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筆墨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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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些有關漢隸的凄涼後話，如果不說，後面可能就插不進了，那就停步聊幾句吧。
隸書，盡管風格各異，但從總體看，幾項基本技巧還是比較單純、固定，因此，學起來既易又難。
易在得形，難在得氣。
在中外藝術史上，這樣的門類在越過高峰後就不太可能另辟蹊徑、再創天地。
隸書在這方面的局限，更加明顯。
例如，唐代文事鼎盛，在書法上也碩果累累，但大多數隸書卻日趨肥碩華麗，徒求形表，失去了生命力。
千年之後，文事寥落的清代有人重拾漢隸餘風，竟立即勝過唐代。
但作為清隸代表的金農、黃易、鄧石如等人，畢竟也隻是技法翻新，而氣勢難尋。
在當代“電腦書法”中，最醜陋的也是隸書，不知為什麼反被大陸諸多機關大量取用，連高鐵的車名、站名也包括在内。
結果，人們即便呼嘯疾馳，也逃不出那種臃腫、鈍滞、笨拙的筆畫。
四 這下，可以回過去說楷書的産生了。
曆史上有太多的書法論著都把楷書的産生與一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
這個人叫王次仲，河北人。
《書斷》、《勸學篇》、《宣和書譜》、《序仙記》等等都說他“以隸字作楷法”。
但他是什麼時代的人？說法不一，早的說與秦始皇同時代，晚的說到漢末，差了好幾百年。
有争論的，是“以隸字作楷法”這種說法。
“楷法”，有可能是指楷書，也有可能是指為隸書定楷模。
如果他生于秦，應該是後者；如果生得晚，應該是前者。
我反複玩味着那些古代記述，覺得它們所說的“楷法”主要還是指楷書。
但是，我曆來不贊成把一種重要的文化蛻變歸之于一個人，何況誰也不清楚王次仲的基本情況。
如果從書法的整體流變邏輯着眼，我大體判斷楷書産生于漢末魏初。
如果一定要拿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做标杆，那麼，我可能會選鐘繇（151—230）。
鐘繇是大動蕩時代的大人物，主要忙于筆墨之外的事功。
官渡大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支援曹操一千多匹戰馬，後來又建立一系列戰功，曾被魏文帝曹丕稱為“一代之偉人”。
可以想象，這樣一位将軍來面對文字書寫的時候，會産生一種什麼樣的心理沙場。
他會覺得，隸書的橫向布陣，不宜四方伸展；他會覺得，隸書的扁平結構，缺少縱橫活力；他會覺得，隸書的波蕩筆觸，應該更加直接；他會覺得，隸書的蠶頭燕尾，須換鐵鈎銅折…… 但是，他畢竟不是粗人，而是深谙筆墨之道。
他知道經過幾百年流行，不少隸書已經減省了蠶頭燕尾，改變了方正隊列，并在轉折處出現了頓挫。
他有足夠功力把這項改革推進一步，而他的社會地位又增益了這項改革在朝野的效能。
于是，楷書，或曰真書、正書，便由他示範，由他主導，堂堂問世。
他的真迹當然看不到了，卻有幾個刻本傳世，不知與原作有多大距離。
其中那篇寫于公元二二一年的《宣示表》，據說是王羲之根據自家所藏臨摹，後刻入《淳化閣帖》的。
因為臨摹者是王羲之，雖非真品也無與倫比，并由此亦可知道鐘繇和王羲之的承襲關系。
從《宣示表》看，雖然還存隸意，卻已解除隸制，橫筆不波，内外皆收，卻是神采沉密。
其餘如《薦季直表》、《賀捷表》都顯得溫厚淳樸，見而生敬。
鐘繇比曹操大四歲，但他書寫《宣示表》和《薦季直表》的時候，曹操已在一年前去世，而他自己也已七十高齡了。
我想，曹操生前看到這位老朋友那一幅幅充滿生命力的黑森森楷書時，一定會聯想到官渡大戰時那一千多匹戰馬。
曹操自己的書法水平如何？應該不會太差，我看到南朝一位叫庾肩吾的人寫的《書品》，把自漢以來的書法家一百多人進行排序。
