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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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心不已”；“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還有那些描寫亂世景象的著名詩句：“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在漫長的曆史上，還有哪幾個文學家，能讓自己的文句變成千年通用？可能舉得出三四個，不多，而且滲入程度似乎也不如他廣泛。
更重要的是等級。
我在對比後曾說，諸葛亮的文句所寫，是君臣之情；曹操的文句所寫，是宇宙人生。
不必說諸葛亮，即便在文學史上，能用那麼開闊的氣勢來寫宇宙人生的，還有幾個？而且從我特别看重的文學本體來說，像他那麼幹淨、樸素、凝煉的筆墨，又有幾個？ 曹操還有兩個真正稱得上文學家的兒子，曹丕、曹植。
父子三人中，文學地位最低而終于做了皇帝的曹丕，就文筆論，在數千年中國帝王中也能排到第二。
第一是李煜，以後的事了。
在三國時代，哪一個軍閥都少不了血腥謀略。
中國文人曆來對曹操的惡評，主要出于一個基點，那就是他要“斷絕劉漢正統”。
但是我們如果從宏觀文化上看，在兵荒馬亂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國文脈強悍地接續下來的，是誰呢？ 這是“三段論”的第一段。
第二段，曹操的書記官阮瑀生了一個兒子叫阮籍，接過了文脈。
還算直接，卻已有了懸崖峭壁般的“代溝”。
比阮籍小十餘歲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稱為“魏晉名士”。
其實，真正得脈者，隻有阮籍、嵇康兩人。
這是一個“後英雄時代”的文脈旋渦。
史詩傳奇結束，代之以恐怖腐敗，文士們由離經之議、憂生之嗟而走向虛無避世。
生命邊緣的掙紮和探詢，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統，向着更危險、更深秘的角落釋放。
奇人奇事，奇行奇癖，随處可見。
中國文化，看似主脈已散，卻四方奔溢，氣貌繁盛。
當然，繁盛的是氣貌，而不是作品。
那時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卻為中國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間的人格自信，提供了衆多模式。
阮籍、嵇康是同年死的。
在他們死後兩年建立了西晉王朝，然後内憂外患，又是東晉，又是南北朝，說起來很費事。
隻是遠遠看去，阮籍、嵇康的風骨是找不到了，在士族門閥的社會結構中，文人們玄風頗盛。
玄談，向被诟病。
其實中國文學曆來雖有寫意、傳神等風尚，卻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驗感悟、終極冥思。
倘若借助于哲學，中國哲學也過于實在。
而且在漢代，道家、儒家又被輪番征用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
因此，我們的這些玄談文士們能把哲學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間，每個人都弄得像是從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總覺得利多于弊。
胡辯瞎談的當然也有不少，但畢竟有幾個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獲得了個體文化的自立。
其中最好的例子要算東晉的王羲之了。
他寫的《蘭亭序》，大家隻看他的書法，其實内容也可一讀，是玄談中比較幹淨、清新的一種。
我在為北大學生講課時特地把它譯述了一遍，讓年輕人知道當時這些人在想什麼。
學生們一聽，都很喜歡。
王羲之寫《蘭亭序》是在公元三五三年，地點在浙江紹興，那年他正好五十歲。
在寫完《蘭亭序》十二年之後，江西九江有一個孩子出生，他将開啟魏晉南北朝文學“三段論”的第三段。
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淵明。
就文脈而言，陶淵明又是一座時代最高峰了。
自秦漢至魏晉，時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馬遷、曹操、陶淵明。
若要對這三座高峰做排列，那麼，司馬遷第一，陶淵明第二，曹操第三。
曹操可能會氣不過，但隻能讓他息怒了。
理由有三： 一、如果說，曹操們着迷功業，名士們着迷自己，而陶淵明則着迷自然。
最高是誰，一目了然。
在陶淵明看來，不要說曹操，連名士們也把自己折騰得太過分了。
二、陶淵明以自己的詩句展示了鮮明的文學主張，那就是戒色彩，戒誇飾，戒繁複，戒深奧，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滞。
幾乎，把他前前後後一切看上去“最文學”的架勢全推翻了，呈現出一種完整的審美系統。
态度非常平靜，效果非常強烈。
三、陶淵明創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标幟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種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
