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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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
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現，隻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就像那一條倔犟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
正是這條天際線，使我們知道那個天地之大，以及那個天地之限，并領略了一種注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
因為太重要，又處于隐潛狀态，就特别容易産生誤會。
因此，我們必須開宗明義，指出那些最常見的理論岔道，不讓它們來幹擾文脈的潛流—— 一、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民間主流； 三、這股潛流，屬于文學，并不從屬于哲學學派； 四、這股潛流，雖然重要，但體量不大； 五、這股潛流，并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斷多續少； 六、這股潛流，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尋得這股潛流，是做減法的結果。
我一向主張，研究文化和文學，先做加法，後做減法。
減法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
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
減法難做，首先是因為人們千百年來一直處于文化匮乏狀态，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膽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鑒高度，與多數轟傳一時的文化現象相比，“得脈”者沒有那麼多知音。
大膽取舍，需要銳利斧钺。
但是，手握這種斧钺的人，總是在開山辟路。
那些隻會坐在涼棚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人，大多不懂斧钺。
開山辟路的人沒有時間參與評論，由此造成了等級的倒錯、文脈的失落。
等級，是文脈的生命。
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财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
文學的等級，與官階、财富、療效、傳播等因素完全無關，隻由一種沒有明顯标志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
其他行業也講品位，但那隻是附加，而不像文學，是唯一。
總之，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成文脈。
但是，這中間的所有流程，都沒有清晰路标。
這一來，事情就麻煩了。
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果讓人擔憂。
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蒙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着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之為“豔若桃花”。
頗讓人不安的，是目前電視上某些文物鑒定和拍賣節目，隻要牽涉到明清和近代書畫，就對作者的文化地位無限拔高。
初一聽，溢美古人，無可厚非，但是這種事情不斷重複也就颠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級。
就像一座十層高塔，本來輪廓清晰，突然底下幾層要自成天台，那麼上面的幾層隻能坍塌。
試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國古代一流詩人”，那麼，我們隻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詩》付之一炬了。
書法也是一樣，一個驚人的天價投向一份中等水準的筆墨，就像一堆黃金把中國書法史的天平壓垮了。
面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歎：“文脈既隐，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
” 照理，文物專家不懂文脈，億萬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
但現在，現代傳媒的滲透力度，拍賣資金的強烈誤導，使很多人難以抵拒地接受了這種空前的“文化改寫”，結果實在有點恐怖。
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
這是典型的“文學民粹主義”，似是而非。
就個人而言，不經過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違背了“自由”的本義；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會失去民族的大道、人類的尊嚴，一切都将在衆聲喧嘩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隻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衆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麼，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将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後來為民衆知道，并非民衆自己的行為。
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體會他們的内涵。
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便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秀文學基本無關。
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
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範本。
為此，應努力撥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讨。
選擇自可不同，目标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牆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淨衆人耳目，呼喚亘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
由此，中華文化的複興，才有可能。
二 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漢字大約起源于五千多年前。
較系統的運用，大約在四千年前。
不斷出現的考古成果既證明着這個年份，又質疑着這個年份。
據我比較保守的估計，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驚人發現。
漢字産生之後，經由“象形——表意——形聲”這幾個階段，開始用最簡單的方法記載曆史，例如王朝譜牒。
應該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當成熟。
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還構不成文學意義上的“文脈之始”。
文學，必須由“意指”走向“意味”。
這與現代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有點關系。
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構成完整的審美。
這種完整，隻有後來的《詩經》，才能充分滿足。
《詩經》産生的時間，大概離現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
然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雖然在文句上還沒有構成“文脈之始”，但在書法上卻已構成了。
如果我們把“文脈”擴大到書法，那麼，它就以“形式領先”的方式開始于商代，比《詩經》早，卻又有所交錯。
正因為此，我很喜歡去河南安陽，長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銅器發呆。
