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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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名：孟浩然。
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麼多學生，居然沒有兩個人的排序完全一樣。
這個排序，可能與我自己心中的排序還有一些出入。
但高興的是，大家沒有多大猶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
這前四名，合我心意。
在一個琳琅滿目的世界，學會排序是一種本事，不至于迷路。
有的詩文，初讀也很好，但通過排序比較，就會感知上下之别。
日積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學最微妙的堂奧。
例如，很多人都會以最高的評價來推崇初唐詩人王勃所寫的《滕王閣序》，把其中“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成是“全唐第一佳對”，這就是沒有排序的結果。
一排，發現這樣的骈體文在唐代文學中的地位不應該太高。
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維大了整整半個世紀，與唐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相比，是一種“隔代”存在。
又如，人們也常常對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贊之有過，連聞一多先生也曾說它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但我堅持認為，當李白、杜甫他們還遠遠沒有出生的時候，唐詩的“頂峰”根本談不上，更不要說“頂峰上的頂峰”了。
但是，無論是王勃還是張若虛，已經表現出讓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氣象。
在他們之後，會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個時期各不相同，卻都天才噴湧、大家不絕。
唐代，把文學的各個最佳可能，都輪番演繹了一遍。
請看，從發轫，到飛揚，到悲哀，到反觀，到個人，到凄迷，各種文學意味都以最強烈的方式展現了，幾乎沒有重大缺漏。
因此，一個傑出時代的文學藝術史，很可能被看成了人類文學藝術史的濃縮版。
有學生問我，如果時間有限，卻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國文化的極端豐富，又不想跳來跳去，讀什麼呢？ 我回答：“讀唐詩吧。
” 與我前面列述的中國文脈的峰巒相比，唐詩具有全民性。
唐詩讓中國語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誘惑力、滲透力，并讓它們籠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
有過了唐詩，中國大地已經不大有耐心來仔細傾聽别的詩句了。
因為有過了唐詩，傾聽者的範圍早就超過了文苑、學界，拓展為一個漫無邊際的不确定群落。
他們粗糙，但很挑剔。
兩句聽不進去，他們就轉身而去，重新吟誦起李白、杜甫。
十 再說一說唐代的文章。
唐代的文章，首推韓愈、柳宗元。
自司馬遷之後九百多年，中國散文寫得最好的，也就是他們兩位了，因此他們并不僅僅歸屬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
他們兩位，是後世所稱“唐宋八大家”的領頭者。
我在前面說過，“唐宋八大家”的文學成就，在整體上還比不過司馬遷一人，這當然也包括他們兩位在内。
但是，他們兩位，做了一件力挽狂瀾的大事，改變了一代文風，清理了中國文脈，這是司馬遷所未曾做過的。
他們再也不能容忍從魏晉以來越來越盛熾的骈體文了。
自南朝的宋、齊、梁、陳到唐初，這種文風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經纏得中國文學步履蹒跚。
但是，文壇和民衆卻不知其害，以為光彩奪目、堆錦積繡，就是文學之勝，還在競相趨附。
面對這種風氣，韓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從先秦諸子到屈原、司馬遷的氣脈，為古人和古文“招魂”。
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個“古文運動”。
按照韓愈的說法，漢代以後的文章，他已經不敢看了。
（《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
”）這種主張，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後走”，但懂得維護文脈的人都知道，這是讓中國文化有能力繼續向前走的基本條件。
他們兩人，特别是韓愈，顯然遇到了一個矛盾。
他崇尚古文，又讨厭因襲；那麼，對古人就能因襲了嗎？他幾經深思，得出明确結論：對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辭”，學習者必須“自樹立，不因循”。
甚至，他更透徹地說：“惟陳言之務去”。
隻要是套話、老話、講過的話，必須删除。
因此，他的“古文運動”，其實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尋找千年來未頹的“古意”。
“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創新，包含着不可重複的個性，即“詞必己出”。
他與柳宗元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強項，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論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範作品。