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之中又各分三品，因此就形成了九品。
上等的上品是三個人：張芝、鐘繇、王羲之。
曹操不在上等，而是列在中等的中品。
看看這個名單中的其他人，這個名次也算不錯了。
《書品》的作者還評價曹操的書法是“筆墨雄贍”。
到了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把曹操的書法說成是“妙品”，還說他“尤工章草，雄逸絕倫”。
八年前我訪問陝西漢中，當地朋友說那裡有曹操書法碑刻，要我做一個真僞判定。
我連忙趕去，碑刻在棧道的石門之下，僅有兩字，為“衮雪”。
字體較近隸書而稍簡，比不上鐘繇，但也顯現一點功力。
我看了一下河道和棧道，立刻告訴當地朋友，這大概是真迹。
因為把此地風光概括為“衮雪”，在文學功力上正像是他。
而且，處于蜀地，别人僞造他題詞的理由不太充分。
我覺得這是他于匆匆軍旅間的随意筆墨，應景而已。
偶然讀到清代羅秀書《褒谷古迹輯略》，其中提到曹操寫的兩個字，評述道：“昔人比魏武為獅子，言其性之好動也。
今觀其書，如見其人矣……滾滾飛濤雪作窩，勢如天上瀉銀河，浪花并作筆墨舞，魏武精神萬頃波。
” 在我看來，這種美言，牽強附會。
曹操不會在山水間沉迷太久，更不會産生這種有關獅子和浪花的幼稚抒情。
大丈夫做什麼都有可能，唯獨不會做小文人。
曹操寫字，立馬可待。
他在落筆前不會哼哼唧唧，寫好後也不會等人鼓掌。
轉眼已經上馬，很快就忘了寫過什麼。
五 看到了曹操的書法，又知道後人評論他的書法“尤工章草”，可見他的隸書沒怎麼往楷書這面拐，而是直奔章草去了。
章草是隸書的直接衍伸。
當時的忙人越來越不可能花時間在筆墨上舒袖曼舞，因此都會把隸書寫快。
為了快，又必須進一步簡化，那就成了章草。
章草的橫筆和捺筆還保持着隸書的波蕩狀态，筆筆之間也常有牽引，但字字之間不相連接。
章草的首席大家，是漢代的張芝。
後來，文學家陸機的《平複帖》也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等到楷書取代隸書，章草失去了母本，也就順從楷書而轉變成了今草，也稱小草。
今草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草書了，一洗章草上保留的波蕩，講究上下牽引，偏旁互借，流轉多姿，産生前所未有的韻律感。
再過幾百年到唐代，草書中将出現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那是後話了。
人類，總是在莊嚴和輕松之間交相更替，經典和方便之間來回互補。
當草書歡樂地延伸的時候，楷書又在北方的堅岩上展示力量。
這就像現代音樂，輕柔和重金屬各擅其長，并相依相融。
草書和楷書相依相融的結果，就是行書。
行書中，草、楷的比例又不同。
近草，謂之行草；近楷，謂之行楷。
不管什麼比例，兩者一旦結合，便産生了奇迹。
在流麗明快、遊絲引帶的筆墨間，仿佛有一系列自然風景出現了—— 那是清泉穿岩，那是流雲出岙，那是鶴舞雁鳴，那是竹搖藤飄，那是雨叩江帆，那是風動岸草…… 驚人的是，看完了這麼多風景，再定睛，眼前還隻是一些純黑色的流動線條。
能從行書裡看出那麼多風景，一定是進入到了中國文化的最深處。
然而，行書又是那麼通俗，稍有文化的中國人都會随口說出王羲之和《蘭亭序》。
那就必須進入那個盼望很久的門庭了：東晉王家。
是的，王家，王羲之的家。
我建議一切研究中國藝術史、東方審美史的學者在這個家庭多逗留一點時間，不要急着出來。
因為有一些遠超書法的秘密，在裡邊潛藏着。
任何一部藝術史都分兩個層次。
淺層是一條小街，招牌繁多，攤販密集，摩肩接踵；深層是一些大門，平時關着，隻有問很久，等很久，才會打開一條門縫。
跨步進去，才發現林苑茂密，屋宇軒朗。
王家大門裡的院落，深得出奇。
王家有多少傑出的書法家？一時扳着手指也數不過來。
