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關燈
小
中
大
；父親生前助手許建輝同志，在父親病後為整理四、五卷書稿，保證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還有張葆辛、劉文田、賴雲峰、杜海波及姜曉燕等同志，也都先後或長或短地在父親身邊工作過，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父親因為《李自成》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結下了不解之緣，建立了作家與出版社非同尋常的親密關系。
尤其是擔任《李自成》第一卷責編的江曉天同志，第二、三卷責編的王維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風暴不時驟起的年代裡，他們不顧個人安危與得失，與“右派”父親通力合作，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幫”粉碎後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過艱辛勞動，又先後出版了第二、三卷。
父親患病後，李向晨和吳曉梅兩位同志繼而擔任了第四、五卷的責任編輯，經過三四百個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兩卷的如期和較高質量出版。
在四、五卷的編輯過程中，俞汝捷、陳浩增。
王維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對四、五卷校樣進行仔細審讀，洪光義、李剛等同志幫助進行終校，這些同志也都為四、五卷的出版花費了不少心血。
父親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達對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隻好代表先父向他們再一次深深緻謝。
在這篇短短的後記裡，我不能不提到與父親患難與共。
相濡以沫近70載的母親。
母親無愧是父親的忠誠伴侶和賢内助。
早在1957年的那場政治風暴中，父親因敢于說真話而被錯劃為“極右派”，母親忍辱負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勵、支持父親将來一定要寫出《李自成》，重新點燃了父親對www.tianyashukU.com未來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親摘掉“右派”帽子後，為保證父親安心創作，解除後顧之憂，毅然辭去她所熱愛的職業教育工作，來到父親身邊，成為家庭主婦；在她花甲之年，學習打字，用已遲鈍的雙手，起早貪黑，用老式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為父親敲打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書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風正盛時，是母親與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風險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樓頂的隔層中，而免遭劫難。
直到七年前母親突發中風，操勞辛苦了一輩子才算得以“休息”。
父親患病前，每日都不時來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癱瘓失語的母親的手，常常含着眼淚深情地對兒孫們說，一定要侍候好你們的母親、奶奶，沒有你們的母親、奶奶，就不會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會有《李自成》……有時候，竟像孩子一樣失聲痛哭。
父親有這樣一位伴侶，我有這樣一位母親，怎麼不令人肅然起敬。
如果說《李自成》為祖國的文學事業樹起了一座豐碑，那麼碑上應該有許許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應該镌刻上我母親的名字：王梅彩。
父親生前雖然沒有能夠看到他為之嘔心瀝血17年的《李自成》四、五卷的出版，沒有看到他在文學園地辛勤耕耘70載的成果－－《姚雪垠書系》20卷的同時問世，并帶着未能實現的《天京悲劇》、《大江流日夜》等創作宏願，無限遺憾地匆匆遠行。
但一位滿頭銀發、雙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蕩。
樂觀自信，甚至帶有幾分童真的“文學老兵”，一位飽經風雨坎坷、人生磨難，但始終如一地充滿火一樣的創作激情、頑強不息地獻身祖國的文學事業，執著不懈地攀登一座又一座文學藝術巅峰的老人身影，将永遠地、深深地留存在他的兒孫、親朋好友和廣大中外讀者的心目中。
父親如果九泉有知，對此應該感到欣慰。
姚海天 1999．6．27
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父親因為《李自成》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結下了不解之緣，建立了作家與出版社非同尋常的親密關系。
尤其是擔任《李自成》第一卷責編的江曉天同志，第二、三卷責編的王維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風暴不時驟起的年代裡，他們不顧個人安危與得失，與“右派”父親通力合作，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幫”粉碎後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過艱辛勞動，又先後出版了第二、三卷。
父親患病後，李向晨和吳曉梅兩位同志繼而擔任了第四、五卷的責任編輯，經過三四百個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兩卷的如期和較高質量出版。
在四、五卷的編輯過程中，俞汝捷、陳浩增。
王維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對四、五卷校樣進行仔細審讀，洪光義、李剛等同志幫助進行終校，這些同志也都為四、五卷的出版花費了不少心血。
父親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達對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隻好代表先父向他們再一次深深緻謝。
在這篇短短的後記裡，我不能不提到與父親患難與共。
相濡以沫近70載的母親。
母親無愧是父親的忠誠伴侶和賢内助。
早在1957年的那場政治風暴中，父親因敢于說真話而被錯劃為“極右派”，母親忍辱負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勵、支持父親将來一定要寫出《李自成》，重新點燃了父親對www.tianyashukU.com未來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親摘掉“右派”帽子後，為保證父親安心創作，解除後顧之憂，毅然辭去她所熱愛的職業教育工作，來到父親身邊，成為家庭主婦；在她花甲之年，學習打字，用已遲鈍的雙手，起早貪黑，用老式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為父親敲打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書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風正盛時，是母親與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風險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樓頂的隔層中，而免遭劫難。
直到七年前母親突發中風，操勞辛苦了一輩子才算得以“休息”。
父親患病前，每日都不時來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癱瘓失語的母親的手，常常含着眼淚深情地對兒孫們說，一定要侍候好你們的母親、奶奶，沒有你們的母親、奶奶，就不會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會有《李自成》……有時候，竟像孩子一樣失聲痛哭。
父親有這樣一位伴侶，我有這樣一位母親，怎麼不令人肅然起敬。
如果說《李自成》為祖國的文學事業樹起了一座豐碑，那麼碑上應該有許許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應該镌刻上我母親的名字：王梅彩。
父親生前雖然沒有能夠看到他為之嘔心瀝血17年的《李自成》四、五卷的出版，沒有看到他在文學園地辛勤耕耘70載的成果－－《姚雪垠書系》20卷的同時問世，并帶着未能實現的《天京悲劇》、《大江流日夜》等創作宏願，無限遺憾地匆匆遠行。
但一位滿頭銀發、雙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蕩。
樂觀自信，甚至帶有幾分童真的“文學老兵”，一位飽經風雨坎坷、人生磨難，但始終如一地充滿火一樣的創作激情、頑強不息地獻身祖國的文學事業，執著不懈地攀登一座又一座文學藝術巅峰的老人身影，将永遠地、深深地留存在他的兒孫、親朋好友和廣大中外讀者的心目中。
父親如果九泉有知，對此應該感到欣慰。
姚海天 1999．6．27