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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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論述也具有了文學素質，主要是那些幹淨而雄辯的邏輯所造成的簡潔明快，讓人産生了一種閱讀上的愉悅。
當然，他們兩人實幹家的形象，也會幫助我們産生文字之外的動人想象。
更重要的是要讓出時間來看看第一等級，莊子和孟子。
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
在人生格調上，他與孔子很不一樣，顯得有點驕傲自恃，甚至盛氣淩人。
這在人際關系上好像是缺點，但在文學上就不一樣了。
他的文辭，大氣磅礴，浪卷潮湧，暢然無遮，情感濃烈，具有難以阻擋的感染力。
他讓中國語文，擺脫了左顧右盼的過度禮讓，連接成一種馬奔車馳的暢朗通道。
文脈到他，氣血健旺，精神抖擻，注入了一種“大丈夫”的生命格調。
但是，與他同一時期，一個幾乎與他同年的莊子出現了。
莊子從社會底層審察萬物，把什麼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禮法制度，也看穿了試圖改革的宏謀遠慮，因此對孟子這樣的浩蕩語氣也投之以懷疑。
豈止對孟子，他對人生都很懷疑。
真假的區分在何處？生死的界線在哪裡？他陷入了困惑，又繼之以嘲諷。
這就使他從禮義辯論中撤退，回到對生存意義的探尋，成了一個由思想家到文學家的大步躍升。
他的人生調子，遠遠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
但是這種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從世界和人生底部窺探，問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問題。
但僅僅是這樣，他還未必能成為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
他最傑出之處，是用極富想象力的寓言，講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而在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鮮明的藝術形象。
這一下，他就成了那個思想巨人時代的異類、一個充滿哲思的文學家。
《逍遙遊》、《秋水》、《人間世》、《德充符》、《齊物論》、《養生主》、《大宗師》……這些篇章，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也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流佳作。
此後曆史上一切有文學才華的學人，都不會不粘上莊子。
這個現象很奇怪，對于其他“子”，都因為思想觀念的差異而有明顯的取舍，但莊子卻例外。
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講的那些寓言故事，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與南天北海融為一體的自由精神，沒有人會不喜歡他時而巨鳥、時而大魚、時而飛蝶的想象空間。
在這個意義上，形象大于思維，文學大于哲學，活潑大于莊嚴。
四 我把莊子說成是“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但請注意，這隻是在“諸子”中的比較。
如果把範圍擴大，那麼，他在那個時代就不能奪冠了。
因為在南方，出現了一位比他小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那就是屈原。
屈原，是整個先秦時期的文學冠軍。
不僅如此，作為中國第一個大詩人，他以《離騷》和其他作品，為中國文脈輸入了強健的詩魂。
對于這種輸入，連李白、杜甫也頂禮膜拜。
因此，戴在他頭上的，已不應該僅僅是先秦的桂冠。
前面說到，中國文脈是從《詩經》開始的，所以對詩已不陌生。
然而，對詩人還深感陌生，何況是這麼偉岸的詩人。
《詩經》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詩大多是朝野禮儀風俗中的集體創作，那些名字很可能隻是采集者、整理者。
從内容看，《詩經》還不具備強烈而孤獨的主體性。
按照我給北京大學學生講述中國文化史時的說法，《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是“懸崖獨吟曲”。
這個懸崖獨吟者，出身貴族，但在文化姿态上，比莊子還要“傻”。
諸子百家都在大聲地宣講各種問題，連莊子也用寓言在啟迪世人，屈原卻不。
他不回答，不宣講，也不啟迪他人，隻是提問，沒完沒了地提問，而且似乎永遠無解。
從宣講到提問，從解答到無解，這就是諸子與屈原的區别。
說大了，也是學者和詩人的區别、教師和詩人的區别、謀士與詩人的區别。
劃出了這麼多區别，也就有了詩人。
從此，中國文脈出現了重大變化。
不再合唱，不再聚衆，不再宣講。
在主脈的地位，出現了行吟在江風草澤邊那個衣飾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貴，離群而憫人。
他不太像執掌文脈的人，但他執掌了；他被官場放逐，卻被文學請回；他似乎無處可去，卻終于無處不在。
屈原自己沒有想到，他給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開了一個大玩笑。