祖父王正生了八個兒子，都是王羲之的父輩，其中有四個是傑出書法家。
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算一個，但是，伯伯王導和叔叔王廙的書法水準比王曠高得多。
到王羲之一輩，堂兄弟中的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茂之都是大書法家。
其中，王洽的兒子王珣和王珉，依然是筆墨健将。
别的不說，我們現在還能在博物館裡凝神屏息地一睹風采的《伯遠帖》，就出自王珣手筆。
那麼多王家俊彥，當然是名門望族的擇婿熱點。
一天，一個叫郗鑒的太尉，派了門生來初選女婿。
太尉有一個叫郗璿的女兒，才貌雙全，已到了婚嫁的年齡。
門生到了王家的東廂房，那些男青年都在，也都知道這位門生的來曆，便都整理衣帽，笑容相迎。
隻有在東邊的床上有一個青年，坦露着肚子在吃東西，完全沒有在乎太尉的這位門生。
門生回去後向太尉一描述，太尉說：“就是他了！” 于是，這個坦腹青年就成了太尉的女婿，而“東床”，則成了此後中國文化對女婿的美稱。
這個坦腹青年就是王羲之。
那時，正處于曹操、諸葛亮之後的“後英雄時代”，魏晉名士看破了一切英雄業績，隻求自由解放、率真任性，所以就有了這張東床、這個太尉、這段婚姻。
王羲之與郗璿結婚後，生了七個兒子，每一個都擅長書法。
這還不打緊，更重要的是，其中五個，可以被正式載入史冊。
除了最小的兒子王獻之名垂千古外，凝之、徽之、操之、渙之四個都是書法大才。
這些兒子，從不同的方面承襲和發揚了王羲之。
有人評論說：“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東觀餘論》）。
這個評論可能不錯，因為相比之下，“源”是根本，果然成就了王獻之，能與王羲之齊名。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這個家庭裡的不少女性，也是了不起的書法家。
例如，王羲之的妻子郗璿，被周圍的名士贊之為“女中仙筆”。
王羲之的兒媳婦，也就是王凝之的妻子謝道韫，更是聞名遠近的文化翹楚，她的書法，被評之為“雍容和雅，芳馥可玩”。
在這種家庭氣氛的熏染下，連雇來幫助撫育小兒子王獻之的保姆李如意，居然也能寫得一手草書。
李如意知道，就在隔壁，王洽的妻子荀氏，王珉的妻子汪氏，也都是書法高手。
脂粉裙钗間，典雅的筆墨如溪奔潮湧。
我們能在一千七百年後的今天，想象那些圍牆裡的情景嗎？可以肯定，這個門庭裡進進出出的人都很少談論書法，門楣、廳堂裡也不會懸挂名人手迹。
但是，早晨留在幾案上的一張出門便條，一旦藏下，便必定成為海内外哄搶千年的國之珍寶。
晚間用餐，小兒子握筷的姿勢使對桌的叔叔多看了一眼，笑問：“最近寫多了一些？” 站在背後的年輕保姆回答：“臨張芝已到三分。
” 誰也不把書法當專業，誰也不以書法來謀生。
那裡出現的，隻是一種生命氣氛。
自古以來，這種家族性的文化大聚集，很容易被誤解成生命遺傳。
請天下一切姓王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是生命氣氛，而不是生命遺傳。
但同時，又要請現在很多“書法鄉”、“書法村”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氣氛與生命有關，而且是一種極其珍罕的集體生命，并不是容易模拟的集體技藝。
這種集體生命為什麼珍罕？因為這是書法藝術在經曆了從甲骨文出發的無數次始源性試驗後，終于走到了一個經典的創造平台。
像是道道山溪終于會聚成了一個大水潭，立即奔瀉成了氣勢恢宏的大瀑布。
大瀑布有根有脈，但它的會聚和奔瀉，卻是“第一原創”，此前不可能出現，此後不可能重複。
人類史上難得出現有數的高尚文化，大多被無知和低俗所吞噬，隻有少數幾宗有幸進入“原創爆發期”。
爆發之後，即成永久典範。
中國現代學者受西方引進的進化論和社會發展論影響太深，總喜歡把巨峰跟前的丘壑說成是新時代的進步形态，惹得很多不明文化大勢的老實人辛勞畢生試圖超越。