韓愈的散文，氣魄很大，從句式到詞彙都充滿了新鮮活力。
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寫得更清雅、更誠懇、更隽永。
韓愈在崇尚古文時，也崇尚古文裡所包含的“道”，這使他的文章難免有一些說教氣。
柳宗元就沒有這種毛病，他被貶于柳州、永州時，離文壇很遠，隻讓文章在偏僻而美麗的山水間一筆筆寫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達到了更高的文學等級。
與他一比，韓愈那幾篇名文，像《原道》、《原毀》、《師說》、《争臣論》等等，道理蓋過了審美，已經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
總之，韓愈、柳宗元他們既有觀念，又有實踐，“古文運動”展開得頗有聲勢。
骈體文的地位很快被壓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
在骈體文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逐漸自覺，雖觸目秾麗，也是文學裡邊的事。
現在“古文運動”讓文章重新載道，迎來了太多觀念性因素。
這些因素，與文學不親。
十一 唐朝滅亡後，由藩鎮割據而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
一度曾經詩情充溢的北方已經很難尋到詩句，而南方卻把詩文留存了。
特别是，那個南唐的李後主李煜，本來從政遠不及吟詠，當他終于成了俘虜被押解到汴京之後，一些重要的詩句穿過亡國之痛而飄向天際，使他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詞”的裡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證明了“政脈”與“文脈”是兩件事。
在那個受盡屈辱的俘居小樓，在他時時受到死亡威脅而且确實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餘隙之中，明月夜風知道：中國文脈光顧此處。
從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間”、“倉皇辭廟”等等意緒，以及承載它們的“長短句”的節奏，将深深嵌入中國文化；而這個倒黴皇帝所奠定的那種文學樣式“詞”，将成為俘虜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學标幟。
人類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虜營裡發生。
這一事實，在希臘、羅馬、波斯、巴比倫、埃及的互相征戰中屢屢出現。
在我前面說到的涼州到北魏的萬裡蹄聲中，也被反複印證。
這次，在李煜和宋詞之間，又一次充分演繹。
十二 那就緊接着講宋代。
我前面說過，在唐代，政文俱旺；那麼，在宋代，雖非“俱旺”，卻政文貼近。
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宋代重視文官當政，比較防範武将。
結果，不僅科舉制度大為強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國文人，而且讓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師如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占居行政高位。
這種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高端聯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為一體。
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實，并不完全如此，有時反而各有損傷。
第二個原因，宋代由于文人當政，又由于對手是遊牧民族的浩蕩鐵騎，在軍事上屢屢失利，緻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
這就激發了一批傑出的文學家心中的英雄氣概、抗敵意志，并在筆下流瀉成豪邁詩文。
陸遊、辛棄疾就是其中最讓人難忘的代表，可能還要包括最後寫下《過零丁洋》和《正氣歌》的文天祥。
這确實也是中國文脈中最為慷慨激昂的正氣所在，具有長久的感染力。
但是，我們在欽佩之餘也應該明白，一個曆時三百餘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脈，必然是一種多音部的交響。
與民族社稷之間的軍事征戰相比，文化的範圍要廣泛得多、深厚得多、豐富得多。
因此，文脈的首席，讓給了蘇東坡。
蘇東坡也曾經與政治有較密切關系，但終于在“烏台詩案”後兩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
他的這個轉變，使他一下子遠遠地高過于王安石、司馬光，當然也高過于比他晚得多的陸遊、辛棄疾。
他的這個轉變，我曾在《黃州突圍》中有詳細描述。
說他“突圍”，不僅僅是指他突破文壇小人的圍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場價值體系。
因此，他的突圍，也是文化本體的突圍。
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幾個等級。
所以我寫道，在他被貶谪的黃州，在無人理會的徹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漁夫樵農的時刻，中國文脈聚集到了那裡。
蘇東坡是一個文化全才，詩、詞、文、書法、音樂、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詞作、散文、書法三項，皆可雄視千年。