玩笑的項目有這樣兩個方面—— 一、大家都習慣于稱他“愛國詩人”，但他明明把“離”國作為他的主題。
他曾經為楚抗秦，但正是這個秦國，在他身後統一了中國，成了後世“愛國主義”概念中真正的“國”。
二、他寫的楚辭，艱深而華贍，民衆幾乎都不能讀懂，但他卻具備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節出現的全民歡慶，不分秦楚，不分雅俗。
這兩大玩笑也可以說是兩大誤會，卻對文脈意義重大。
第一個誤會說明，中國官場的政治權脈試圖拉攏文脈，為自己加持；第二個誤會說明，世俗的神祇崇拜也試圖借文脈，來自我提升。
總之，到了屈原，文脈已經健壯，被“政脈”和“世脈”深深觊觎，并頻頻拉扯。
說“綁架”太重，就說“強邀”吧。
雅靜的文脈，從此經常會被“政脈”、“世脈”頻頻強邀，衍生出一個個龐大的政治儀式和世俗儀式。
這種“靜脈擴張”，對文脈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但在屈原身上發生的事，對文脈尚無大害，因為再擴大、再熱鬧，屈原的作品并無損傷。
在圍繞着他的繁多“政脈”、“世脈”中間，文脈仍然能夠清晰找到，并保持着主幹地位。
記得幾年前有台灣大學學生問我，大陸民衆在端午節劃龍舟、吃粽子的遊戲，是否肢解了屈原？我回答：沒有。
屈原本人就重視民俗巫風中的祭祀儀式，後來，民衆也把他當做了祭祀對象。
屈原已經不僅僅是你們書房裡的那個屈原。
但是如果你們要找書房裡的屈原也不難，《離騷》、《九章》、《九歌》、《招魂》、《天問》自可細細去讀。
一動一靜，一祭一讀，都是屈原。
如此文脈，出入于文字内外，遊弋于山河之間，已經很成氣象。
五 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終于發生了，秦國縱橫宇内，終于完成了統一大業。
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在譴責秦始皇為了集權統治而“焚書坑儒”的暴行，嚴重斫傷了中國文化。
繁忙煙塵中的秦朝，所留文迹也不多，除了《呂氏春秋》，就是那位遊士政治家李斯了。
他寫的《谏逐客書》不錯，而我更佩服的是他書寫的那些石刻。
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
對秦始皇的譴責是應該的，但我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卻有另一番見解。
我認為，秦始皇有意做了兩件對不起文化的事，卻又無意做了了兩件對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
他統一中國，當然不是為了文學，卻為文學灌注了一種天下一統的宏偉氣概。
此後中國文學，不管什麼題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隐含。
李白寫道：“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可見這種氣概在幾百年後仍把詩人們籠罩。
王昌齡寫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裡長征人未還。
”秦人為後人開拓了情懷。
不僅如此，秦始皇還統一了文字，使中國文脈可以順暢地流瀉于九州大地。
這種順暢，尤其是在極大空間中的順暢，反過來又增添了中國文學對于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視野和責任。
這就使工具意義和精神意義，産生了相輔相成的互哺關系。
我在世界上各個古文明的廢墟間考察時，總會一次次想到秦始皇。
因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與文字語言的不統一有關。
如果當年秦始皇不及時以強權統一文字，那麼，中國文脈早就流逸不存了。
由于秦始皇既統一了中國又統一了文字，此後兩千多年，隻要是中國文人，不管生長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為文便是天下興亡、炎黃子孫；而且，不管面對着多麼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筆皆是漢字漢文，千裡相通。
總之，統一中國和統一文字，為中國文脈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間力量和技術力量。
秦代匆匆，無心文事，卻為中華文明的格局進行了重大奠基。
六 很快就到漢代了。
曆來對中國文脈有一種最表面、最通俗的文體概括，叫做：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
在這個概括中，最弱的是漢賦，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
是枚乘？是司馬相如？還是早一點的賈誼？是《七發》、《子虛》、《上林》？這無論如何有點拿不出手，因為前前後後一看，遠遠站着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啊。
就我本人而言，對漢賦，整體上不喜歡。
不喜歡它的鋪張，不喜歡它的富麗，不喜歡它的雕琢，不喜歡它的堆砌，不喜歡它的奇僻，當然，更不喜歡它的歌頌阿谀、不見風骨。
我的不喜歡，還有一個長久的心結，那就是從漢代以後二千年間，中國社會時時泛起的奉承文學，都以它為範本。
漢賦的産生是有原因的。
一個強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來了，确實處處讓人驚歎，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統治使很多文人漸漸都成了“潤色鴻業”的馴臣。