不僅如此，他還在這種“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個“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華文化圈内可能無人不知。
把一個如此缥渺的理想鬧到無人不知，誰能及得？ 就憑這三點，曹操在文學上隻能老老實實地讓陶淵明幾步了，讓給這位不識刀戟、不知謀術、在陋屋被火燒後不知所措的窮苦男人。
陶淵明為中國文脈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氣、潔淨之氣、淡遠之氣。
而且，又讓中國文脈跳開了非凡人物，而從凡人身上穿過，變得更普世了。
講了陶淵明，也省得我再去笑罵那個時代很嚣張的骈體文了。
那是東漢時期開始的漢賦末流，滋生蓬勃于魏晉，以工整、華麗的“假大空”為其基本特征。
而且也像一切末流文學，總是洋洋得意，而且朝野吹捧。
隻要是“假大空”，朝野不會不喜歡。
八 眼前就是南北朝了。
那就請允許我宕開筆去，說一段閑話。
上次去台灣，文友蔣勳特意從宜蘭山居中趕到台北看我，有一次長談。
有趣的是，他剛出了一本談南朝的書，而我則花幾年時間一直在流連北朝，因此雖然沒有預約，卻一南一北地暢談起來了。
台灣《聯合報》記者得知我們兩人見面，就來報道，結果出了一大版有關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鬧市中顯得非常奇特。
蔣兄寫南朝的書我還沒有看，但由他來寫，一定寫得很好。
南朝比較富裕，又重視文化，文人也還自由，可談的話題當然很多。
蔣兄寫了，我就不多羅唆了，還是擡頭朝北，說北朝吧。
蔣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這與我們不同的氣質有關，雖老友也“和而不同”。
我經過初步考證，懷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古羌而入西夏，與古代涼州脫不了幹系，因此本能地親近北朝。
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來自涼州。
當然，我沉迷北朝，還有更宏觀的原因，而且與現在正在梳理的宏觀文脈相關。
文脈一路下來，變化那麼大，但基本上在一個近似的文明之内轉悠。
或者說，就在黃河和長江這兩條河之間輪換。
例如：《詩經》和諸子是黃河流域，屈原是長江流域；司馬遷是黃河流域，陶淵明是長江流域。
這麼一個格局，在幅員廣闊的中國也不見得局促。
但是那麼多年過去，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一種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場地放得再開一些？ 于是，公元五世紀，大機緣來了。
由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于文明背景的重大差異，本該對漢文化帶來沉重劫難，就像公元四七六年歐洲的西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滅亡，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一時陷入黑暗深淵一般；誰料想，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中有一些傑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居然虔誠地拜漢文化為師，快速提升統治集團的文明等級，情況就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他們既然善待漢文化，随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後的印度文化。
這一來，已經在犍陀羅等地相依相融的希臘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倫文化也一起卷入，中國北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會聚。
從此，中國文化不再隻是流轉于黃河、長江之間了。
經由從大興安嶺出發的浩蕩胡風，茫茫北漠，千裡西域，都被裹卷，連恒河、印度河、幼發拉底河、底格裡斯河的波濤也隐約可見，顯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強盛。
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可以作為這種文明大會聚的最好見證，因此我在那裡題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國由此邁向大唐。
” 這就是說，在差不多同時，當蘇格拉底、亞裡士多德的文脈被“北方蠻族”突然阻斷，而且會阻斷近千年的當口上，中國文脈，卻突然被“北方蠻族”大幅提振，并注定要為全人類的文明進程開辟一個值得永遠仰望的“制高點”。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整個地球。
”我覺得，北魏就是一個曆史支點，它撬起了唐朝。
當然，我所說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
為此，我長久地心儀北魏，寄情北魏。
即使不從“曆史支點”的重大貢獻着眼，當時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觀賞。
