經》，總會聯想到一個夢境：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馬返回山寨要唱幾句約定的秘曲，才得開門。
《詩經》便是中華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應，就知道是自己人。
《詩經》是什麼人創作的？應該是散落在黃河流域各階層的龐大群體。
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進獻的樂歌，還是朝廷采集的民謠，都會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種集體創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個體詩人。
這也就是說，《詩經》所标志的，是一個缺少個體詩人的詩歌時代。
這是一種悠久的合唱，群體的美聲。
這是一種廣泛的協調，遼闊的共鳴。
這裡呈現出一個個被刻畫的形象，卻很難找到刻畫者的面影。
結束這個局面的，是一位來自長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沒有踩踏在《詩經》的土地上。
中華民族早期在地理環境上的進退和較量，說起來太冗長，我就簡化為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吧。
兩條大河，無疑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兩條主動脈，但在很長的曆史中，黃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無論是那個以黃帝、炎帝為主角并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華夏集團，還是那個出現了太皞、少皞、蚩尤、後羿、伯益、臯陶等人的東夷集團，基本上都活動在黃河流域。
由此斷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點不錯。
長江流域活躍過以伏羲、女娲為代表的苗蠻集團，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實力上，都無法與華夏集團相抗衡，最終确實也被戰勝了。
我們在史籍上見到的堯如何制服南蠻、舜如何更易南方風俗、禹如何完成最後的征戰等等，都說明了黃河文明以強勢統治長江文明的過程。
但是，黃河文明的這種強勢統治，不足以消解長江文明。
因為任何文明的底層，都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态、千古風習有關，偉大如堯、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
幸好是這樣，中華文明才沒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戰火中，走向單調。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風中，長江文明不習慣過于明晰的政論和哲思。
它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聖賢，而是詩人，是一種必然。
這位詩人不僅出生在長江邊，而且出生在萬裡長江最險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峽，更有一種象征意義。
我多次坐船過三峽，每次都要滿心虔誠地尋找屈原的出生地。
我知道，這是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經過無數次談判後才找到的一個交集點。
如果說，《詩經》曾經把溫煦的民間禮儀化作數百年和聲，慰藉了黃河流域的人倫離亂和世情失落，那麼，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
他隻是個人，沒有和聲。
他一意孤行，拒絕慰藉。
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樣，而每一個不一樣又都
這并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
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回蕩起“詩三百篇”，也就是《詩經》中的那些句子。
這不是出于他們對于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于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
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們遠祖的精神起點很高。
在極低的生産力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以詩為經”了。
這真是了不起，試想，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已經狠狠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後，不是越來越渴望哪一天能夠由物質追求而走向詩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詩為經”的境界嗎？ 那麼，“以詩為經”，既是我們的起點，又是我們的目标。
《詩經》這兩個字，實在可以提挈中華文明的首尾了。
當時流傳的詩，應該比《詩經》所收的數量大得多。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是孔子把三千餘篇古詩删成三百餘篇的。
這好像說得不大對，因為《論語》頻頻談及詩三百篇，卻從未提到删詩的事，孔子的學生和同時代人也沒有提過，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出現這樣的記述，總覺得有點奇怪。
而且，有資料表明，在孔子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詩經》的格局已成。
成年後的孔子可能訂正和編排過其中的音樂，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無論是誰選的，也無論是三千選三百，還是三萬選三百，《詩經》的選擇基數很大，則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歡《詩經》。
過去在課堂上向學生推薦時，不少學生常常因一個“經”字望而卻步，我總是告訴他們，那裡有一種采自鄉野大地的人間情味，像是剛剛收割的麥垛的氣味那麼誘鼻，卻誰也無法想象這股新鮮氣味竟然來自于數千年前。
我喜歡它的雎鸠黃鳥、蒹葭白露，喜歡它的習習谷風、霏霏雨雪，喜歡它的靜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歡的，則是它用最幹淨的漢語短句，表達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樂。
這些詩句中，蘊藏着民風、民情、民怨，包含着禮儀、道德、曆史，幾乎構成了一部内容豐富的社會教育課本。
這部課本竟然那麼美麗而悅耳，很自然地呼喚出了一種普遍而悠久的吟誦。
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誦于百年，誦于千年。
于是，也熔鑄進了民族的集體人格，成為中國文脈的奠基。
中國文脈的奠基，分“天、地”二儀。
天上的奠基，就是前面說過的那些神話；地上的奠基，就是《詩經》。
每次吟誦《詩經》，總會聯想到一個夢境：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馬返回山寨要唱幾句約定的秘曲，才得開門。
《詩經》便是中華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應，就知道是自己人。
《詩經》是什麼人創作的？應該是散落在黃河流域各階層的龐大群體。
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進獻的樂歌，還是朝廷采集的民謠，都會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種集體創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個體詩人。
這也就是說，《詩經》所标志的，是一個缺少個體詩人的詩歌時代。
這是一種悠久的合唱，群體的美聲。
這是一種廣泛的協調，遼闊的共鳴。
這裡呈現出一個個被刻畫的形象，卻很難找到刻畫者的面影。
結束這個局面的，是一位來自長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沒有踩踏在《詩經》的土地上。
中華民族早期在地理環境上的進退和較量，說起來太冗長，我就簡化為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吧。
兩條大河，無疑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兩條主動脈，但在很長的曆史中，黃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無論是那個以黃帝、炎帝為主角并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華夏集團，還是那個出現了太皞、少皞、蚩尤、後羿、伯益、臯陶等人的東夷集團，基本上都活動在黃河流域。
由此斷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點不錯。
長江流域活躍過以伏羲、女娲為代表的苗蠻集團，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實力上，都無法與華夏集團相抗衡，最終确實也被戰勝了。
我們在史籍上見到的堯如何制服南蠻、舜如何更易南方風俗、禹如何完成最後的征戰等等，都說明了黃河文明以強勢統治長江文明的過程。
但是，黃河文明的這種強勢統治，不足以消解長江文明。
因為任何文明的底層，都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态、千古風習有關，偉大如堯、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
幸好是這樣，中華文明才沒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戰火中，走向單調。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風中，長江文明不習慣過于明晰的政論和哲思。
它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聖賢，而是詩人，是一種必然。
這位詩人不僅出生在長江邊，而且出生在萬裡長江最險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峽，更有一種象征意義。
我多次坐船過三峽，每次都要滿心虔誠地尋找屈原的出生地。
我知道，這是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經過無數次談判後才找到的一個交集點。
如果說，《詩經》曾經把溫煦的民間禮儀化作數百年和聲，慰藉了黃河流域的人倫離亂和世情失落，那麼，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
他隻是個人，沒有和聲。
他一意孤行，拒絕慰藉。
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樣，而每一個不一樣又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