東晉王家證明，後世那種以為高尚文化也會一代代“進化”、“發展”的觀念是可笑的。
在王羲之去世二百五十七年後建立的唐朝是多麼意氣風發，但對王家的書法卻一點兒也不敢“再創新”。
就連唐太宗
隸書，盡管風格各異，但從總體看，幾項基本技巧還是比較單純、固定，因此，學起來既易又難。
易在得形，難在得氣。
在中外藝術史上，這樣的門類在越過高峰後就不太可能另辟蹊徑、再創天地。
隸書在這方面的局限，更加明顯。
例如，唐代文事鼎盛，在書法上也碩果累累，但大多數隸書卻日趨肥碩華麗，徒求形表，失去了生命力。
千年之後，文事寥落的清代有人重拾漢隸餘風，竟立即勝過唐代。
但作為清隸代表的金農、黃易、鄧石如等人，畢竟也隻是技法翻新，而氣勢難尋。
在當代“電腦書法”中，最醜陋的也是隸書，不知為什麼反被大陸諸多機關大量取用，連高鐵的車名、站名也包括在内。
結果，人們即便呼嘯疾馳，也逃不出那種臃腫、鈍滞、笨拙的筆畫。
四 這下，可以回過去說楷書的産生了。
曆史上有太多的書法論著都把楷書的産生與一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
這個人叫王次仲，河北人。
《書斷》、《勸學篇》、《宣和書譜》、《序仙記》等等都說他“以隸字作楷法”。
但他是什麼時代的人？說法不一，早的說與秦始皇同時代，晚的說到漢末，差了好幾百年。
有争論的，是“以隸字作楷法”這種說法。
“楷法”，有可能是指楷書，也有可能是指為隸書定楷模。
如果他生于秦，應該是後者；如果生得晚，應該是前者。
我反複玩味着那些古代記述，覺得它們所說的“楷法”主要還是指楷書。
但是，我曆來不贊成把一種重要的文化蛻變歸之于一個人，何況誰也不清楚王次仲的基本情況。
如果從書法的整體流變邏輯着眼，我大體判斷楷書産生于漢末魏初。
如果一定要拿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做标杆，那麼，我可能會選鐘繇（151—230）。
鐘繇是大動蕩時代的大人物，主要忙于筆墨之外的事功。
官渡大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支援曹操一千多匹戰馬，後來又建立一系列戰功，曾被魏文帝曹丕稱為“一代之偉人”。
可以想象，這樣一位将軍來面對文字書寫的時候，會産生一種什麼樣的心理沙場。
他會覺得，隸書的橫向布陣，不宜四方伸展；他會覺得，隸書的扁平結構，缺少縱橫活力；他會覺得，隸書的波蕩筆觸，應該更加直接；他會覺得，隸書的蠶頭燕尾，須換鐵鈎銅折…… 但是，他畢竟不是粗人，而是深谙筆墨之道。
他知道經過幾百年流行，不少隸書已經減省了蠶頭燕尾，改變了方正隊列，并在轉折處出現了頓挫。
他有足夠功力把這項改革推進一步，而他的社會地位又增益了這項改革在朝野的效能。
于是，楷書，或曰真書、正書，便由他示範，由他主導，堂堂問世。
他的真迹當然看不到了，卻有幾個刻本傳世，不知與原作有多大距離。
其中那篇寫于公元二二一年的《宣示表》，據說是王羲之根據自家所藏臨摹，後刻入《淳化閣帖》的。
因為臨摹者是王羲之，雖非真品也無與倫比，并由此亦可知道鐘繇和王羲之的承襲關系。
從《宣示表》看，雖然還存隸意，卻已解除隸制，橫筆不波，内外皆收，卻是神采沉密。
其餘如《薦季直表》、《賀捷表》都顯得溫厚淳樸，見而生敬。
鐘繇比曹操大四歲，但他書寫《宣示表》和《薦季直表》的時候，曹操已在一年前去世，而他自己也已七十高齡了。
我想，曹操生前看到這位老朋友那一幅幅充滿生命力的黑森森楷書時，一定會聯想到官渡大戰時那一千多匹戰馬。
曹操自己的書法水平如何？應該不會太差，我看到南朝一位叫庾肩吾的人寫的《書品》，把自漢以來的書法家一百多人進行排序。
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之中又各分三品，因此就形成了九品。
上等的上品是三個人：張芝、鐘繇、王羲之。
曹操不在上等，而是列在中等的中品。
看看這個名單中的其他人，這個名次也算不錯了。