它們為中華文化提供了一種力度、一種陌生，讓人驚喜。
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 這裡出現了中國文學中未曾見過的遼闊和平靜，平靜得讓人不好意思再發什麼感歎。
但是，它顯然闖入了中國文學的話語結構，不再離開。
當然，直接撼動文脈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蘭詩》。
“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這麼輕快、愉悅的語言節奏，以及前面站着的這位健康、可愛的女英雄，帶着北方大漠明麗的藍天，帶着戰火離亂中的倫理情感，大踏步走進了中國文學的主體部位。
你看，直到當代，國際電影界要找中國題材，首先找到的也還是花木蘭。
在文人圈子裡，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論作品為北方所不及，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嵘的《詩品》。
而且，他們還在忙着定音律、編文選、寫宮體。
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沒那麼多才思。
但是，他們拿出來的作品卻别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别喜愛的郦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
這些作品的紀實性、學術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實，也使一代學術親近散文。
郦道元和楊衒之，都是河北人。
九 唐代是一場審美大爆發，簡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
文人對前景的預料，大多隻從自己和文友的狀況出發。
即便是南朝的那些專門研究來龍去脈的理論家、文選家，也無法想象唐代的來到。
人們習慣于從政治上的盛世，來看待文化上的繁榮，其實這又在以“政脈”解釋“文脈”。
政文兩途，偶爾交錯。
然而，雖交錯也未必同榮共衰。
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醞釀于北方曠野上、南方巷陌間的文化靈魂已經積聚有時，其他文明的滲透、發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漸定，民生安好，西域通暢，百方來朝，政治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好的平台，因此出現了一場壯麗的大爆發。
這是機緣巧合、天佑中華，而不是由政治帶動文化的必然規律。
其實，這種“政文俱旺”的現象，在曆史上也僅此一次。
不管怎麼說，有沒有唐代的這次大爆發，對中國文化大不一樣。
試看天下萬象：一切準備，如果沒有展現，那就等于沒有準備；一切貯存，如果沒有啟用，那就等于沒有貯存；一切内涵，如果沒有表達，那就等于沒有内涵；一切燦爛，如果沒有迸發，那就沒有燦爛；一切壯麗，如果沒有會聚，那就沒有壯麗。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現、迸發、會聚，都因群體效應産生了新質，與各自原先的形态已經完全不同。
因此，大唐既是中國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國文化的熔爐。
既是一種集合，又是一種冶煉。
唐代還有一個好處，它的文化太強了，因此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
說唐朝，就很難以宮廷争鬥掩蓋李白、杜甫。
而李白、杜甫，也很難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樣。
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顔真卿，主導了一系列響亮的政治行動，但人們對他的認知，仍然是書法家。
魯迅說，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
這大緻說得不錯，隻是有點誇張，因為沒有“自立”的“自覺”，很難長久成立。
唐代，就是一個文學自立的時代，并因自立而自覺。
文學的自立，不僅是對于政治，還對于哲學。
現代有研究者說，唐代缺少像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
這種說法也大緻不錯，但不必抱怨。
作為一種強大而壯麗的審美大爆發，不能不讓哲學的油燈黯淡了。
文學不必貫穿一種穩定而明确的哲學理念。
文學就是文學，隻從人格出發，不從理念出發；隻以形式為終點，不以教化為目的。
請問唐代那些大詩人各自信奉什麼學說？實在很難說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轉換，甚至同時幾種交糅。
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寫出千古佳作。
為什麼一個時代不能由文學走向深刻呢？為什麼一批文學家不能以美為目标，而必須以理念為目标？ 唐代文學，說起來太冗長。
我多年前在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鼓勵他們用投票的方式為唐代詩人排一個次序。