蘇東坡更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文脈留下了一個快樂而可愛的人格形象。
回顧我們前面說過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餘，可愛不足。
從屈原、司馬遷到陶淵明，都是如此。
他們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們可愛嗎？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
曹操太有威懾力，當然挨不到可愛的邊兒。
魏晉名士中有不少人應該是可愛的，但又過于怪異、過于固執、過于孤傲，我們可以欣賞他們的背影，卻很難與他們随和地交朋友。
到唐代，以李白為首的很多詩人一定可愛，但那時詩風浩蕩，一切驚喜、感歎都凝聚成了衆人矚目的審美典範，而典範總會少了可愛。
即便到了晚唐隻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懷，也還缺少尋常形态。
誰知到宋代出了一個那麼有體溫、有表情的蘇東坡，構成了一系列對比。
不管是久遠的曆史、遼闊的天宇、個人的苦惱，到他筆下都有了一種美好的誠實，讓讀到的每個人都能産生感應。
他不僅可愛，而且可親，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長、老友。
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絕無僅有。
因此，蘇東坡是珍罕的奇迹。
把蘇東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頓妥當之後，宋代文學的排序，第二名是辛棄疾，第三名是陸遊，第四名是李清照。
辛棄疾和陸遊，除了前面所說的英雄主義氣概之外，還表現出了一種品德高尚、懷才不遇、熱愛生活的完整生命。
這種生命，使兵荒馬亂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堕。
在孟子之後，他們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創建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則把東方女性在晚風細雨中的高雅憔悴寫到了極緻，而且已成為中國文脈中一種特殊格調，無人能敵。
因她，中國文學有了一種貴族女性的氣息。
以前蔡琰曾寫出過讓人動容的女性呼号，但李清照不是呼号，隻是氣息，因此更有普遍價值。
李清照的氣息，又具有讓中國女性文學揚眉吐氣的厚度。
在民族災難的前沿，她寫下了“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詩句，就其金石般的堅硬度而言，我還沒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詩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
這說明，她既是中國文脈中的一種特殊格調，又沒有離開基本格調。
她離屈原，并不太遠。
十三 在宋代幾位一流的文學家中，辛棄疾是最後一個壓陣之人。
他在晚年曾勇敢地趕不少路去吊唁當時受貶的朱熹。
朱熹比他大十歲，也算是同輩人。
他在朱熹走後七年去世，一個時代的高層文化，就此垂暮。
在我看來，這也許是我心中整個中國古典文脈的黃昏。
朱熹算不上文學家，我也不喜歡他重道輕文的觀念。
但是，觀念歸觀念，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對文學的審美感覺卻是不錯。
哲學講究梳理脈絡，他在無意之中也對文脈做了點化，讓人印象深刻。
朱熹說，學詩要從《詩經》和《離騷》開始。
宋玉、司馬相如等人“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
相比之下，漢魏之詩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齊梁，就不對了。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這種論斷，切中要害。
朱熹對古代樂府、陶淵明、李白、杜甫都有很好的評價。
他認為陶淵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
對他自己所處的宋代，則肯定陸遊的“詩人風緻”。
這些評價，都很到位。
但是，他從理學家的思維出發，對韓愈、柳宗元、蘇東坡、歐陽修的文學指責，顯然是不太公平。
他認為他們道之不純，又有太多文人習氣。
在他之後幾十年，一個叫嚴羽的福建人寫了一部《滄浪詩話》，正好與朱熹的觀念完全對立。
嚴羽認為詩歌的教化功能、才學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詠性情、達到妙語。
他揭示的，其實就是文學超越理性和邏輯的特殊本質。
由于他，中國文學在今後談創作時，就會頻頻用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無迹可求”、“透徹玲珑，不可湊泊”、“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等等詞語，這是文學理論水準的一大提升。
但是，他對同代文學家的評論，失度。
從朱熹和嚴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過的《文心雕龍》、《詩品》等理論著作。
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沒有認真介紹，是因為那是中國文論的起始狀态，還在忙着為文學定位、分類、通論。
當然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龍》在這方面确實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種需要對大量感性作品進行概括的理論，在唐朝開國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劉勰畢竟還缺少宏觀