《書品》的作者還評價曹操的書法是“筆墨雄贍”。
到了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把曹操的書法說成是“妙品”，還說他“尤工章草，雄逸絕倫”。
八年前我訪問陝西漢中，當地朋友說那裡有曹操書法碑刻，要我做一個真僞判定。
我連忙趕去，碑刻在棧道的石門之下，僅有兩字，為“衮雪”。
字體較近隸書而稍簡，比不上鐘繇，但也顯現一點功力。
我看了一下河道和棧道，立刻告訴當地朋友，這大概是真迹。
因為把此地風光概括為“衮雪”，在文學功力上正像是他。
而且，處于蜀地，别人僞造他題詞的理由不太充分。
我覺得這是他于匆匆軍旅間的随意筆墨，應景而已。
偶然讀到清代羅秀書《褒谷古迹輯略》，其中提到曹操寫的兩個字，評述道：“昔人比魏武為獅子，言其性之好動也。
今觀其書，如見其人矣……滾滾飛濤雪作窩，勢如天上瀉銀河，浪花并作筆墨舞，魏武精神萬頃波。
” 在我看來，這種美言，牽強附會。
曹操不會在山水間沉迷太久，更不會産生這種有關獅子和浪花的幼稚抒情。
大丈夫做什麼都有可能，唯獨不會做小文人。
曹操寫字，立馬可待。
他在落筆前不會哼哼唧唧，寫好後也不會等人鼓掌。
轉眼已經上馬，很快就忘了寫過什麼。
五 看到了曹操的書法，又知道後人評論他的書法“尤工章草”，可見他的隸書沒怎麼往楷書這面拐，而是直奔章草去了。
章草是隸書的直接衍伸。
當時的忙人越來越不可能花時間在筆墨上舒袖曼舞，因此都會把隸書寫快。
為了快，又必須進一步簡化，那就成了章草。
章草的橫筆和捺筆還保持着隸書的波蕩狀态，筆筆之間也常有牽引，但字字之間不相連接。
章草的首席大家，是漢代的張芝。
後來，文學家陸機的《平複帖》也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等到楷書取代隸書，章草失去了母本，也就順從楷書而轉變成了今草，也稱小草。
今草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草書了，一洗章草上保留的波蕩，講究上下牽引，偏旁互借，流轉多姿，産生前所未有的韻律感。
再過幾百年到唐代，草書中将出現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那是後話了。
人類，總是在莊嚴和輕松之間交相更替，經典和方便之間來回互補。
當草書歡樂地延伸的時候，楷書又在北方的堅岩上展示力量。
這就像現代音樂，輕柔和重金屬各擅其長，并相依相融。
草書和楷書相依相融的結果，就是行書。
行書中，草、楷的比例又不同。
近草，謂之行草；近楷，謂之行楷。
不管什麼比例，兩者一旦結合，便産生了奇迹。
在流麗明快、遊絲引帶的筆墨間，仿佛有一系列自然風景出現了—— 那是清泉穿岩，那是流雲出岙，那是鶴舞雁鳴，那是竹搖藤飄，那是雨叩江帆，那是風動岸草…… 驚人的是，看完了這麼多風景，再定睛，眼前還隻是一些純黑色的流動線條。
能從行書裡看出那麼多風景，一定是進入到了中國文化的最深處。
然而，行書又是那麼通俗，稍有文化的中國人都會随口說出王羲之和《蘭亭序》。
那就必須進入那個盼望很久的門庭了：東晉王家。
是的，王家，王羲之的家。
我建議一切研究中國藝術史、東方審美史的學者在這個家庭多逗留一點時間，不要急着出來。
因為有一些遠超書法的秘密，在裡邊潛藏着。
任何一部藝術史都分兩個層次。
淺層是一條小街，招牌繁多，攤販密集，摩肩接踵；深層是一些大門，平時關着，隻有問很久，等很久，才會打開一條門縫。
跨步進去，才發現林苑茂密，屋宇軒朗。
王家大門裡的院落，深得出奇。
王家有多少傑出的書法家？一時扳着手指也數不過來。
祖父王正生了八個兒子，都是王羲之的父輩，其中有四個是傑出書法家。
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算一個，但是，伯伯王導和叔叔王廙的書法水準比王曠高得多。
到王羲之一輩，堂兄弟中的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茂之都是大書法家。