再加上漢武帝自己的愛好，那些辭賦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稱為“盛世宏文”。
幾重因素加在一起，那麼，漢賦也就志滿意得、恣肆揮灑。
文句間那層層渲染的排比、對偶、連詞，就怎麼也擋不住了。
這是文學史上的一種奇觀，如此抑揚頓挫、湧金疊銀、流光溢彩，确實也使漢語增添了不少詞藻功能和節奏功能。
說實話，我在研究漢代藝術史的時候曾從不少賦作中感受過當時當地的氣象，頗有收獲；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賦，畢竟那麼缺少思想、缺少個性、缺少真切、缺少誠懇，實在很難在中國文脈中占據太多正面地位。
這就像我們見過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時段置身重要職位，服飾考究，器宇軒昂，但一看内涵，卻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麼也不會真正入心入情，留于記憶。
這，也正是我在做過文學史、藝術史的各種系統闡述之後，特别要跳開來用挑剔的目光來檢索文脈的原因。
如果仍然在寫文學史，那就不應該表達那麼鮮明的取舍褒貶。
漢賦在我心中黯然失色，還有一個尴尬的因素，那就是，離它不遠，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和《史記》，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太陽。
大家可能看到，坊間有一本叫《中國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台大》的書，這是我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曆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課堂記錄，在大陸和台灣都成了暢銷書。
四十七堂課，每堂都曆時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課程。
用一年來講述四千年，無論怎麼說還是太匆忙，結果，即使對于長達五百年的明、清兩代，我也隻用了兩堂課來講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課）。
然而，我卻為一個人講了四堂課（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課）。
這個人就是司馬遷。
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現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
司馬遷在曆史學上的至高地位，我們在這裡暫且不說，隻說他的文學貢獻。
是他第一次，通過對一個個重要人物的生動刻畫，寫出了中國曆史的魂魄。
因此也可以說，他将中國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
更驚人的是，他在漢賦的包圍中，居然不用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更不用詞藻的鋪陳，而隻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錯落有緻的自然文句，做到了這一切。
于是，他也就告訴人們：能把千鈞曆史撬動起來浸潤到萬民心中的，隻有最本色的文學力量。
大家說，他借用文學寫好了曆史；我則說，他借用曆史印證了文學。
除了虛構之外，其他文學要素他都酣暢地運用到了極緻。
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沒有運用。
不要說他同時的漢賦，即使是此後兩千年的文學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訓斥，隻須一提司馬遷，大多就會從夢魇中驚醒，吓出一身冷汗。
除非，那些人沒讀過司馬遷，或讀不懂司馬遷。
我曾一再論述，就散文而言，司馬遷是中國古代第一支筆。
他超過“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說其他什麼派了。
“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幾個不錯，但與司馬遷一比，格局小了，又有點“做”。
這放到後面再說吧。
七 不要快速地跳到唐代去。
由漢至唐，世情紛亂，而文脈健旺。
我對于魏晉文脈的梳理，大緻分為“三段論”—— 首先，不管大家是否樂見，第一個在戰火硝煙中接續文脈的，是曹操。
我曾在《叢林邊的那一家》中寫道：“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我還拿同時代寫了感人散文《出師表》的諸葛亮和曹操相比，結論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遺漏了曹操都是難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諸葛亮也是難于想象的。
” 曹操的軍事權謀形象在中國民間早就凝固，卻缺少他在文學中的身份。
然而，當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為中國熟語的詩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筆，常常會大吃一驚。
