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黑色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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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來卻自比豬狗？
作為遙遠的後人，我們可以對儒、墨之間的争論做幾句簡單評述。
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于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
雖然難于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
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
儒家的仁愛，由于太講究内外親疏的差别，造成了人際關系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于走出。
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曆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愛”問題上的分歧，墨家對儒家的整體生态都有批判。
例如，儒家倡導的禮儀過于繁缛隆重，喪葬之時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樣，而且居喪三年天天哭泣的規矩也對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
儒家倡導的禮樂精神，過于追求琴瑟歌舞，耗費天下人太多的心力和時間。
從思維習慣上，墨家批評儒家一心複古，隻傳述古人經典而不鼓勵有自己的創作，即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墨家認為，隻有創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間之好。
在這裡，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個邏輯弊病。
儒家認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騰自我創新的則是小人。
墨家說，你們所遵從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創新的成果呀，難道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們不就在遵從小人了？ 墨家還批評儒家“不擊則不鳴”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為了天下興利除弊、“擊亦鳴，不擊亦鳴”的勇者責任。
墨家在批評儒家的時候，對儒家常有誤讀，尤其是對“天命”中的“命”、“禮樂”中的“樂”，誤讀得更為明顯。
但是，即使在誤讀中，我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
既然站在社會低層大衆的立場上，那麼，對于面對上層社會的秩序理念，确實有一種天然的隔閡。
誤讀，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層社會終于排斥了墨家。
這種整體态度，倒不是出于誤讀。
上層社會不會不知道，連早已看穿一切的莊子，也曾滿懷欽佩地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連被統治者視為圭臬的法家，也承認他們的學說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公認為經典的《禮記》中的“大同”理想，也與墨家的理想最為接近。
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是上層社會萬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經系統地抨擊過儒家，上層社會也就很自然地把它從主流意識形态中區隔出來了。
秦漢之後，墨家衰落，曆代文人學士雖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評價不高，這種情景一直延續到清後期。
俞樾在為孫诒讓《墨子閑诂》寫的序言中說： 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
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台舊本，久絕流傳，阙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霾終古矣。
這種曆史命運實在讓人一歎。
但是，情況很快就改變了。
一些急欲挽救中國的社會改革家發現，舊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态必須改變，而那些數千年來深入民間社會的精神活力則應該調動起來。
因此，大家又驚喜地重新發現了墨子。
孫中山先生在《民報》創刊号中，故意不理會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而獨獨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
後來他又經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
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稣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
梁啟超先生更是在《新民叢報》上斷言：“今欲救亡，厥唯學墨。
”他在《墨子學案》中甚至把墨子與西方的思想家亞裡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對比，認為一比較就會知道
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于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
雖然難于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
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
儒家的仁愛，由于太講究内外親疏的差别，造成了人際關系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于走出。
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曆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愛”問題上的分歧，墨家對儒家的整體生态都有批判。
例如，儒家倡導的禮儀過于繁缛隆重，喪葬之時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樣，而且居喪三年天天哭泣的規矩也對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
儒家倡導的禮樂精神，過于追求琴瑟歌舞，耗費天下人太多的心力和時間。
從思維習慣上，墨家批評儒家一心複古，隻傳述古人經典而不鼓勵有自己的創作，即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墨家認為，隻有創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間之好。
在這裡，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個邏輯弊病。
儒家認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騰自我創新的則是小人。
墨家說，你們所遵從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創新的成果呀，難道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們不就在遵從小人了？ 墨家還批評儒家“不擊則不鳴”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為了天下興利除弊、“擊亦鳴，不擊亦鳴”的勇者責任。
墨家在批評儒家的時候，對儒家常有誤讀，尤其是對“天命”中的“命”、“禮樂”中的“樂”，誤讀得更為明顯。
但是，即使在誤讀中，我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
既然站在社會低層大衆的立場上，那麼，對于面對上層社會的秩序理念，确實有一種天然的隔閡。
誤讀，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層社會終于排斥了墨家。
這種整體态度，倒不是出于誤讀。
上層社會不會不知道，連早已看穿一切的莊子，也曾滿懷欽佩地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連被統治者視為圭臬的法家，也承認他們的學說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公認為經典的《禮記》中的“大同”理想，也與墨家的理想最為接近。
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是上層社會萬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經系統地抨擊過儒家，上層社會也就很自然地把它從主流意識形态中區隔出來了。
秦漢之後，墨家衰落，曆代文人學士雖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評價不高，這種情景一直延續到清後期。
俞樾在為孫诒讓《墨子閑诂》寫的序言中說： 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
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台舊本，久絕流傳，阙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霾終古矣。
這種曆史命運實在讓人一歎。
但是，情況很快就改變了。
一些急欲挽救中國的社會改革家發現，舊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态必須改變，而那些數千年來深入民間社會的精神活力則應該調動起來。
因此，大家又驚喜地重新發現了墨子。
孫中山先生在《民報》創刊号中，故意不理會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而獨獨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
後來他又經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
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稣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
梁啟超先生更是在《新民叢報》上斷言：“今欲救亡，厥唯學墨。
”他在《墨子學案》中甚至把墨子與西方的思想家亞裡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對比，認為一比較就會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