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麼多學生，居然沒有兩個人的排序完全一樣。
這個排序，可能與我自己心中的排序還有一些出入。
但高興的是，大家沒有多大猶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
這前四名，合我心意。
在一個琳琅滿目的世界，學會排序是一種本事，不至于迷路。
有的詩文，初讀也很好，但通過排序比較，就會感知上下之别。
日積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學最微妙的堂奧。
例如，很多人都會以最高的評價來推崇初唐詩人王勃所寫的《滕王閣序》，把其中“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成是“全唐第一佳對”，這就是沒有排序的結果。
一排，發現這樣的骈體文在唐代文學中的地位不應該太高。
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維大了整整半個世紀，與唐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相比，是一種“隔代”存在。
又如，人們也常常對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贊之有過，連聞一多先生也曾說它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但我堅持認為，當李白、杜甫他們還遠遠沒有出生的時候，唐詩的“頂峰”根本談不上，更不要說“頂峰上的頂峰”了。
但是，無論是王勃還是張若虛，已經表現出讓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氣象。
在他們之後，會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個時期各不相同，卻都天才噴湧、大家不絕。
唐代，把文學的各個最佳可能，都輪番演繹了一遍。
請看，從發轫，到飛揚，到悲哀，到反觀，到個人，到凄迷，各種文學意味都以最強烈的方式展現了，幾乎沒有重大缺漏。
因此，一個傑出時代的文學藝術史，很可能被看成了人類文學藝術史的濃縮版。
有學生問我，如果時間有限，卻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國文化的極端豐富，又不想跳來跳去，讀什麼呢？ 我回答：“讀唐詩吧。
” 與我前面列述的中國文脈的峰巒相比，唐詩具有全民性。
唐詩讓中國語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誘惑力、滲透力，并讓它們籠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
有過了唐詩，中國大地已經不大有耐心來仔細傾聽别的詩句了。
因為有過了唐詩，傾聽者的範圍早就超過了文苑、學界，拓展為一個漫無邊際的不确定群落。
他們粗糙，但很挑剔。
兩句聽不進去，他們就轉身而去，重新吟誦起李白、杜甫。
十 再說一說唐代的文章。
唐代的文章，首推韓愈、柳宗元。
自司馬遷之後九百多年，中國散文寫得最好的，也就是他們兩位了，因此他們并不僅僅歸屬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
他們兩位，是後世所稱“唐宋八大家”的領頭者。
我在前面說過，“唐宋八大家”的文學成就，在整體上還比不過司馬遷一人，這當然也包括他們兩位在内。
但是，他們兩位，做了一件力挽狂瀾的大事，改變了一代文風，清理了中國文脈，這是司馬遷所未曾做過的。
他們再也不能容忍從魏晉以來越來越盛熾的骈體文了。
自南朝的宋、齊、梁、陳到唐初，這種文風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經纏得中國文學步履蹒跚。
但是，文壇和民衆卻不知其害，以為光彩奪目、堆錦積繡，就是文學之勝，還在競相趨附。
面對這種風氣，韓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從先秦諸子到屈原、司馬遷的氣脈，為古人和古文“招魂”。
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個“古文運動”。
按照韓愈的說法，漢代以後的文章，他已經不敢看了。
（《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
”）這種主張，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後走”，但懂得維護文脈的人都知道，這是讓中國文化有能力繼續向前走的基本條件。
他們兩人，特别是韓愈，顯然遇到了一個矛盾。
他崇尚古文，又讨厭因襲；那麼，對古人就能因襲了嗎？他幾經深思，得出明确結論：對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辭”，學習者必須“自樹立，不因循”。
甚至，他更透徹地說：“惟陳言之務去”。
隻要是套話、老話、講過的話，必須删除。
因此，他的“古文運動”，其實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尋找千年來未頹的“古意”。
“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創新，包含着不可重複的個性，即“詞必己出”。
他與柳宗元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強項，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論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範作品。
韓愈的散文，氣魄很大，從句式到詞彙都充滿了新鮮活力。