哪些熟語？例如：“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
當然，他們兩人實幹家的形象，也會幫助我們産生文字之外的動人想象。
更重要的是要讓出時間來看看第一等級，莊子和孟子。
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
在人生格調上，他與孔子很不一樣，顯得有點驕傲自恃，甚至盛氣淩人。
這在人際關系上好像是缺點，但在文學上就不一樣了。
他的文辭，大氣磅礴，浪卷潮湧，暢然無遮，情感濃烈，具有難以阻擋的感染力。
他讓中國語文，擺脫了左顧右盼的過度禮讓，連接成一種馬奔車馳的暢朗通道。
文脈到他，氣血健旺，精神抖擻，注入了一種“大丈夫”的生命格調。
但是，與他同一時期，一個幾乎與他同年的莊子出現了。
莊子從社會底層審察萬物，把什麼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禮法制度，也看穿了試圖改革的宏謀遠慮，因此對孟子這樣的浩蕩語氣也投之以懷疑。
豈止對孟子，他對人生都很懷疑。
真假的區分在何處？生死的界線在哪裡？他陷入了困惑，又繼之以嘲諷。
這就使他從禮義辯論中撤退，回到對生存意義的探尋，成了一個由思想家到文學家的大步躍升。
他的人生調子，遠遠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
但是這種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從世界和人生底部窺探，問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問題。
但僅僅是這樣，他還未必能成為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
他最傑出之處，是用極富想象力的寓言，講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而在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鮮明的藝術形象。
這一下，他就成了那個思想巨人時代的異類、一個充滿哲思的文學家。
《逍遙遊》、《秋水》、《人間世》、《德充符》、《齊物論》、《養生主》、《大宗師》……這些篇章，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也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流佳作。
此後曆史上一切有文學才華的學人，都不會不粘上莊子。
這個現象很奇怪，對于其他“子”，都因為思想觀念的差異而有明顯的取舍，但莊子卻例外。
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講的那些寓言故事，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與南天北海融為一體的自由精神，沒有人會不喜歡他時而巨鳥、時而大魚、時而飛蝶的想象空間。
在這個意義上，形象大于思維，文學大于哲學，活潑大于莊嚴。
四 我把莊子說成是“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但請注意，這隻是在“諸子”中的比較。
如果把範圍擴大，那麼，他在那個時代就不能奪冠了。
因為在南方，出現了一位比他小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那就是屈原。
屈原，是整個先秦時期的文學冠軍。
不僅如此，作為中國第一個大詩人，他以《離騷》和其他作品，為中國文脈輸入了強健的詩魂。
對于這種輸入，連李白、杜甫也頂禮膜拜。
因此，戴在他頭上的，已不應該僅僅是先秦的桂冠。
前面說到，中國文脈是從《詩經》開始的，所以對詩已不陌生。
然而，對詩人還深感陌生，何況是這麼偉岸的詩人。
《詩經》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詩大多是朝野禮儀風俗中的集體創作，那些名字很可能隻是采集者、整理者。
從内容看，《詩經》還不具備強烈而孤獨的主體性。
按照我給北京大學學生講述中國文化史時的說法，《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是“懸崖獨吟曲”。
這個懸崖獨吟者，出身貴族，但在文化姿态上，比莊子還要“傻”。
諸子百家都在大聲地宣講各種問題，連莊子也用寓言在啟迪世人，屈原卻不。
他不回答，不宣講，也不啟迪他人，隻是提問，沒完沒了地提問，而且似乎永遠無解。
從宣講到提問，從解答到無解，這就是諸子與屈原的區别。
說大了，也是學者和詩人的區别、教師和詩人的區别、謀士與詩人的區别。
劃出了這麼多區别，也就有了詩人。
從此，中國文脈出現了重大變化。
不再合唱，不再聚衆，不再宣講。
在主脈的地位，出現了行吟在江風草澤邊那個衣飾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貴，離群而憫人。
他不太像執掌文脈的人，但他執掌了；他被官場放逐，卻被文學請回；他似乎無處可去，卻終于無處不在。
屈原自己沒有想到，他給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開了一個大玩笑。
玩笑的項目有這樣兩個方面—— 一、大家都習慣于稱他“愛國詩人”，但他明明把“離”國作為他的主題。
他曾經為楚抗秦，但正是這個秦國，在他身後統一了中國，成了後世“愛國主義”概念中真正的“國”。