甲骨文多半被讀解了，但我總覺得那裡還埋藏着孕育中國文脈的神秘因子。
一個橫貫幾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裡啟航，而直到今天，那個老碼頭還是平靜得寂然無聲。
終于聽到聲音了，那是《詩經》。
《詩經》使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
這種香氣和聲音，将散布久遠，至今還聞到、聽到。
十餘年前在巴格達的巴比倫遺址，我讀到了從楔形文字破譯的古代詩歌。
那些詩歌是悲哀的，慌張的，絕望的，好像強敵剛剛離去，很快就會回來。
因此，歌唱者隻能擡頭盼望神祇，苦苦哀求。
這種神情，與那片土地有關。
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橫掃，人們除了奔逃還是奔逃，因此詩句中有一些生命邊緣的吟詠，彌足珍貴。
但是，那些吟詠過于匆忙和粗糙，尚未進入成熟的文學形态，又因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斷，沒有構成下傳之脈。
同樣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沒見過古代留下的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
盧克索太陽神廟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譯，卻并無文學意義。
過于封閉、過于保守的一個個王朝，曾經留下了帝脈，而不是文脈。
即便有氣脈，也不是詩脈。
印度在古代是有燦爛的文學、詩歌、梵劇、理論，但大多是圍繞着“大梵天”的超驗世界。
同樣是農耕文明，卻缺少土地的氣息和世俗的表情。
《詩經》的吟唱者們當然不知道有這種對比，但我們一對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
其實，它找到的，也是後代的中國。
《詩經》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
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愛情。
這種愛情那麼“無邪”，既大膽又羞怯，既溫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風尚。
在藝術上，那些充滿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來，成了中國文學起跑點的磚砌路基。
那些疊章反複，讓人立即想到，這不僅僅是文學，還是音樂，還是舞蹈。
一切動作感漲滿其間，卻又毫不魯莽，優雅地引發鄉間村樂，詠之于江邊白露，舞之于月下喬木。
終于由時間定格，凝為經典。
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恒河畔的玄幻。
《詩經》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制的譴責和愉悅。
但是，寫到這裡必須趕快說明，在《詩經》的這種平實風格後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傳說背景。
傳說分兩種：第一種是“祖王傳說”，有關黃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種是“神話傳說”，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
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念，傳說和神話雖然虛無缥缈，卻對一個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
這在中華民族身上尤其明顯，誰都知道，有關黃帝、炎帝、蚩尤的傳說，決定了我們的身份；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的傳說，則決定了我們的氣質。
這兩種傳說，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後一種神話傳說，因為它們為一個龐大的人種提供了鴻蒙的詩意。
即便是離得最近的《詩經》，也在平實的麥香氣中熔鑄着偉大和奇麗。
于是，我們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神話傳說，刻寫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詩經》，中國文化隆重上路。
其實，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出場前的精神背景。
先秦諸子出場，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們一起組成了一個“軸心時代”，标志着人類智能的大爆發。
現代研究者們着眼最多的，是各地巨人們在當時的不同思想成果，卻很少關注他們身上帶着什麼樣的文化基因。
三 先秦諸子，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文學家。
但是，他們要讓自己的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運用文學手段。
而且，有一些思維方式，從産生到完成都必須仰賴自然、譬引鳥獸、傾注情感、形成寓言，這也就成了文學形态。
思想家和哲學家在運用文學手段的時候，有人永遠把它當做手段，有人則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實也算得上是一個文學家。
先秦諸子由于社會影響巨大，曆史貢獻卓著，因此對中國文脈的形成有特殊貢獻。
但是，這種貢獻與他們在思想和哲學上的貢獻，并不一緻。
我對先秦諸子的文學品相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等級：莊子、孟子； 第二等級：老子、孔子； 第三等級：韓非子、墨子。
在這三個等級中，處于第一等級的莊子和孟子已經是文學家，而莊子則是一位大文學家。
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級，實在有點委屈這兩位精神巨匠了。
我想他們本人都無心于自身的文學建樹，但是，雖無心卻有大建樹。
這便是天才，這便是偉大。
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這個排列有點難。
相比之下，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萦懷；相比之下，老子的聲音，是铿锵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
孔子開創了中國語錄式的散文體裁，使散文成為一種有可能承載厚重責任、端莊思維的文體。
孔子的厚重和端莊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個健康君子的斯文潇灑。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後來成了千年正統，因此他的文風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
他的文風給予中國曆史的，是一種樸實的正氣，這就直接成了中國文脈的一種基調。
中國文脈，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種樸實的正氣卻颠撲不滅。
因此，孔子于文，功勞赫赫。
本來，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學上站在老子面前，誰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創獨例。
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義，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外借。
在老子面前，語言已成為無可辯駁的天道，甚至無須任何解釋、過渡、調和、溝通。
這讓中國語文，進入了一個幾乎空前絕後的聖哲高台。
我聽不止一位西方哲學家說：“僅從語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學。
孔子不如老子果斷，因此在外人看來，更像一個教育家、社會評論家。
” 外國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從譯文感知“最高哲學”的所在，可見老子的表達有一種“骨子裡”的高度。
有一段時間，德國人曾驕傲地說：“全世界的哲學都是用德文寫的。
”這當然是故意的自我誇耀，但平心而論，回顧以前幾百年，德國人也确實有說這種“大話”的底氣。
然而，當他們讀到老子就開始不說這種話了。
據統計，現在幾乎每個德國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書，其普及度遠遠超過老子的家鄉中國。
我一直主張，一切中國文化的繼承者，都應該虔誠背誦老子那些斬釘截鐵的語言，而不要在後世那些層級不高的文言文上厮磨太久。
說完第二等級，我順便說一下第三等級。