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寫得更清雅、更誠懇、更隽永。
韓愈在崇尚古文時，也崇尚古文裡所包含的“道”，這使他的文章難免有一些說教氣。
柳宗元就沒有這種毛病，他被貶于柳州、永州時，離文壇很遠，隻讓文章在偏僻而美麗的山水間一筆筆寫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達到了更高的文學等級。
與他一比，韓愈那幾篇名文，像《原道》、《原毀》、《師說》、《争臣論》等等，道理蓋過了審美，已經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
總之，韓愈、柳宗元他們既有觀念，又有實踐，“古文運動”展開得頗有聲勢。
骈體文的地位很快被壓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
在骈體文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逐漸自覺，雖觸目秾麗，也是文學裡邊的事。
現在“古文運動”讓文章重新載道，迎來了太多觀念性因素。
這些因素，與文學不親。
十一 唐朝滅亡後，由藩鎮割據而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
一度曾經詩情充溢的北方已經很難尋到詩句，而南方卻把詩文留存了。
特别是，那個南唐的李後主李煜，本來從政遠不及吟詠，當他終于成了俘虜被押解到汴京之後，一些重要的詩句穿過亡國之痛而飄向天際，使他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詞”的裡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證明了“政脈”與“文脈”是兩件事。
在那個受盡屈辱的俘居小樓，在他時時受到死亡威脅而且确實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餘隙之中，明月夜風知道：中國文脈光顧此處。
從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間”、“倉皇辭廟”等等意緒，以及承載它們的“長短句”的節奏，将深深嵌入中國文化；而這個倒黴皇帝所奠定的那種文學樣式“詞”，将成為俘虜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學标幟。
人類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虜營裡發生。
這一事實，在希臘、羅馬、波斯、巴比倫、埃及的互相征戰中屢屢出現。
在我前面說到的涼州到北魏的萬裡蹄聲中，也被反複印證。
這次，在李煜和宋詞之間，又一次充分演繹。
十二 那就緊接着講宋代。
我前面說過，在唐代，政文俱旺；那麼，在宋代，雖非“俱旺”，卻政文貼近。
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宋代重視文官當政，比較防範武将。
結果，不僅科舉制度大為強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國文人，而且讓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師如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占居行政高位。
這種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高端聯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為一體。
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實，并不完全如此，有時反而各有損傷。
第二個原因，宋代由于文人當政，又由于對手是遊牧民族的浩蕩鐵騎，在軍事上屢屢失利，緻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
這就激發了一批傑出的文學家心中的英雄氣概、抗敵意志，并在筆下流瀉成豪邁詩文。
陸遊、辛棄疾就是其中最讓人難忘的代表，可能還要包括最後寫下《過零丁洋》和《正氣歌》的文天祥。
這确實也是中國文脈中最為慷慨激昂的正氣所在，具有長久的感染力。
但是，我們在欽佩之餘也應該明白，一個曆時三百餘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脈，必然是一種多音部的交響。
與民族社稷之間的軍事征戰相比，文化的範圍要廣泛得多、深厚得多、豐富得多。
因此，文脈的首席，讓給了蘇東坡。
蘇東坡也曾經與政治有較密切關系，但終于在“烏台詩案”後兩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
他的這個轉變，使他一下子遠遠地高過于王安石、司馬光，當然也高過于比他晚得多的陸遊、辛棄疾。
他的這個轉變，我曾在《黃州突圍》中有詳細描述。
說他“突圍”，不僅僅是指他突破文壇小人的圍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場價值體系。
因此，他的突圍，也是文化本體的突圍。
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幾個等級。
所以我寫道，在他被貶谪的黃州，在無人理會的徹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漁夫樵農的時刻，中國文脈聚集到了那裡。
蘇東坡是一個文化全才，詩、詞、文、書法、音樂、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詞作、散文、書法三項，皆可雄視千年。
蘇東坡更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文脈留下了一個快樂而可愛的人格形象。