标準有兩個：一是詩人們真正抵達的文學高度；二是詩人們在後世被民衆喜愛的廣度。
北大學生投票的結果是這樣十名—— 第一名：李白； 第二名：杜甫； 第三名：王維； 第四名：白居易： 第五名：李商隐； 第六名：杜牧； 第七名：王之渙； 第八名：劉禹錫； 第九名：王昌齡；
更重要的是等級。
我在對比後曾說，諸葛亮的文句所寫，是君臣之情；曹操的文句所寫，是宇宙人生。
不必說諸葛亮，即便在文學史上，能用那麼開闊的氣勢來寫宇宙人生的，還有幾個？而且從我特别看重的文學本體來說，像他那麼幹淨、樸素、凝煉的筆墨，又有幾個？ 曹操還有兩個真正稱得上文學家的兒子，曹丕、曹植。
父子三人中，文學地位最低而終于做了皇帝的曹丕，就文筆論，在數千年中國帝王中也能排到第二。
第一是李煜，以後的事了。
在三國時代，哪一個軍閥都少不了血腥謀略。
中國文人曆來對曹操的惡評，主要出于一個基點，那就是他要“斷絕劉漢正統”。
但是我們如果從宏觀文化上看，在兵荒馬亂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國文脈強悍地接續下來的，是誰呢？ 這是“三段論”的第一段。
第二段，曹操的書記官阮瑀生了一個兒子叫阮籍，接過了文脈。
還算直接，卻已有了懸崖峭壁般的“代溝”。
比阮籍小十餘歲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稱為“魏晉名士”。
其實，真正得脈者，隻有阮籍、嵇康兩人。
這是一個“後英雄時代”的文脈旋渦。
史詩傳奇結束，代之以恐怖腐敗，文士們由離經之議、憂生之嗟而走向虛無避世。
生命邊緣的掙紮和探詢，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統，向着更危險、更深秘的角落釋放。
奇人奇事，奇行奇癖，随處可見。
中國文化，看似主脈已散，卻四方奔溢，氣貌繁盛。
當然，繁盛的是氣貌，而不是作品。
那時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卻為中國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間的人格自信，提供了衆多模式。
阮籍、嵇康是同年死的。
在他們死後兩年建立了西晉王朝，然後内憂外患，又是東晉，又是南北朝，說起來很費事。
隻是遠遠看去，阮籍、嵇康的風骨是找不到了，在士族門閥的社會結構中，文人們玄風頗盛。
玄談，向被诟病。
其實中國文學曆來雖有寫意、傳神等風尚，卻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驗感悟、終極冥思。
倘若借助于哲學，中國哲學也過于實在。
而且在漢代，道家、儒家又被輪番征用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
因此，我們的這些玄談文士們能把哲學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間，每個人都弄得像是從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總覺得利多于弊。
胡辯瞎談的當然也有不少，但畢竟有幾個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獲得了個體文化的自立。
其中最好的例子要算東晉的王羲之了。
他寫的《蘭亭序》，大家隻看他的書法，其實内容也可一讀，是玄談中比較幹淨、清新的一種。
我在為北大學生講課時特地把它譯述了一遍，讓年輕人知道當時這些人在想什麼。
學生們一聽，都很喜歡。
王羲之寫《蘭亭序》是在公元三五三年，地點在浙江紹興，那年他正好五十歲。
在寫完《蘭亭序》十二年之後，江西九江有一個孩子出生，他将開啟魏晉南北朝文學“三段論”的第三段。
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淵明。
就文脈而言，陶淵明又是一座時代最高峰了。
自秦漢至魏晉，時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馬遷、曹操、陶淵明。
若要對這三座高峰做排列，那麼，司馬遷第一，陶淵明第二，曹操第三。
曹操可能會氣不過，但隻能讓他息怒了。
理由有三： 一、如果說，曹操們着迷功業，名士們着迷自己，而陶淵明則着迷自然。
最高是誰，一目了然。
在陶淵明看來，不要說曹操，連名士們也把自己折騰得太過分了。
二、陶淵明以自己的詩句展示了鮮明的文學主張，那就是戒色彩，戒誇飾，戒繁複，戒深奧，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滞。
幾乎，把他前前後後一切看上去“最文學”的架勢全推翻了，呈現出一種完整的審美系統。
态度非常平靜，效果非常強烈。
三、陶淵明創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标幟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種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
不僅如此，他還在這種“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個“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華文化圈内可能無人不知。
把一個如此缥渺的理想鬧到無人不知，誰能及得？ 就憑這三點，曹操在文學上隻能老老實實地讓陶淵明幾步了，讓給這位不識刀戟、不知謀術、在陋屋被火燒後不知所措的窮苦男人。
