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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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愛的父親走完了他89個歲月的人生旅程，因病溘然辭世。
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當日向國内外發出專訊後，《李自成》的許多熱心讀者紛紛來電來信，除對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無不關切地詢問：《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經完成？何時出版？當時我曾通過報界告訴大家：我父親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并交中國青年出版社編排，很快即可奉獻給廣大讀者。
我之所以說“基本完成”，是因為父親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錄音書稿，之後經不斷修改，部分單元在《小說》上連載，受到讀者和專家好評，但是他總感到離他的藝術追求尚有距離，而視為“未定稿”不願拿出來出版。
即使已經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樣視之，計劃待四、五卷經修訂出版後，連同前三卷再仔細修訂一遍，全書才算最終定稿。
有的讀者詢問：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為什麼四、五卷拖了這麼多年？對于這個問題，我父親的前助手、現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為姚老“太認真”，“太苛求自己”。
的确如此。
譬如父親為了寫好決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朝命運，改變中國近三百年曆史的“成敗存亡關頭”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單元，除了花費大量時間查閱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顧年邁去山海關、通山等處實地考察外，對耗費數年心血寫成的二三十萬字書稿，很不滿意，毫不惋惜地用紅鉛筆寫上“作廢”二字，棄之文件櫃一角。
然後重頭再寫，以緻光陰這樣一天天逝去。
父親對創作如此認真，如此苛求，充分體現了他們一代老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和個性：對作品、對讀者、對祖國文學事業的高度使命感和責任感。
誠然，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人人都不能違背的自然規律。
父親到了晚年，尤其是進人80高齡以後，雖依然壯志滿懷，雄心不減，每天淩晨兩三點鐘就起床寫作，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息天，但畢竟年齡不饒人，體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寫作進度更顯減慢；原本能較易越過的創作中的“障礙”和“高山”，現在攀援時顯得力不從心。
為此，父親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并唯恐全書寫不完，随他百年而去。
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寫作過于緊張勞累而突發中風倒在書桌旁，住進醫院的第一天夜間，仍然頑強地起床寫作。
我在困睡中，恍惚聽到撲通一聲而驚醒，看見父親躺在床邊的地上。
我一邊呼叫“怎麼啦！”一邊把他擡到病床上。
父親卻說：“我要起來寫《李自成》，寫不完對不起讀者。
”我一時語塞，無言勸慰，而禁不住淚流滿面。
還令人難忘的是，今年春節前夕，父親病情日趨加重，陳昌本等中國作協領導來家慰問，他在床榻前告訴父親，作協已決定将《李自成》作為十部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向建國五十周年獻禮。
父親聽後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緩慢地低聲吐出六個字：“功勞是大家的。
”這是父親的肺腑之言。
因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創作歲月中，曾先後得到毛澤東。
鄧小這是平等中央和各級領導同志的巨大關懷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過了艱難歲月，使《李自成》創作得以繼續下去，成為“十年浩劫”及其後百廢待興中最幸運的老作家。
同時，數十年來，父親也得到許許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和鼎力幫助。
對此，父親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謝的。
例如，1977年開始給父親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錄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
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當日向國内外發出專訊後，《李自成》的許多熱心讀者紛紛來電來信，除對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無不關切地詢問：《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經完成？何時出版？當時我曾通過報界告訴大家：我父親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并交中國青年出版社編排，很快即可奉獻給廣大讀者。
我之所以說“基本完成”，是因為父親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錄音書稿，之後經不斷修改，部分單元在《小說》上連載，受到讀者和專家好評，但是他總感到離他的藝術追求尚有距離，而視為“未定稿”不願拿出來出版。
即使已經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樣視之，計劃待四、五卷經修訂出版後，連同前三卷再仔細修訂一遍，全書才算最終定稿。
有的讀者詢問：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為什麼四、五卷拖了這麼多年？對于這個問題，我父親的前助手、現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為姚老“太認真”，“太苛求自己”。
的确如此。
譬如父親為了寫好決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朝命運，改變中國近三百年曆史的“成敗存亡關頭”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單元，除了花費大量時間查閱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顧年邁去山海關、通山等處實地考察外，對耗費數年心血寫成的二三十萬字書稿，很不滿意，毫不惋惜地用紅鉛筆寫上“作廢”二字，棄之文件櫃一角。
然後重頭再寫，以緻光陰這樣一天天逝去。
父親對創作如此認真，如此苛求，充分體現了他們一代老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和個性：對作品、對讀者、對祖國文學事業的高度使命感和責任感。
誠然，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人人都不能違背的自然規律。
父親到了晚年，尤其是進人80高齡以後，雖依然壯志滿懷，雄心不減，每天淩晨兩三點鐘就起床寫作，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息天，但畢竟年齡不饒人，體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寫作進度更顯減慢；原本能較易越過的創作中的“障礙”和“高山”，現在攀援時顯得力不從心。
為此，父親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并唯恐全書寫不完，随他百年而去。
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寫作過于緊張勞累而突發中風倒在書桌旁，住進醫院的第一天夜間，仍然頑強地起床寫作。
我在困睡中，恍惚聽到撲通一聲而驚醒，看見父親躺在床邊的地上。
我一邊呼叫“怎麼啦！”一邊把他擡到病床上。
父親卻說：“我要起來寫《李自成》，寫不完對不起讀者。
”我一時語塞，無言勸慰，而禁不住淚流滿面。
還令人難忘的是，今年春節前夕，父親病情日趨加重，陳昌本等中國作協領導來家慰問，他在床榻前告訴父親，作協已決定将《李自成》作為十部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向建國五十周年獻禮。
父親聽後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緩慢地低聲吐出六個字：“功勞是大家的。
”這是父親的肺腑之言。
因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創作歲月中，曾先後得到毛澤東。
鄧小這是平等中央和各級領導同志的巨大關懷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過了艱難歲月，使《李自成》創作得以繼續下去，成為“十年浩劫”及其後百廢待興中最幸運的老作家。
同時，數十年來，父親也得到許許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和鼎力幫助。
對此，父親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謝的。
例如，1977年開始給父親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錄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