回顧我們前面說過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餘，可愛不足。
從屈原、司馬遷到陶淵明，都是如此。
他們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們可愛嗎？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
曹操太有威懾力，當然挨不到可愛的邊兒。
魏晉名士中有不少人應該是可愛的，但又過于怪異、過于固執、過于孤傲，我們可以欣賞他們的背影，卻很難與他們随和地交朋友。
到唐代，以李白為首的很多詩人一定可愛，但那時詩風浩蕩，一切驚喜、感歎都凝聚成了衆人矚目的審美典範，而典範總會少了可愛。
即便到了晚唐隻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懷，也還缺少尋常形态。
誰知到宋代出了一個那麼有體溫、有表情的蘇東坡，構成了一系列對比。
不管是久遠的曆史、遼闊的天宇、個人的苦惱，到他筆下都有了一種美好的誠實，讓讀到的每個人都能産生感應。
他不僅可愛，而且可親，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長、老友。
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絕無僅有。
因此，蘇東坡是珍罕的奇迹。
把蘇東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頓妥當之後，宋代文學的排序，第二名是辛棄疾，第三名是陸遊，第四名是李清照。
辛棄疾和陸遊，除了前面所說的英雄主義氣概之外，還表現出了一種品德高尚、懷才不遇、熱愛生活的完整生命。
這種生命，使兵荒馬亂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堕。
在孟子之後，他們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創建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則把東方女性在晚風細雨中的高雅憔悴寫到了極緻，而且已成為中國文脈中一種特殊格調，無人能敵。
因她，中國文學有了一種貴族女性的氣息。
以前蔡琰曾寫出過讓人動容的女性呼号，但李清照不是呼号，隻是氣息，因此更有普遍價值。
李清照的氣息，又具有讓中國女性文學揚眉吐氣的厚度。
在民族災難的前沿，她寫下了“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詩句，就其金石般的堅硬度而言，我還沒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詩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
這說明，她既是中國文脈中的一種特殊格調，又沒有離開基本格調。
她離屈原，并不太遠。
十三 在宋代幾位一流的文學家中，辛棄疾是最後一個壓陣之人。
他在晚年曾勇敢地趕不少路去吊唁當時受貶的朱熹。
朱熹比他大十歲，也算是同輩人。
他在朱熹走後七年去世，一個時代的高層文化，就此垂暮。
在我看來，這也許是我心中整個中國古典文脈的黃昏。
朱熹算不上文學家，我也不喜歡他重道輕文的觀念。
但是，觀念歸觀念，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對文學的審美感覺卻是不錯。
哲學講究梳理脈絡，他在無意之中也對文脈做了點化，讓人印象深刻。
朱熹說，學詩要從《詩經》和《離騷》開始。
宋玉、司馬相如等人“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
相比之下，漢魏之詩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齊梁，就不對了。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這種論斷，切中要害。
朱熹對古代樂府、陶淵明、李白、杜甫都有很好的評價。
他認為陶淵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
對他自己所處的宋代，則肯定陸遊的“詩人風緻”。
這些評價，都很到位。
但是，他從理學家的思維出發，對韓愈、柳宗元、蘇東坡、歐陽修的文學指責，顯然是不太公平。
他認為他們道之不純，又有太多文人習氣。
在他之後幾十年，一個叫嚴羽的福建人寫了一部《滄浪詩話》，正好與朱熹的觀念完全對立。
嚴羽認為詩歌的教化功能、才學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詠性情、達到妙語。
他揭示的，其實就是文學超越理性和邏輯的特殊本質。
由于他，中國文學在今後談創作時，就會頻頻用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無迹可求”、“透徹玲珑，不可湊泊”、“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等等詞語，這是文學理論水準的一大提升。
但是，他對同代文學家的評論，失度。
從朱熹和嚴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過的《文心雕龍》、《詩品》等理論著作。
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沒有認真介紹，是因為那是中國文論的起始狀态，還在忙着為文學定位、分類、通論。
當然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龍》在這方面确實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種需要對大量感性作品進行概括的理論，在唐朝開國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劉勰畢竟還缺少宏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