韓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學，有時甚至明确排斥。
但是，他
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現，隻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就像那一條倔犟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
正是這條天際線，使我們知道那個天地之大，以及那個天地之限，并領略了一種注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
因為太重要，又處于隐潛狀态，就特别容易産生誤會。
因此，我們必須開宗明義，指出那些最常見的理論岔道，不讓它們來幹擾文脈的潛流—— 一、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民間主流； 三、這股潛流，屬于文學，并不從屬于哲學學派； 四、這股潛流，雖然重要，但體量不大； 五、這股潛流，并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斷多續少； 六、這股潛流，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尋得這股潛流，是做減法的結果。
我一向主張，研究文化和文學，先做加法，後做減法。
減法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
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
減法難做，首先是因為人們千百年來一直處于文化匮乏狀态，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膽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鑒高度，與多數轟傳一時的文化現象相比，“得脈”者沒有那麼多知音。
大膽取舍，需要銳利斧钺。
但是，手握這種斧钺的人，總是在開山辟路。
那些隻會坐在涼棚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人，大多不懂斧钺。
開山辟路的人沒有時間參與評論，由此造成了等級的倒錯、文脈的失落。
等級，是文脈的生命。
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财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
文學的等級，與官階、财富、療效、傳播等因素完全無關，隻由一種沒有明顯标志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
其他行業也講品位，但那隻是附加，而不像文學，是唯一。
總之，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成文脈。
但是，這中間的所有流程，都沒有清晰路标。
這一來，事情就麻煩了。
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果讓人擔憂。
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蒙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着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之為“豔若桃花”。
頗讓人不安的，是目前電視上某些文物鑒定和拍賣節目，隻要牽涉到明清和近代書畫，就對作者的文化地位無限拔高。
初一聽，溢美古人，無可厚非，但是這種事情不斷重複也就颠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級。
就像一座十層高塔，本來輪廓清晰，突然底下幾層要自成天台，那麼上面的幾層隻能坍塌。
試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國古代一流詩人”，那麼，我們隻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詩》付之一炬了。
書法也是一樣，一個驚人的天價投向一份中等水準的筆墨，就像一堆黃金把中國書法史的天平壓垮了。
面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歎：“文脈既隐，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
” 照理，文物專家不懂文脈，億萬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
但現在，現代傳媒的滲透力度，拍賣資金的強烈誤導，使很多人難以抵拒地接受了這種空前的“文化改寫”，結果實在有點恐怖。
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
這是典型的“文學民粹主義”，似是而非。
就個人而言，不經過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違背了“自由”的本義；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會失去民族的大道、人類的尊嚴，一切都将在衆聲喧嘩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隻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衆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麼，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将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後來為民衆知道，并非民衆自己的行為。
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體會他們的内涵。
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便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秀文學基本無關。
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
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範本。
為此，應努力撥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讨。
選擇自可不同，目标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牆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淨衆人耳目，呼喚亘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
由此，中華文化的複興，才有可能。
二 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漢字大約起源于五千多年前。
較系統的運用，大約在四千年前。
不斷出現的考古成果既證明着這個年份，又質疑着這個年份。
據我比較保守的估計，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驚人發現。
漢字産生之後，經由“象形——表意——形聲”這幾個階段，開始用最簡單的方法記載曆史，例如王朝譜牒。
應該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當成熟。
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還構不成文學意義上的“文脈之始”。
文學，必須由“意指”走向“意味”。
這與現代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有點關系。
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構成完整的審美。
這種完整，隻有後來的《詩經》，才能充分滿足。
《詩經》産生的時間，大概離現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
然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雖然在文句上還沒有構成“文脈之始”，但在書法上卻已構成了。
如果我們把“文脈”擴大到書法，那麼，它就以“形式領先”的方式開始于商代，比《詩經》早，卻又有所交錯。
正因為此，我很喜歡去河南安陽，長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銅器發呆。
甲骨文多半被讀解了，但我總覺得那裡還埋藏着孕育中國文脈的神秘因子。
一個橫貫幾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裡啟航，而直到今天，那個老碼頭還是平靜得寂然無聲。