二、他寫的楚辭，艱深而華贍，民衆幾乎都不能讀懂，但他卻具備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節出現的全民歡慶，不分秦楚，不分雅俗。
這兩大玩笑也可以說是兩大誤會，卻對文脈意義重大。
第一個誤會說明，中國官場的政治權脈試圖拉攏文脈，為自己加持；第二個誤會說明，世俗的神祇崇拜也試圖借文脈，來自我提升。
總之，到了屈原，文脈已經健壯，被“政脈”和“世脈”深深觊觎，并頻頻拉扯。
說“綁架”太重，就說“強邀”吧。
雅靜的文脈，從此經常會被“政脈”、“世脈”頻頻強邀，衍生出一個個龐大的政治儀式和世俗儀式。
這種“靜脈擴張”，對文脈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但在屈原身上發生的事，對文脈尚無大害，因為再擴大、再熱鬧，屈原的作品并無損傷。
在圍繞着他的繁多“政脈”、“世脈”中間，文脈仍然能夠清晰找到，并保持着主幹地位。
記得幾年前有台灣大學學生問我，大陸民衆在端午節劃龍舟、吃粽子的遊戲，是否肢解了屈原？我回答：沒有。
屈原本人就重視民俗巫風中的祭祀儀式，後來，民衆也把他當做了祭祀對象。
屈原已經不僅僅是你們書房裡的那個屈原。
但是如果你們要找書房裡的屈原也不難，《離騷》、《九章》、《九歌》、《招魂》、《天問》自可細細去讀。
一動一靜，一祭一讀，都是屈原。
如此文脈，出入于文字内外，遊弋于山河之間，已經很成氣象。
五 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終于發生了，秦國縱橫宇内，終于完成了統一大業。
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在譴責秦始皇為了集權統治而“焚書坑儒”的暴行，嚴重斫傷了中國文化。
繁忙煙塵中的秦朝，所留文迹也不多，除了《呂氏春秋》，就是那位遊士政治家李斯了。
他寫的《谏逐客書》不錯，而我更佩服的是他書寫的那些石刻。
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
對秦始皇的譴責是應該的，但我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卻有另一番見解。
我認為，秦始皇有意做了兩件對不起文化的事，卻又無意做了了兩件對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
他統一中國，當然不是為了文學，卻為文學灌注了一種天下一統的宏偉氣概。
此後中國文學，不管什麼題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隐含。
李白寫道：“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可見這種氣概在幾百年後仍把詩人們籠罩。
王昌齡寫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裡長征人未還。
”秦人為後人開拓了情懷。
不僅如此，秦始皇還統一了文字，使中國文脈可以順暢地流瀉于九州大地。
這種順暢，尤其是在極大空間中的順暢，反過來又增添了中國文學對于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視野和責任。
這就使工具意義和精神意義，産生了相輔相成的互哺關系。
我在世界上各個古文明的廢墟間考察時，總會一次次想到秦始皇。
因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與文字語言的不統一有關。
如果當年秦始皇不及時以強權統一文字，那麼，中國文脈早就流逸不存了。
由于秦始皇既統一了中國又統一了文字，此後兩千多年，隻要是中國文人，不管生長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為文便是天下興亡、炎黃子孫；而且，不管面對着多麼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筆皆是漢字漢文，千裡相通。
總之，統一中國和統一文字，為中國文脈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間力量和技術力量。
秦代匆匆，無心文事，卻為中華文明的格局進行了重大奠基。
六 很快就到漢代了。
曆來對中國文脈有一種最表面、最通俗的文體概括，叫做：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
在這個概括中，最弱的是漢賦，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
是枚乘？是司馬相如？還是早一點的賈誼？是《七發》、《子虛》、《上林》？這無論如何有點拿不出手，因為前前後後一看，遠遠站着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啊。
就我本人而言，對漢賦，整體上不喜歡。
不喜歡它的鋪張，不喜歡它的富麗，不喜歡它的雕琢，不喜歡它的堆砌，不喜歡它的奇僻，當然，更不喜歡它的歌頌阿谀、不見風骨。
我的不喜歡，還有一個長久的心結，那就是從漢代以後二千年間，中國社會時時泛起的奉承文學，都以它為範本。
漢賦的産生是有原因的。
一個強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來了，确實處處讓人驚歎，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統治使很多文人漸漸都成了“潤色鴻業”的馴臣。
再加上漢武帝自己的愛好，那些辭賦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稱為“盛世宏文”。