陶淵明為中國文脈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氣、潔淨之氣、淡遠之氣。
而且，又讓中國文脈跳開了非凡人物，而從凡人身上穿過，變得更普世了。
講了陶淵明，也省得我再去笑罵那個時代很嚣張的骈體文了。
那是東漢時期開始的漢賦末流，滋生蓬勃于魏晉，以工整、華麗的“假大空”為其基本特征。
而且也像一切末流文學，總是洋洋得意，而且朝野吹捧。
隻要是“假大空”，朝野不會不喜歡。
八 眼前就是南北朝了。
那就請允許我宕開筆去，說一段閑話。
上次去台灣，文友蔣勳特意從宜蘭山居中趕到台北看我，有一次長談。
有趣的是，他剛出了一本談南朝的書，而我則花幾年時間一直在流連北朝，因此雖然沒有預約，卻一南一北地暢談起來了。
台灣《聯合報》記者得知我們兩人見面，就來報道，結果出了一大版有關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鬧市中顯得非常奇特。
蔣兄寫南朝的書我還沒有看，但由他來寫，一定寫得很好。
南朝比較富裕，又重視文化，文人也還自由，可談的話題當然很多。
蔣兄寫了，我就不多羅唆了，還是擡頭朝北，說北朝吧。
蔣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這與我們不同的氣質有關，雖老友也“和而不同”。
我經過初步考證，懷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古羌而入西夏，與古代涼州脫不了幹系，因此本能地親近北朝。
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來自涼州。
當然，我沉迷北朝，還有更宏觀的原因，而且與現在正在梳理的宏觀文脈相關。
文脈一路下來，變化那麼大，但基本上在一個近似的文明之内轉悠。
或者說，就在黃河和長江這兩條河之間輪換。
例如：《詩經》和諸子是黃河流域，屈原是長江流域；司馬遷是黃河流域，陶淵明是長江流域。
這麼一個格局，在幅員廣闊的中國也不見得局促。
但是那麼多年過去，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一種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場地放得再開一些？ 于是，公元五世紀，大機緣來了。
由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于文明背景的重大差異，本該對漢文化帶來沉重劫難，就像公元四七六年歐洲的西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滅亡，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一時陷入黑暗深淵一般；誰料想，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中有一些傑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居然虔誠地拜漢文化為師，快速提升統治集團的文明等級，情況就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他們既然善待漢文化，随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後的印度文化。
這一來，已經在犍陀羅等地相依相融的希臘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倫文化也一起卷入，中國北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會聚。
從此，中國文化不再隻是流轉于黃河、長江之間了。
經由從大興安嶺出發的浩蕩胡風，茫茫北漠，千裡西域，都被裹卷，連恒河、印度河、幼發拉底河、底格裡斯河的波濤也隐約可見，顯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強盛。
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可以作為這種文明大會聚的最好見證，因此我在那裡題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國由此邁向大唐。
” 這就是說，在差不多同時，當蘇格拉底、亞裡士多德的文脈被“北方蠻族”突然阻斷，而且會阻斷近千年的當口上，中國文脈，卻突然被“北方蠻族”大幅提振，并注定要為全人類的文明進程開辟一個值得永遠仰望的“制高點”。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整個地球。
”我覺得，北魏就是一個曆史支點，它撬起了唐朝。
當然，我所說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
為此，我長久地心儀北魏，寄情北魏。
即使不從“曆史支點”的重大貢獻着眼，當時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觀賞。
它們為中華文化提供了一種力度、一種陌生，讓人驚喜。
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 這裡出現了中國文學中未曾見過的遼闊和平靜，平靜得讓人不好意思再發什麼感歎。
但是，它顯然闖入了中國文學的話語結構，不再離開。