終于聽到聲音了，那是《詩經》。
《詩經》使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
這種香氣和聲音，将散布久遠，至今還聞到、聽到。
十餘年前在巴格達的巴比倫遺址，我讀到了從楔形文字破譯的古代詩歌。
那些詩歌是悲哀的，慌張的，絕望的，好像強敵剛剛離去，很快就會回來。
因此，歌唱者隻能擡頭盼望神祇，苦苦哀求。
這種神情，與那片土地有關。
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橫掃，人們除了奔逃還是奔逃，因此詩句中有一些生命邊緣的吟詠，彌足珍貴。
但是，那些吟詠過于匆忙和粗糙，尚未進入成熟的文學形态，又因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斷，沒有構成下傳之脈。
同樣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沒見過古代留下的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
盧克索太陽神廟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譯，卻并無文學意義。
過于封閉、過于保守的一個個王朝，曾經留下了帝脈，而不是文脈。
即便有氣脈，也不是詩脈。
印度在古代是有燦爛的文學、詩歌、梵劇、理論，但大多是圍繞着“大梵天”的超驗世界。
同樣是農耕文明，卻缺少土地的氣息和世俗的表情。
《詩經》的吟唱者們當然不知道有這種對比，但我們一對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
其實，它找到的，也是後代的中國。
《詩經》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
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愛情。
這種愛情那麼“無邪”，既大膽又羞怯，既溫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風尚。
在藝術上，那些充滿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來，成了中國文學起跑點的磚砌路基。
那些疊章反複，讓人立即想到，這不僅僅是文學，還是音樂，還是舞蹈。
一切動作感漲滿其間，卻又毫不魯莽，優雅地引發鄉間村樂，詠之于江邊白露，舞之于月下喬木。
終于由時間定格，凝為經典。
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恒河畔的玄幻。
《詩經》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制的譴責和愉悅。
但是，寫到這裡必須趕快說明，在《詩經》的這種平實風格後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傳說背景。
傳說分兩種：第一種是“祖王傳說”，有關黃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種是“神話傳說”，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
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念，傳說和神話雖然虛無缥缈，卻對一個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
這在中華民族身上尤其明顯，誰都知道，有關黃帝、炎帝、蚩尤的傳說，決定了我們的身份；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的傳說，則決定了我們的氣質。
這兩種傳說，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後一種神話傳說，因為它們為一個龐大的人種提供了鴻蒙的詩意。
即便是離得最近的《詩經》，也在平實的麥香氣中熔鑄着偉大和奇麗。
于是，我們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神話傳說，刻寫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詩經》，中國文化隆重上路。
其實，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出場前的精神背景。
先秦諸子出場，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們一起組成了一個“軸心時代”，标志着人類智能的大爆發。
現代研究者們着眼最多的，是各地巨人們在當時的不同思想成果，卻很少關注他們身上帶着什麼樣的文化基因。
三 先秦諸子，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文學家。
但是，他們要讓自己的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運用文學手段。
而且，有一些思維方式，從産生到完成都必須仰賴自然、譬引鳥獸、傾注情感、形成寓言，這也就成了文學形态。
思想家和哲學家在運用文學手段的時候，有人永遠把它當做手段，有人則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實也算得上是一個文學家。
先秦諸子由于社會影響巨大，曆史貢獻卓著，因此對中國文脈的形成有特殊貢獻。
但是，這種貢獻與他們在思想和哲學上的貢獻，并不一緻。
我對先秦諸子的文學品相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等級：莊子、孟子； 第二等級：老子、孔子； 第三等級：韓非子、墨子。
在這三個等級中，處于第一等級的莊子和孟子已經是文學家，而莊子則是一位大文學家。
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級，實在有點委屈這兩位精神巨匠了。
我想他們本人都無心于自身的文學建樹，但是，雖無心卻有大建樹。
這便是天才，這便是偉大。
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這個排列有點難。
相比之下，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萦懷；相比之下，老子的聲音，是铿锵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
孔子開創了中國語錄式的散文體裁，使散文成為一種有可能承載厚重責任、端莊思維的文體。
孔子的厚重和端莊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個健康君子的斯文潇灑。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後來成了千年正統，因此他的文風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
他的文風給予中國曆史的，是一種樸實的正氣，這就直接成了中國文脈的一種基調。
中國文脈，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種樸實的正氣卻颠撲不滅。
因此，孔子于文，功勞赫赫。
本來，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學上站在老子面前，誰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創獨例。
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義，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外借。
在老子面前，語言已成為無可辯駁的天道，甚至無須任何解釋、過渡、調和、溝通。
這讓中國語文，進入了一個幾乎空前絕後的聖哲高台。
我聽不止一位西方哲學家說：“僅從語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學。
孔子不如老子果斷，因此在外人看來，更像一個教育家、社會評論家。
” 外國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從譯文感知“最高哲學”的所在，可見老子的表達有一種“骨子裡”的高度。
有一段時間，德國人曾驕傲地說：“全世界的哲學都是用德文寫的。
”這當然是故意的自我誇耀，但平心而論，回顧以前幾百年，德國人也确實有說這種“大話”的底氣。
然而，當他們讀到老子就開始不說這種話了。
據統計，現在幾乎每個德國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書，其普及度遠遠超過老子的家鄉中國。
我一直主張，一切中國文化的繼承者，都應該虔誠背誦老子那些斬釘截鐵的語言，而不要在後世那些層級不高的文言文上厮磨太久。
說完第二等級，我順便說一下第三等級。
韓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學，有時甚至明确排斥。
但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