幾重因素加在一起，那麼，漢賦也就志滿意得、恣肆揮灑。
文句間那層層渲染的排比、對偶、連詞，就怎麼也擋不住了。
這是文學史上的一種奇觀，如此抑揚頓挫、湧金疊銀、流光溢彩，确實也使漢語增添了不少詞藻功能和節奏功能。
說實話，我在研究漢代藝術史的時候曾從不少賦作中感受過當時當地的氣象，頗有收獲；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賦，畢竟那麼缺少思想、缺少個性、缺少真切、缺少誠懇，實在很難在中國文脈中占據太多正面地位。
這就像我們見過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時段置身重要職位，服飾考究，器宇軒昂，但一看内涵，卻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麼也不會真正入心入情，留于記憶。
這，也正是我在做過文學史、藝術史的各種系統闡述之後，特别要跳開來用挑剔的目光來檢索文脈的原因。
如果仍然在寫文學史，那就不應該表達那麼鮮明的取舍褒貶。
漢賦在我心中黯然失色，還有一個尴尬的因素，那就是，離它不遠，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和《史記》，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太陽。
大家可能看到，坊間有一本叫《中國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台大》的書，這是我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曆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課堂記錄，在大陸和台灣都成了暢銷書。
四十七堂課，每堂都曆時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課程。
用一年來講述四千年，無論怎麼說還是太匆忙，結果，即使對于長達五百年的明、清兩代，我也隻用了兩堂課來講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課）。
然而，我卻為一個人講了四堂課（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課）。
這個人就是司馬遷。
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現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
司馬遷在曆史學上的至高地位，我們在這裡暫且不說，隻說他的文學貢獻。
是他第一次，通過對一個個重要人物的生動刻畫，寫出了中國曆史的魂魄。
因此也可以說，他将中國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
更驚人的是，他在漢賦的包圍中，居然不用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更不用詞藻的鋪陳，而隻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錯落有緻的自然文句，做到了這一切。
于是，他也就告訴人們：能把千鈞曆史撬動起來浸潤到萬民心中的，隻有最本色的文學力量。
大家說，他借用文學寫好了曆史；我則說，他借用曆史印證了文學。
除了虛構之外，其他文學要素他都酣暢地運用到了極緻。
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沒有運用。
不要說他同時的漢賦，即使是此後兩千年的文學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訓斥，隻須一提司馬遷，大多就會從夢魇中驚醒，吓出一身冷汗。
除非，那些人沒讀過司馬遷，或讀不懂司馬遷。
我曾一再論述，就散文而言，司馬遷是中國古代第一支筆。
他超過“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說其他什麼派了。
“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幾個不錯，但與司馬遷一比，格局小了，又有點“做”。
這放到後面再說吧。
七 不要快速地跳到唐代去。
由漢至唐，世情紛亂，而文脈健旺。
我對于魏晉文脈的梳理，大緻分為“三段論”—— 首先，不管大家是否樂見，第一個在戰火硝煙中接續文脈的，是曹操。
我曾在《叢林邊的那一家》中寫道：“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我還拿同時代寫了感人散文《出師表》的諸葛亮和曹操相比，結論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遺漏了曹操都是難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諸葛亮也是難于想象的。
” 曹操的軍事權謀形象在中國民間早就凝固，卻缺少他在文學中的身份。
然而，當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為中國熟語的詩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筆，常常會大吃一驚。
哪些熟語？例如：“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