當然，直接撼動文脈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蘭詩》。
“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這麼輕快、愉悅的語言節奏，以及前面站着的這位健康、可愛的女英雄，帶着北方大漠明麗的藍天，帶着戰火離亂中的倫理情感，大踏步走進了中國文學的主體部位。
你看，直到當代，國際電影界要找中國題材，首先找到的也還是花木蘭。
在文人圈子裡，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論作品為北方所不及，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嵘的《詩品》。
而且，他們還在忙着定音律、編文選、寫宮體。
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沒那麼多才思。
但是，他們拿出來的作品卻别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别喜愛的郦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
這些作品的紀實性、學術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實，也使一代學術親近散文。
郦道元和楊衒之，都是河北人。
九 唐代是一場審美大爆發，簡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
文人對前景的預料，大多隻從自己和文友的狀況出發。
即便是南朝的那些專門研究來龍去脈的理論家、文選家，也無法想象唐代的來到。
人們習慣于從政治上的盛世，來看待文化上的繁榮，其實這又在以“政脈”解釋“文脈”。
政文兩途，偶爾交錯。
然而，雖交錯也未必同榮共衰。
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醞釀于北方曠野上、南方巷陌間的文化靈魂已經積聚有時，其他文明的滲透、發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漸定，民生安好，西域通暢，百方來朝，政治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好的平台，因此出現了一場壯麗的大爆發。
這是機緣巧合、天佑中華，而不是由政治帶動文化的必然規律。
其實，這種“政文俱旺”的現象，在曆史上也僅此一次。
不管怎麼說，有沒有唐代的這次大爆發，對中國文化大不一樣。
試看天下萬象：一切準備，如果沒有展現，那就等于沒有準備；一切貯存，如果沒有啟用，那就等于沒有貯存；一切内涵，如果沒有表達，那就等于沒有内涵；一切燦爛，如果沒有迸發，那就沒有燦爛；一切壯麗，如果沒有會聚，那就沒有壯麗。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現、迸發、會聚，都因群體效應産生了新質，與各自原先的形态已經完全不同。
因此，大唐既是中國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國文化的熔爐。
既是一種集合，又是一種冶煉。
唐代還有一個好處，它的文化太強了，因此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
說唐朝，就很難以宮廷争鬥掩蓋李白、杜甫。
而李白、杜甫，也很難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樣。
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顔真卿，主導了一系列響亮的政治行動，但人們對他的認知，仍然是書法家。
魯迅說，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
這大緻說得不錯，隻是有點誇張，因為沒有“自立”的“自覺”，很難長久成立。
唐代，就是一個文學自立的時代，并因自立而自覺。
文學的自立，不僅是對于政治，還對于哲學。
現代有研究者說，唐代缺少像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
這種說法也大緻不錯，但不必抱怨。
作為一種強大而壯麗的審美大爆發，不能不讓哲學的油燈黯淡了。
文學不必貫穿一種穩定而明确的哲學理念。
文學就是文學，隻從人格出發，不從理念出發；隻以形式為終點，不以教化為目的。
請問唐代那些大詩人各自信奉什麼學說？實在很難說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轉換，甚至同時幾種交糅。
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寫出千古佳作。
為什麼一個時代不能由文學走向深刻呢？為什麼一批文學家不能以美為目标，而必須以理念為目标？ 唐代文學，說起來太冗長。
我多年前在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鼓勵他們用投票的方式為唐代詩人排一個次序。
标準有兩個：一是詩人們真正抵達的文學高度；二是詩人們在後世被民衆喜愛的廣度。
北大學生投票的結果是這樣十名—— 第一名：李白； 第二名：杜甫； 第三名：王維； 第四名：白居易： 第五名：李商隐； 第六名：杜牧； 第七名：王之渙； 第八名：劉禹錫； 第九名：王昌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