其中，王洽的兒子王珣和王珉，依然是筆墨健将。
别的不說，我們現在還能在博物館裡凝神屏息地一睹風采的《伯遠帖》，就出自王珣手筆。
那麼多王家俊彥，當然是名門望族的擇婿熱點。
一天，一個叫郗鑒的太尉，派了門生來初選女婿。
太尉有一個叫郗璿的女兒，才貌雙全，已到了婚嫁的年齡。
門生到了王家的東廂房，那些男青年都在，也都知道這位門生的來曆，便都整理衣帽，笑容相迎。
隻有在東邊的床上有一個青年，坦露着肚子在吃東西，完全沒有在乎太尉的這位門生。
門生回去後向太尉一描述，太尉說：“就是他了！” 于是，這個坦腹青年就成了太尉的女婿，而“東床”，則成了此後中國文化對女婿的美稱。
這個坦腹青年就是王羲之。
那時，正處于曹操、諸葛亮之後的“後英雄時代”，魏晉名士看破了一切英雄業績，隻求自由解放、率真任性，所以就有了這張東床、這個太尉、這段婚姻。
王羲之與郗璿結婚後，生了七個兒子，每一個都擅長書法。
這還不打緊，更重要的是，其中五個，可以被正式載入史冊。
除了最小的兒子王獻之名垂千古外，凝之、徽之、操之、渙之四個都是書法大才。
這些兒子，從不同的方面承襲和發揚了王羲之。
有人評論說：“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東觀餘論》）。
這個評論可能不錯，因為相比之下，“源”是根本，果然成就了王獻之，能與王羲之齊名。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這個家庭裡的不少女性，也是了不起的書法家。
例如，王羲之的妻子郗璿，被周圍的名士贊之為“女中仙筆”。
王羲之的兒媳婦，也就是王凝之的妻子謝道韫，更是聞名遠近的文化翹楚，她的書法，被評之為“雍容和雅，芳馥可玩”。
在這種家庭氣氛的熏染下，連雇來幫助撫育小兒子王獻之的保姆李如意，居然也能寫得一手草書。
李如意知道，就在隔壁，王洽的妻子荀氏，王珉的妻子汪氏，也都是書法高手。
脂粉裙钗間，典雅的筆墨如溪奔潮湧。
我們能在一千七百年後的今天，想象那些圍牆裡的情景嗎？可以肯定，這個門庭裡進進出出的人都很少談論書法，門楣、廳堂裡也不會懸挂名人手迹。
但是，早晨留在幾案上的一張出門便條，一旦藏下，便必定成為海内外哄搶千年的國之珍寶。
晚間用餐，小兒子握筷的姿勢使對桌的叔叔多看了一眼，笑問：“最近寫多了一些？” 站在背後的年輕保姆回答：“臨張芝已到三分。
” 誰也不把書法當專業，誰也不以書法來謀生。
那裡出現的，隻是一種生命氣氛。
自古以來，這種家族性的文化大聚集，很容易被誤解成生命遺傳。
請天下一切姓王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是生命氣氛，而不是生命遺傳。
但同時，又要請現在很多“書法鄉”、“書法村”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氣氛與生命有關，而且是一種極其珍罕的集體生命，并不是容易模拟的集體技藝。
這種集體生命為什麼珍罕？因為這是書法藝術在經曆了從甲骨文出發的無數次始源性試驗後，終于走到了一個經典的創造平台。
像是道道山溪終于會聚成了一個大水潭，立即奔瀉成了氣勢恢宏的大瀑布。
大瀑布有根有脈，但它的會聚和奔瀉，卻是“第一原創”，此前不可能出現，此後不可能重複。
人類史上難得出現有數的高尚文化，大多被無知和低俗所吞噬，隻有少數幾宗有幸進入“原創爆發期”。
爆發之後，即成永久典範。
中國現代學者受西方引進的進化論和社會發展論影響太深，總喜歡把巨峰跟前的丘壑說成是新時代的進步形态，惹得很多不明文化大勢的老實人辛勞畢生試圖超越。
東晉王家證明，後世那種以為高尚文化也會一代代“進化”、“發展”的觀念是可笑的。
在王羲之去世二百五十七年後建立的唐朝是多麼意氣風發，但對王家的書法卻一點兒也不敢“再創新”。
就連唐太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